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国家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结束的第二年1977年的大年初一出生的。从小到大，人们都说我有福气，生在了大年初一，小时候我不懂这些，现在我觉得自己就是有福气，生在了好社会，而且在我童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走上了改革开放之路，我度过了非常快乐的、无忧无虑的童年。
　　 从记事起，我就是哥哥的小尾巴，不论哥哥去哪里玩，我都要跟上，夏天去河里捉鱼，烤火吃鱼虾，在树林里采蘑菇；冬天去河里滑冰，在树林里玩捉迷藏……为了能跟哥哥去玩，我没少挨哥哥的打骂，因为我是个女孩子，哥哥的同伴都笑话哥哥，并且都叫我是“跟屁虫”。每天能吃到鲜美的鱼虾、能漫山遍野地疯跑……我总是“痴心不改”，哥哥甩也甩不掉我，每天乐颠颠地跟在一群男孩子后面疯跑。
　　 八岁那年，我上小学了。记得是父亲带我去报名的，当时一个老师问我几岁了，会写自己的名字吗？我拿过老师手中的铅笔，在一张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小学生，告知第二天上午八点半来学校分班。
　　 第二天早上，我就一个人去了学校，好多学生已经等在那里了，而且好多都是家长带领着。我被分在了一（三）班，班主任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中年妇女——孟秀梅老师。因为学生多，一年级的教室就一个，正在新盖的教室还没有完工，所以我们一年级三个班是分开上午、下午轮番来上课的。因为是第三个班，就被排到第三天的上午来上课。分开班没事后，我就满心欢喜地回家了。母亲问，没有发新课本吗？我把母亲用碎花布为我做的书包扔到炕上，一边答道“后天去了才发”，一边就跑出了门槛，出去找伙伴玩去了。
　　 第三天上午我到校后，发现所有的小朋友都拿着新课本，就我没有。我颤颤地问老师：“老师，我没有新课本。”“那天不是告你们，下午让家长拿着钱来领新书吗？你的家长就没有来？”我吓得不敢吭声，那天我就觉得人多，熙熙攘攘挺热闹的，就没有注意老师说的话。“今天下午让你家长来一趟学校！”老师严厉地说道。
　　 下午，我和父亲找到了孟老师。老师告知，学校已经没有新课本了，自己去书店买一套吧。告别了老师，父亲领着我去书店买了全套的一年级新课本。虽然我没有听下老师的话，没有领到新课本，可是父亲一句也没有骂我。回到家，母亲用找来的装过洋灰的灰牛皮纸，认真地为我的每一本新书都包上了书皮。父亲坐着小凳子、趴在炕沿上，认真地用钢笔在每一本的书皮上写上了课本名、我的名字和班级。从那时开始，每学期一发下新书，母亲总会为我包好书皮，父亲总是认真给我写好名字，直到我上了初中，父母亲才把这两项任务的“大权”交到我手里。
　　 新书是拿到了，可是每次上数学课，我做题的答案总是和别的同学不一样。我从小就喜欢说话，老师一问答案，我就积极回答，结果我的答案总是错的，我总是纳闷，再仔细算一次，结果还是和同学的不一样。当时我的数学老师是李粉花老师，表面看起来非常严厉，总是绷着脸，不说笑，可是一讲起课来，就满脸的笑容。因为错误，李老师批评我无数次，一次，老师把我叫到黑板上，让我当着她的面做题，看我的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结果，我在黑板上的答案全对，老师就奇怪了。这时，有同学反映，我做的题和他们数学课本上的不一样，虽然是同一道题。李老师拿过我手中的数学课本一看，才发现，课本就不一样。原来我们那一年，学校开始了改革，变原来的小学五年制为六年制，当时也只是县城的东关小学和北关小学先行实验，别的学校还是五年制。我和父亲因为不知道这件事，去了书店就没有说明是六年制的还是五年制的书，直接告人家买一年级的书，人家也没有问，直接拿过一套来，父亲付过钱后，我们就走了。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数学课都是李老师教我们，李老师每节数学课都要表扬我，说我做题慢，但是非常认真，每道题都能做对。她不仅在学习上关心和鼓励我，在生活上还照顾我，让我从小就喜欢学习数学这门功课，我非常感激李老师。直到现在，我和七十多岁的李老师在路上碰面，都要停下来拉拉家常。
　　 小时候最高兴的事情就是晚上去伙伴三艳家看电视。三艳的母亲是李德生大将夫人曹云莲的侄女，父亲在公安局上班，所以家里条件好，而且有一台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三艳的老家在乡下青峪村，为了孩子们上学念书，她家才租房住到我们这里，当时我们这一片就她家有电视机。
　　 每天晚上吃过饭，不等大人放话，我放下碗扭头就跑到了三艳家。每次来到后，她家总是已经坐满了看电视的邻居，大人、小孩，男的、女的，炕上、地下，满满一家人。当时正上演《霍元甲》，看得我们一家人惊心动魄。每晚总是看到时间不早了，我才在母亲的吆喝下，依依不舍地离开三艳家……
　　 三艳的母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最好，一次三艳的父亲去北京出差回来，送给我母亲一把大白兔奶糖，那是我小时候第一次吃到大白兔奶糖，也是我吃得最好的奶糖，那个好吃呀，我终身难忘。
　　 还有件我终身难以忘怀的事情。三艳的大姐——大艳在天津部队当兵留在了天津部队。一次回家探亲，中午放学回家，我从母亲的口中知道后，把书包扔到炕上拔腿就跑到三艳家。只见她家炕上端坐着一个女子，身穿崭新的绿色军装，头戴一顶女式军帽，脸非常白净，看上去既英武又非常漂亮，我的两只眼睛都看傻了。不一会儿，大艳把她的军帽脱下来，放到了炕上。我非常喜欢这顶军帽，就拿起来仔细端详，看着帽子前面正中央的那颗鲜红的五角星，真是爱不释手……
　　 第二天清早，三艳的母亲拿着一顶已经洗得发白的旧女式军帽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说：“昨天见玲玲特别待见大艳的军帽，她正好拿回一顶旧军帽，我们家没人戴，给玲玲戴了吧！”“大妈，给我的？”我从被子里一下就爬了起来，接过大妈手中的军帽就戴在了自己的头上。帽子虽然有点旧，但是非常干净，而且没有皱褶。见我高兴地戴在了头上跑到了镜子面前臭美，大妈过来给我把帽子戴正，“应该这样戴，宽大的地方朝前，帽子边沿都弄直了才帅气。”大妈一边给我侍弄帽子一边说道。经过大妈的认真侍弄，我发觉我头顶的帽子更加威武，我自己也非常威武，就像一个威武的女战士。我臭美地举起右手做着敬礼的样子，母亲和大妈都笑了……
　　 我对大妈送给我的帽子爱不释手，每天都戴着，即使太阳高照，热得我满头大汗。唯一遗憾的是帽子上没有那个鲜红闪亮的五角星。一次，邻居李婶领着我和她六岁的女儿上街玩，李婶在一个摊位前买扣子，我忽然发现摊前一小塑料袋里装着我心慕已久的红五星，里面至少有七八颗，个个鲜红耀眼。我不由自主地伸手从袋子里掏出一颗红五星，拿在眼前仔细端详。我越看越觉得这颗红五星就是大艳姐军帽上的那颗，十分神圣和威武，“姨，这红五星多少钱？”我欣喜若狂地问摊主。“红五星呀，那个便宜，才两毛钱一个。小闺女，让你妈给你买一个吧，你看多漂亮。”原来她把李婶子当成我妈了，拿起一颗红五星在我眼前不断晃动。我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心想，李婶每天一看见我在外玩，就喊我去她家玩，帮她看她女儿，两毛钱，她会给我掏吧，我回去了就让母亲还给她……于是我就拿着红五星，笑眯眯地看着李婶的眼睛。这时，李婶厉声喊道：“玲玲，给人家放下。弄丢了，问你妈给人家赔！”我赶紧把红五星放回了原处，看看红五星，看看李婶严厉的眼睛，我赶紧低下了头，再也不敢看她了。李婶买完扣子离开摊位的时候，我两眼盯着装红五星的袋子，依依不舍地跟着李婶离开了。
　　 以前的摊位都是摆在街道的两边，每个摊位都是摊主拿一块塑料布铺在地上，把自己所有的货物都摆在塑料布上，而且每一天都没有固定的地点，今天在东面，明天在西面，后天就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了，所以我后来再也没有找到那个有卖红五星的摊主，而且我再也没有寻见过有卖红五星的摊位……那顶没有红五星的军帽，我一直戴到它破了不能再戴了，才让它“退休”到我家木箱里。后来，我也忘记它的归踪了。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父母亲感到非常自豪，那就是从三年级开始写作文，我每次口头作文比赛都会得回奖来，家中的正墙上贴满我和弟弟的奖状。也许是这个缘故吧，从三年级开始，父亲就满足了我的要求，每年给我征订《故事大王》，让我的同学们都羡慕不已，我也非常高兴，每期的内容我都会看好几遍，而且有同学向我借阅，我都会毫不吝啬地借给他们，让他们一同分享我的快乐……
　　 我的童年是快乐的、无忧无虑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亲，是他们给了我这样快乐的童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