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国成语故事中有位“叶公”，他非常喜欢龙。当然，这里的“叶”字应读为“she”。“叶公好龙”语出汉代刘向的《新序·杂事五》：“叶公子高好龙，钩以写龙，凿以写龙，屋室雕文以写龙。于是天龙闻而下之，窥头于牖，施尾于堂。叶公见之，弃而还走，失其魂魄，五色无主。是叶公非好龙也，好夫似龙而非龙者也。”这个成语常用来比喻自称爱好某种事物，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爱好。也形容一个人说的和做的差距很大，前后不一。
　　 如果认真地追溯和考证起来，“叶公好龙”这一成语原本并非贬义，它是用来赞扬叶公画的龙的。叶公是历史上一位乐善好施、政绩辉煌的了不起的人物。所谓的“贬”是历史发展中的阴差阳错，是对叶公的误解和误读。我要说的这位“叶公”，他真的姓叶，是不是历史上叶公的后人有待考证。他名讳一个单字“魁”。叶魁是我高三毕业那年的语文老师，也是我后来一起教书耕耘的同事。叶老师大高个，宽额头，一副大骨架，走起路来气宇轩昂。有一次他穿着黑色的毛呢大褂从外面回来，人们都说他有伟人的风范和气派，但我以为他更像唐代大诗人李白。要说为什么，说来话长，这还得从我和叶老师的认识开始。
　　 那是一九八二年的秋天，我正在乡下一个叫做“节巴草集”的小镇——皮营上高二。开学一段时间之后，那时似乎还没有教师节，大约就在教师节和国庆节之间，县里为了加强普通高中教育，从城里重点高中也就是所谓的“县高中”抽掉一些骨干力量充实到普通高中。叶老师就在抽掉之列。记得当时，初接第一课，叶老师就给我们讲古诗《梦游天姥吟留别》。这是一首李白的游仙诗，它非常能够体现李白的性格和诗风。叶老师说：“学习古诗要反复地朗读和吟咏。书读百遍，其义自见。”为了让我们很好地理解课文，他在范读后又领着我们读。一节课，一篇相对较长的文言课文，我们几乎都快背下来了。我对李白的那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印象尤为深刻。每当读到这句时，叶老师总是先高高地昂起头，然后才缓缓地埋下头去。我们读课文时也都模仿着叶老师的神情和举动。
　　 事不凑巧，叶老师刚给我们上一节课，就被学校调到了高三，接替他的是另一位从城里调入的张同善老师。张老师一张脸又黑又长，为人不苟言笑，态度严谨，风格上与叶老师大相径庭，两人立即形成了鲜明对照。我们私下里都叫张老师为“杜甫”，叫叶老师为“李白”。叶老师为人性格开朗，豪放洒脱，不拘小节。字如其人，他的字写得大而散，他写自己的名字，一个“魁”字，“鬼”和“斗”离得很远，完全就像两个字。同事都喊他“叶鬼斗”，他笑笑说：“我当作‘鬼’被斗了大半辈子，还喊我‘鬼斗’，看来我这辈子离不开‘鬼’了，我要给‘小鬼子’斗一辈子！”叶老师思维敏捷，这“鬼斗”和“斗鬼”在他嘴里就这么轻巧地一颠倒，他变作了“人”，别人却变作了“鬼”。
　　 说是说笑是笑，联系叶老师的一生，这“魁”字倒还是真有些讲究。“魁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文曲星。叶老师文才很高，不到十八岁就小有名气，成了中原有名的作家。可文革中被打成了“右派”，据说是当时年龄最小的“右派”之一。这世上的事有时真的很难说。按道理讲，“文革”是“文化大革命”的简称，有文才有文化才对，可这年轻的作家怎么会成为“右派”呢？这就不得不说到叶老师的出身。叶老师出身名门，老家就是沙河南岸商水邓城的叶氏庄园。邓城是三国名将邓艾当年屯兵的地方。叶氏庄园现在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周口文化系列旅游的景点之一。叶老师一脉正是叶氏嫡传。而当年叶家为大地主，后人中又有旅居海外的，叶老师受到了牵连；再加之他才高遭疾，在那样一个特殊时代，被错划为“右派”，便是必然的了。
　　 可谁能料到，政治风暴会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顶不大不小的“右派”帽子，叶老师一戴就是十几年。十几年的风霜雨雪，十几年的艰苦跋涉，叶老师完成了人生的历练和心理的蜕变，可他仍是孑然一身。每当提及这段经历，叶老师总是微微一笑。记得有一次，我们问他苦不苦，叶老师想想说：“有苦，也有甜。就说旅游吧，不是一样吗？累是累了点，倒也自由快活。只不过那时不叫旅游。”有个学生接着说：“叫‘云游’吧？”叶老师笑笑。“不对，‘云游’是说和尚的。”有人插嘴。叶老师接过话茬说：“一个人，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还真有些‘云游’的味道。可当时不叫‘云游’，而叫做‘流窜’！”那个学生似乎明白了，点点头说：“嗯，是盲流！”
　　 叶老师前半生犹如一叶浮萍，随波逐流，四处漂荡，直到不惑之年，才右派平反，可大好的青春都被白白地葬送了。他深有感触地说：“我算真正理解了啥是生不逢时，一个时代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我要抓住这后半生做点事。”工作落实之后，叶老师很快组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他说：“时不我待，一切都不能等了！”叶老师夫人姓张，比他小十多岁，是镇上小学的英语老师，个儿不高，胖胖的，说话慢声细语，为人很温和，看得出叶老师对这桩婚姻还是满意的。他之所以从城里来到小镇，这爱情的力量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吧。
　　 两人婚后生有一女，起个名字叫“叶嘉如”。叶老师初去皮营高中的时候，女儿还在襁褓之中。每当叶老师唤她“嘉如、嘉如”的时候，我还以为是“贾鲁”——我家乡的一条河的名字。记得当时，张老师还在哺乳期，他们一家就住在学校最前面那排出厦房的最西头。房子是新建的，一家人住进去，虽不算宽敞，但这显然带有照顾的意思了。叶老师为人也很知足。他说：“啥苦日子都熬过来了，这出厦房挺好的，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家具，两个柜子一挡，分隔个里外间不就可以了吗？”学校在出厦走廊的尽头很少走人的地方又搭了间简易房，算是个生火的地方。
　　 叶老师的居处，我曾去过两次。门口靠右，窗下是一张写字台，也是张老师的梳妆台；挨着写字台贴墙是一架简易书橱，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摆满了书。再往里，左右两边对着的是一套单人和双人沙发，中间偏右是一张淡黄色的木制茶几。茶几上放有几个大小不一的茶具，全装在一个红色带金鱼图案的托盘里。靠茶几的北头是一溜柜子组成的照壁，柜子门一律朝里，柜子上贴有花花绿绿的儿童识字图片和英文字母，再里面就是休息的地方。通道上悬挂着一方绣花的白色布帘，最上面似乎还飘着几个黄红色的塑料气球。挤是挤了些，但明显具有家的氛围。
　　 叶老师上课很少给我们讲课文，他总是让我们反复读、自己背。有时讲些，看起来似乎也与课本关系不大。叶老师说：“语文就是语言，语言来自生活。”记得有一次，他给我们讲生活中的语言现象。他说：“不要轻视那些体力劳动者，他们照样能够创造词汇。你像乡村泥瓦匠使用的那个家伙，就很有意思，‘泥抹’不就是‘抹泥’吗？大家想一想，生活中还有没有之类的词汇？”一个学生看到了窗台上缸子里的牙刷，就说“牙刷刷牙”。叶老师当即表扬他，善于观察和发现。同学们觉得很有趣，于是就开动脑劲主动地思考。有学生说“黑板擦擦黑板”，还有学生说“算盘盘算”、“耕牛牛耕”……
　　 一时间，大家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突然有个学生说：“老叶叶老。”这一下教室里炸开了锅，笑倒一片。那个学生知道是自己的鲁莽，红着脸低下头，等待老师批评。叶老师看场面混乱，也不作声，等大家笑够了，觉得自己笑着没趣了，才态度庄重地说：“这位学生说的，形式上确实是词语的颠倒，可意义上不符合我们的要求。‘老叶’和‘叶老’虽然都是指姓叶的年龄大的同志，但‘老叶’是一般的称呼，像我就可以这样称；而‘叶老’是指德高望重的叶氏人，像被毛泽东称赞的‘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同志，北伐名将皖南事变中的叶挺将军。这位学生的说法，倒是提醒我们，学语言也不能只注意形式，而更应该注重内容。”
　　 叶老师平时上课，总是给我们抄写一些名诗名句要求我们背诵，可那时候高考还没有考这一项。初开始我有些不理解，只是跟着抄，抽时间背。叶老师还把写同一样事物的诗词名句整合在一起，以强化我们的记忆。可时间一长，容易混淆，譬如写长江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等等。不过，等过了一段时间，我慢慢地养成了习惯，觉得古诗词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读起来真带劲，心里面美滋滋的。
　　 在叶老师很少的课文讲解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他以实物做参照，以加强我们的理解。记得高中教材中有一篇叶圣陶先生的《景泰蓝的制作》，现在我还记得有六道工序，其中“掐丝”一段最为精细，凭想象是很难理解的，叶老师就拿出他收藏的一个“景泰蓝”小壶，让我们传着看，然后紧贴课文，一句一句地欣赏品味“叶老”的语言，没想到这种实物教学法，最终事半功倍。老师教得轻松，我们学得也轻松。当时，我们都爱上叶老师的课，感觉他的课堂不但语言幽默风趣，而且举重若轻，觉得多难理解的东西，到他那里就好像势如破竹、游刃有余。
　　 我尤其喜欢上叶老师的作文课。初写作文的时候，他先让同学们出题，他来口头作文；无论大家出题怎样的刁钻古怪，他都出口成章，对答如流。我便心悦诚服、兴味十足地向他请教，叶老师说：“这其实并不难，关键是打开自己的话匣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学着把自己的生活写出来，把自己真切的体会和真实的感受谈出来，然后再讲些事情的先后，观点材料的一致，语言怎么说更有意思，也就拜拜了。”叶老师好给我们讲《三国演义》，他特别喜欢关羽。他讲关羽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简直是眉飞色舞；他有时也讲华容道，也讲败走麦城，那气象就如换了一个人一样。他曾经即兴为关羽写了一首七律，因为时间的久远，我只记住了其中我最喜欢的两句：“马驰五关萧萧勇，魄落麦城瑟瑟风。”
　　 那一年高考，语文一百二十分，我只考了八十一分。当老师的“真传”面对一道道选择题的时候，我没有用得上，我让老师失望了，我只上了本市的一所师专。不过因为叶老师的原因，我选择了中文。三年，弹指一挥间，我大学的学习生活过去了，毕业后我又回到了母校教书，和我那敬爱的叶老师成了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初登讲台，我虽有满腔的热情和使不完的劲，可面对一篇课文该讲什么，如何讲以及怎样处理课内课外的关系感到“一头雾水”。我就向叶老师请教，叶老师说：“学习最重要的是激发学生兴趣，挖掘学生的潜能。至于课文无需讲得太多，可以先让学生反复读，你也读，发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按照叶老师的教诲，我很快适应了课堂，赢得了学生的好评。
　　 叶老师说：“语文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听说读写，抓住了听说读写，也就抓住了学习语言的关键。”叶老师还说：“‘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课堂上要想法撬开学生的嘴巴，让他们想说敢说，大胆地说。‘说’是一种沟通，只有多交流，你才会发现学生的思想和生活。至于作文，也可以先让学生口头作文，培养学生写日记的习惯。”受叶老师的影响和鼓励，我们几个年轻人组织了一个学生文学社团。叶老师亲自给我们文学社取名为“逐鹿”，他说：“我们地处中原，古代有‘逐鹿中原’的说法，况且‘鹿死谁手，还未可知？’对年轻学生也是一种鼓舞和激励。”我说：“这名字是不是太大？”叶老师说：“干啥事都讲个志气勇气和豪气，大一点也没什么。”
　　 说了就干，我们首先在一二年级做了宣传和动员，你别说，学生热情还很高，当时报名参加的就有五十多人。我们先让学生填一张个人情况登记表，要求每人给自己起一个笔名。“逐鹿文学社”就这样办了起来。叶老师说：“既然办了，就要有社刊，给学生一个发表和展示的空间。”我当时负责着校团委的工作，那时的印刷还是先用铁笔钢板将要印的东西刻在蜡纸上，然后像过筛子一样地用手轮蘸着油墨一张一张地推，是一项耗时又费力的事。不过，社团的几个骨干并不嫌劳累和麻烦。当时的社长就是我们班的班长，名叫理伟东，一米八多的个儿，篮球打得很好，在学生中威信很高，他还物色了两名学绘画的同学做美工和设计。让我没想到是，叶老师为此事还专门进了一趟城，请当时的县文联主席刘登龙先生题写了逐鹿文学社的社刊《逐鹿》两字。据叶老师说，刘先生很是支持，不同规格样式他不厌其烦地都写了三张备选。
　　 《逐鹿》创刊后，大家的热情更高，稿件多如雪片，落后的工艺远远满足不了形式的发展。叶老师说：“既然大家动起来了，咱不如鼓动学生办‘手抄报’，这样即解决了印刷的问题，又让大家的作品有展示的地方。我们只需过一段时间在校园里张贴出来，搞个手抄报评比活动，给学生点鼓励。”我看可行，便把叶老师的想法和要求讲了下去。这一干，还真干出了些成绩。等到《逐鹿》印刷第五期的时候，社团成员每人手中的手抄报已厚厚的一沓，我们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胜奖，颁发了有校团委印章的奖状和奖品。说起来，奖品也就是一个塑料皮本本，同学们都很高兴。叶老师还将五期《逐鹿》订在一起，搞个合订本，又从多期手抄报中精选一些质量相对较高的，送给了县文联。我如法炮制，也将我们的心血与汗水展示给了团县委，受到了两个部门领导的高度评价和赞扬。县教育局得知后，还专题发了一期简报，号召全县中小学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