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稍一思索就充满了忧伤和灰暗的绝望。
　　 而现在,死更是多么的富丽，在午夜里溘然魂离人间。
　　 --JohnKeats
　　
　　
　　 我听说他的时候，他是一所农村中学的历史老师，曾经教过数学。在那个师资匮乏的地方，每个老师似乎都是全能型，教过好几门科目。不管你会不会教，教得好不好，死马当活马医，先应付应付再说。
　　 大家都说他神经有问题，但却从未去诊断有没有患神经病。我所知道的是，大家是对他敬而远之的。学生们课上课下都不和他交流，不是不和他交流，其实是不敢。在办公室里，只要有他的时候，几乎都是鸦雀无声的。每个人都想说话，但每个人都像顶着政治高压一样，不自觉地做起了“闷油瓶”。
　　 为什么大家怕他呢？听说好几年前，他曾经拿着又粗又大的巨型木质螺丝刀追堵校长。原因是学校历史科目缺老师，不再让他担任数学老师了，而是“转专业”——教历史。这一下他可真不干了！他觉得，这不是在埋没我的才华吗！粗硬的短发此刻竟像竖起来一般，眼眶迸裂，恨得牙痒痒。极度的愤怒使他失去了理智，或许在人们的眼里，他是没有理智可言的。于是他抡起了螺丝刀，往老旧的摩托车篮子狠狠一砸，疯狂地转动摩托车手柄的调速器，用脚重重地踹油门，风驰电掣地往学校攻去。
　　 凛冽的寒风扑向他的红脸，此刻不是寒风使他冻得发红，而是多年的隐忍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得热血沸腾。寒风无情地侵袭着他的身躯，仿佛也在阻挡他的前行，然而他暗黄的夹克拉链总是略显俗气地紧紧拉到脖子根部，他并不感觉到冷。可是他那不被寒风吹扰的背部却感到阵阵寒意。一缕夕阳残照衬着红彤彤的火烧云射入他的眼帘，好像一股熊熊的怒火在燃烧。
　　 那是傍晚上自习的时间，校园里一片静寂，没有朗朗的读书声，就像坟堆一样的死寂。可能，书堆才真正是青春的坟墓。
　　 室内有摊开了书假装把眼睛盯住课本的老师和学生。打盹的，闲聊的，发呆的。没有人目睹前一刻室外发生了什么。只是一阵惊叫划破了这不正常的安谧。随后一阵玻璃碎落的清脆却渗人的响声惊醒了大家，令人毛骨悚然。众人惊愕，半晌，剩下的是从外面传来的不断却又不堪的咒骂声。闻讯跑出来的有老师和学生，还有姗姗来迟而睡眼惺忪的一个衰老的保安。现场是混乱的，却又是有序的。只见破旧的行政楼前一辆半新的小轿车车头和车门微微地凹陷了进去，或许是这样并没有让破坏的人解气，于是右侧车窗的玻璃碎了一地。这是狼藉而混乱的现场。但看热闹的老师和学生，包括年老的保安和学校领导们都出奇地默契，纷纷自觉地站在行政楼下方，摩肩接踵，十分拥挤，始终没人敢越雷池一步，向历史老师方向移动。又显得十分整齐，富有秩序。校长脸色苍白，或许是被他的行为唬住了，但随即满脸通红，愤怒到了极点。校长向人群张望着，象是在寻找着什么，最后，他把目光瞟向老保安，想说什么，可又立马黯淡地转过头去，垂下来微微扬起的手。而此时的历史老师，竟没有像斗胜的大公鸡一样趾高气扬，而是面对着前来看热闹的人群，通红着脸，目光游离，显得有些窘迫。他在想，我是否能够赔得起那辆车的修理费呢？可我要是就这样认怂了，岂不是显得我很没出息，更加好欺负了？一时间，两人竟愣在那里。好像是对峙着，但一个目光阴郁，一个眼神迷离。周围依然静极了，人群霎时屏住呼吸，注视着两人。
　　 “把学生都带进教室里去！”突然，一直躲在人群最后面的教务主任一声大嚷，打破持续已久的死寂。“就是你！你也脱不了干系！一定是你们两个背地里商量好，让我去教历史的！”边说着，历史老师就又红了眼，像挣脱牢笼的野兽般疯狂地向拥挤的人群扑来。众人四散逃离，臃肿肥胖的教务主任在危急关头激发了自身的潜能，一个箭步飞跃，立马闪进一间办公室，迅速把门锁上，背靠着门板，耷拉脑袋，手“扶”着胸部，大口地喘着粗气。历史老师不停地用拳头捶打门板，嘴里骂骂咧咧。学生们极不情愿地被老师赶回教室，三步一回头，好像十分不舍。末了，趁老师不注意，不时地偷偷把眼光瞟向窗外，靠窗的同学甚至把头伸出窗外，担心错过什么好戏。校长也早已趁乱不动声色地小跑进了自己的办公室，好几次拧动手把，细致地检查门是不是锁好了。屋外，历史老师或许是累了，他停止捶打门板，变成用脚踹门了。时而双手叉腰，时而象是在发表战前演讲般，情绪激昂，手舞足蹈。唯一不变的是，他始终不停地高声问候教务主任的八辈祖宗……
　　 后来的事，就没有人知道了。只知道后来他还是去教了历史，而学生们也很长时间都没有看到行政楼前有停泊的车辆了。他终究还是没有赔偿修车的费用。
　　 学生们纳闷了，为什么他能够一直在学校教书呢？最多也就是教的科目被调整了一下而已。原来是，没有人敢冒着生命的危险开除他。其实他也是真的有才华的，至少他对自己是这样评价的，并毫不掩饰地成天溢于言表。只要学生有不乖，他就会十分不屑地说：“哼，陈景润都来不及证明的‘1+2’都被我证明出来了，只是中央还没承认而已，要是承认了，你大爷我才没在鸟你这什么破××中学，谁还在鸟你们这群破学生！我早就到中科院享受去了！”“1+2”？1+2”不就是等于3吗？还证什么证？中科院是什么？这么很好混啊!初中的孩子不懂得什么是世界难题“1+2”，也不懂得中科院具体是在干啥的，只是纷纷起哄，“老师你这么牛，赶紧把那啥‘1+2’拿来我们闻一下香不香，到了中科院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们喔！”终于有一天，他把他的大作——验证“1+2”的论文拿到教室，把第一张传给前排的学生，自己迈开八字腿，腆起肚子，双手在胸前交叉，十分满足地眯起双眼。象是在欣赏美妙的音乐似的，不停地摇头晃脑，陶醉其中。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前排同学一阵哄抢，但抢到的人只是上下左右前前后后地扭动纸张，没人看得懂那像天书一般的数学符号和像小蝌蚪一样让人昏昏欲睡的数字。只是看到纸张上面的中部印着他的名字，看着还真象是那么一回事。一分钟不到，他着急了，担心学生们粗手笨脚地把论文弄皱了，赶紧抢了过来，不停地抚平它，嘴里絮絮叨叨：“你们这群猴孩子，什么都不懂，根本不知道我为了这个付出多少……”一阵寒风吹开了破烂的退了漆露出油腻的木纹的半掩着的怎么也关不紧的门扉向他袭来，他紧了紧脖子上的拉链，把外套的衣领向上提了提。其实他一直都把拉链拉到脖子根部，依旧是那件暗黄的夹克。
　　 后来他一直在那所中学教历史，一直教初二，又教了十多年。
　　 他成了学生们口中的“大神”，因为哪个知识点在教材第几页，甚至第几行，他都能准确无误地说出来。他讲课的时候总是站在自己写的粉笔字右侧，永远是左手拿着黑板擦，右手像夹香烟似的夹着半截粉笔，笔走龙蛇地在黑板上“涂鸦”，紧接着立马擦去，进行新一轮的“创作”。他上课前黑板上总是没有字，上完课后黑板上依旧没有字，只有一层厚厚的粉笔灰涂满了整块黑板。他总是侧着身子，望向讲台左边的窗户，拿着黑板擦的手举在腰间，拿着粉笔的手敲打着刚写完的板书，抬着头，时不时翻着白眼，嘴里滔滔不绝地说着让人听不清的话，像极了学生们在背课文卡壳时的样子。好像自己就是把课本上的内容对着窗户背一遍。显得发白的棕色老式西装裤左边膝盖上方的裤管永远有一片白白的经过拍打后的粉笔灰。迎面而来的风吹乱他蓬松的神似樱桃小丸子造型的短发，隐隐可见额上的中分线。他腾不出手去整理满头乱发，只好皱了皱眉头，继续“背书”。自习的时候仍然没有同学问他问题。终于，一个同学鼓足勇气问了他一道习题，他双手背在后面，躬下身子看了几眼习题，便抬起头向前方张望，翻了翻白眼，略加思索，用右手食指敲了敲桌上的书，便说：“这是1661年郑成功从葡萄牙手中收回台湾，噢不，是荷兰。在课本第×页，翻一下就知道。”他也不再看学生，低着头，依旧背着双手，慢慢地踱走了。时不时翻了翻白眼，象是在喃喃自语地说：“两牙（西班牙、葡萄牙），到底干了什么呢？”
　　 但是从那之后那位同学再也不问他问题了，因为历史老师身上的大衣味呛得那同学只好偷偷用左手掩住了鼻子，右手轻轻地在脸前扇了扇，巴望着历史老师赶紧离开，压根就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
　　 至于为什么在大家眼里他是异类，人们对他“惧而远之”呢？我只听过一个小道消息。据说在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娶了老婆还生了个儿子。但没过多久，频繁的争吵取代了原本的甜蜜。在农村中学教书那少得可怜的工资根本无法负担得起全家包括老人的费用，再加上他埋头数学探索，为了“1+2”而近乎疯狂，基本上断绝了人事交际，甚至对妻儿也有所忽略。终于，他听说了妻子在外面有男人了。也不算是听说的，只是邻居们早已议论纷纷，唾沫星子满天飞，他只是路过，碰巧听到而已。后来，听说他把妻子打了个半死，真的是差点死了。骂骂咧咧的声音就是充斥生活的主旋律，依旧在他家里此起彼伏。可再也不是争吵了，变成了独角戏，因为他的妻子已经没有力气和他吵架了。不久，据说她的妻子上吊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妻子死了没有，因为没有葬礼。总之，往后的十多年里，再也没有人见过他的妻子。也没有人敢问。
　　 酗酒，昏睡，遇到人就吵架。很长一阵子他都沉溺其中。渐渐地，他仇视一切。也是如此，没有人敢主动和他说话。偶尔哪个人躲闪不及，碰巧被他逮住问几句，那个人也必定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身子在不自觉地往后躲。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小孩怎么了，他从未提起。甚至在他嘴里，从未有过“家”这个词。
　　 我也不知道，现在的他，还活着吗？
　　 我只知道，“1+2”到现在还没有被人成功验证过。没有他的消息。
　　 后来，我曾经听到过资深媒体人王凯这样说：在我们身边，总有许多人，自己没有枣树，老是琢磨着怂恿你砍了枣树，唯一的希望就是让你过得和他们一样，别人的平庸就是自己最大的安全。只要出现异类，有和自己不一样的人，那人就是病人，就是不安全。为此呢，他会千方百计地折腾你、逼迫你。有的时候闲言碎语，有的时候飞短流长。难怪会有人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病”。仔细想想，真的很有道理，“在一个物质旺盛、精神枯萎的年代，每个人都是病人，包括我们自己”。
　　 正常人和变态，异性恋和同性恋，做的事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