一，尼亚孜.艾力
　　 生活在阿克苏，和维吾尔人打交道是必然的。有同事、有朋友、有大街上素不相识的，交往交流是难免的。最熟悉的是同事尼亚孜.艾力了。我们2001年一同进入艺术中心，一起工作了14年，交往了14年。14年来，我们兄弟般的照应着、配合着、工作着、来往着。他的突然离世，给我打击很大，觉得生命的脆弱，如同睁眼闭眼的瞬间就决定了。回首往事，总让我满含热泪。这种兄弟之情，只有离开了，才觉得如此珍贵，珍贵的无所搁置。在梦里，在工作的空间里，处处都有他的影子。
　　 70年代初，他赶着毛驴车，到处放着露天电影。后来调至地区电影公司，检片、发行，样样精通。他的一口流利的汉语，总让我佩服。一手潇洒的汉字，谁也不会把他和一个小学毕业生联系在一起。他直言不讳，得罪了许多人，后来被买断了工龄，才有缘和我工作在一起。他一共写过9次入党申请书，到42岁才加入了党组织，我有幸成了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平时的点点滴滴，成了我签写介绍人的意见，成了我向党组织汇报的具体材料。他爱党、爱单位、爱同事，在维汉同事中有很高的威信。
　　 2010年春，他接受组织安排，去了新和县的一个偏僻的乡村驻队。他的爱人刚做完手术不久，他接到通知二话没说就去报道，家里请了他的小姨子来照顾着他的爱人。后来，我和单位领导去了他驻队的地方，亲眼见了他所做的工作。四条新修的乡间大路，铺满了石子，几户没有拉上电的人家，终于有了光明。给没法取暖的贫困户争取到了煤炭……
　　 这就是一个普通党员所做的一切。而我看着一个偌大的队部，几间简陋的房子，一个取暖的煤炭炉，做饭吃饭都成了问题，换做我能待多久？回来后我曾在电话里问他：“尼哥，你是怎么过的？”他先是：“呵呵”的笑着，最后说：“刚来的几天，我在院子里数星星，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说的轻松，可语气是深沉的。
　　 一年后他回到了单位。当时正在上马数字电影，他主动辞去了部门负责人，甘愿做了我的助手。他对我的支持，总是在点点滴滴中，记得几个维吾尔观众急着要入场，我说：“我不能放你们进去，上一场还没结束。”一个男的抓住我说的一个“放”字，大做文章。说把他们当成了动物一样。吵的不可开交，尼哥赶了过来，用维语给他们解释了半天，才算平息了争吵。尴尬的我只用感激的目光注视着他。
　　 记得第一次去他家做客，嫂子准备了手抓羊肉，还有抓饭。各类干果摆满了茶几。对于嫂子的热情，我很是感激。一口一个“嫂子”地叫着。怎么觉得嫂子的脸色慢慢地有了难看。后来才知是嫂子误以为我把她叫成了“勺子”。尼哥给她做了解释。等我再叫她嫂子的时候，她会一声接着一声地应着，还把这次误会当成了一个笑话……
　　 到了2014年的春天，尼哥又接到了组织的安排，要到一个叫哈拉塔镇的地方去驻队了。当时他的不到3岁的孙子还带在他的身边，为了下队，孙子被送到了乌鲁木齐的儿媳妇身边了。就在这次下队，具体地说在3月12日的下午，就成了他离开人世的祭日。
　　 再有三年，他该退休了。说好了的，等他退休，我们去红旗坡农场他的老宅，吃烤肉、喝酒、打牌，看他养的鸽子……
　　 这些承诺成了谎言，成了阴阳之隔的无法兑现的谎言。他的离去，突然到了极点。上午还看到他的背影，看到他去哈拉塔镇的背影。到了旁晚。噩耗传来，本想着和汉族人一样，总有个灵堂。我想以汉族人祭拜方式一样，跪拜灵堂之上，为我的大哥送行。然而，最后的一面也未见到。穆斯林的葬礼对于我来说有些残忍了，让我无法为他送行，墓地在哪里？他是怎样地躺入墓地的，我无法知晓。只是一个劲儿地想着他的模样，被病魔夺取生命时，变得如何？
　　 当嫂子拉着我的手，撕心裂肺地哭诉着。我的心也被撕碎了似的，无法用言语安慰了，只是一声又一声的叫着“嫂子，嫂子……”
　　 尼哥走了，过了三天，我大病一场。心里堵得慌，后来查出属于焦虑症，焦虑什么呢？焦虑生命脆弱，人生短暂，还是无助的无助？后来终于走出来了。走出来了，对于逝者的缅怀，不再是恐惧，不再是钻进牛角的那部分了。
　　 尼哥走了，对于亲人对于朋友，都是一大损失。
　　 他养在房子里的小鸟还在笼子里不停地叫着。嫂子说，是尼哥买给他孙子的。本有的天伦之乐就这样结束了。而我还活着，活着能做的只有怀念罢了！
　　
　　 二，一个维吾尔大爷和一个残疾青年
　　 有些人见一面，叫人难以忘记。
　　 那是“七。五”事件后的初冬，天气较冷。天空中飘着细雪，落到地面，融化了，到了旁晚路面结了层薄薄的冰。朋友开车送我回王三街的房子。路过十字路口，朋友慢慢地等着红绿灯，慢慢地踩着油门，就在右转的刹那间，车子外有了响声。朋友急刹车，我们跳下车门，右侧的马路边，一个维吾尔大爷和他的三轮车倒在了后车轮子旁。我和朋友急着扶起大爷，问他有事没事。他不顾回话，只身弯下捡着掉在地上没有摔烂的鸡蛋。
　　 两分钟不到，行走的、烤肉的、打馕的、摆摊的、修鞋补胎的……全围了过来。
　　 密密匝匝一个圈。我，朋友，还有老人围在其中。我和朋友一个劲儿想扶起老人，看他伤在了那里，有必要送医院吗？老人心里只关心着他的鸡蛋。一次又一次地推开了我们。围观者有喊着生硬的汉语的，还有喊着维语的。大概是我们撞了人，像罪犯，像罪大恶极的坏人，他们骂的话不堪入耳，可惜大都是听不懂的。我们两个真像犯了罪似的，不知所措。好在朋友见老人疼惜他的鸡蛋，帮着在人群中捡了起来。我也蹲着从破了的鸡蛋里摸出了几颗囫囵的往老人的篮子里塞着。就在那时，人群的怒吼声越来越大。似乎我们只关心鸡蛋，不关心老人的健康了。好像捡了鸡蛋，哄着老人无事了似的。不知是谁带头向我们投来了鸡蛋。顷刻，鸡蛋像冰雹，撒落在我们的头上，身上，蛋黄蛋清粘连着，从头顶落到脚底。大爷见状，急忙拉起我俩护在他的身下：“忙咹！忙咹！”地喊着。
　　 直到警察到场，人群才被解散。看到大爷的白花帽上，白白的胡须上，沾满了蛋清和蛋黄，衣衫的后背上还沾着几颗破碎的蛋壳。
　　 警察调解时，大爷一手捋着胡须上的蛋黄和蛋清，一手掐算着：“鸡蛋嘛，200个，一个嘛7毛5，哈马斯150。我的普鲁150。鸡蛋嘛，哈马斯两个巴郎子的。”
　　 没等警察说话，我和朋友递了眼色。朋友掏出500元塞进了老人怀里。老人接了钱，又抽出几张：“曼的150，你的普鲁……”见大爷要找钱，我和朋友急急地钻进了车门，并关上了车窗。
　　 车子起动了。大爷手里拿着钱追赶着：“普鲁！普鲁！你的普鲁!”
　　 几年过去了，每当路过王三街的十字路口，就会想起被鸡蛋袭击的情景，尽管是寒冬，有大爷的庇护，心里暖暖的。钱又能说明什么呢？白胡须的维吾尔大爷，至今没有见到过，或许他还健在，或许他已躺进了一个不知名的“凯布赖斯”（墓地）了。大街上还有许许多多的白胡须大爷，见到他们慈祥的目光，犹如见到了那位大爷似的，总让我敬仰！
　　 至于怕哈提一个残疾青年，纯属于路遇，我们却成了要好的朋友。一次下班，路过卡坡，见一位残疾青年坐着手摇三轮车吃力地往上爬。我搁了自行车在路边。帮他推上了卡坡，在他满嘴的“热合曼提”声中，我们做了辞别。
　　 后来的日子，我去了新华书店附近的一家修鞋店。刚一进门，就听到有人和我打招呼，仔细看去，是他，那个残疾的青年。对于我的到来，他很是热情，还用维语给他的同伴说了些什么。显然，他的同伴立马和我热情了许多。等鞋子修完。他拒收修理费。临出门，我还是把5元钱塞进了他的衣兜里。说好了的，不要钱，我就不来了！他就不再推辞了。这次我才知道了他的名字---怕哈提。
　　 对于他，我一眼能够认出来，是不奇怪的。而我，他能够记得，真有些费解了，只是做了那么点小事。后来，听说怕哈提去了青岛继续着修鞋的营生。而我习惯了，总去他呆过的店里。他的同伴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一茬又一茬地结识着他们，一样地温暖。
　　 我不再强迫自己一定非要掌握了语言和人家交流，也不再羡慕那些用流利的语言和维吾尔人交流的汉族朋友。我懂了，交流的方式很多，只要是用心的，一个眼神，或一个简单的动作，可以达到目的。当然一些简单的，日常需要的，还要掌握一些。不然，会发生许多尴尬的局面。
　　 柳振师于2015年7月三次改稿。新疆阿克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