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人的美，美在神韵。向外发现自然，向内发现自己的深情。
　　 曹丕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第一次将文章提升到经营国家的大功业，并使作者永垂不朽的高度。这表明汉末时期（前语出自曹丕《典论·论文》，对该书创作年代有黄初初年、曹丕任太子时期、建安十六年前后三说，但大致均属于汉末）就开始将写文章与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的思考联系起来了，说明当时文学趋向自觉，达到了目的性和审美性的统一。曹丕又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文学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如曹植的诗文深深影响后代，具有“诗赋欲丽”的特点。曹植一篇《洛神赋》，词采华茂、语言清丽，其间的词语被后代不断继承和发展。曹植描绘的洛神，美在神韵，更加教会了我们审美。
　　 曹植《洛神赋》对洛水神仙的描写，集中体现了魏晋美学：“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写的是女子体态之美。李渔认为,女子的美，美在媚态。女子一旦有了媚态，那么三四分的姿色便可抵过七八分。“延颈秀颈，皓质呈露”，说的是女子修长的脖子和简单和美的妆容。女性的头发往上梳以后，最美的就是脖子上的线条。头部有一点点前倾，眼皮有一点点下垂，白皙的皮肤映衬着粉白的妆容，含蓄而内敛。“肩若削成，腰若约素”，顾恺之所绘《洛神赋图》里的洛神，体态轻盈。他笔下的洛神，忽飞忽潜、若隐若现，是将肉体美转化成精神美。“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是古代淑女行步霏霏。李煜在词中描述了他和小姨子幽会的情景“钗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相传李煜的宫嫔窅娘“步步生莲”，“行舞莲中，回旋有凌云态”，可谓美极。
　　 蒋勋在评价《洛神赋》时说道：“……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洛神赋》：生命的爱与美是混合在一起的……‘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远远看起来好像旭日东升，淡淡的颜色在发生变化；‘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走近去看的时候，她灿烂的颜色好像碧水中的荷花。诗人用了很大的风景和很小的荷花，来形容一个女子，表示生命既可以远观，也可以近看。所以《洛神赋》读起来很有趣，他教我们怎么去审美。我们出去写生，如果是从山顶俯瞰整个辽阔的平野，是一个远观的大格局，譬如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可是也可以近观一朵花，像荷兰的写实主义一般细致。”洛神忽飞忽潜，顾恺之画的洛河女神一会儿在水面上，一会儿飞到云端。曹植用远景和近景相结合的视角，发掘了自然的美和独立的人格美相互交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阳台之会”，洛神的美，美得令人难忘。
　　 曹植的深情，在于他“情兼雅怨”：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
　　 结发辞严亲，来为君子仇。
　　 恪勤在朝夕，无端获罪尤。
　　 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
　　 何意今摧颓，旷若参与商。
　　 茱萸自有芳，不若桂与兰。
　　 新人虽可爱，不若故人欢。
　　 行云有反期，君恩傥中还！
　　 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愬？
　　 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遇。
　　 悲风来入帷，泪下如垂露。
　　 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
　　 《浮萍篇》里曹植以弃妇自况，仿佛在写某个他所爱慕的女性的命运，充满无限的同情和惋惜。糟糠之妻不下堂，但曹丕却休掉了原配妻子。“散箧造新衣，裁缝纨与素”，妻子为丈夫缝制新衣，换来的是无情的抛弃，不如“被服纨与素”。汉末魏晋动荡不安的年代涌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他们却大多是抑郁不得志的。当时文人大多以弃妇自拟，表达自己渴遇明主、一展抱负的心怀。《诗品》里以曹植诗文为上品，而人们也常常论断曹植是汉末魏晋文学最高水平的代表，谢灵运极为推崇他，更称赞他“才高八斗”。然而，他的作品也不可避免的具有时代性，即汉末魏晋文风的特点是善于用弃妇比拟自身怀才不遇、渴求建功立业的一怀愁绪。
　　 曹植诗作里，有相当大部分描绘“随着时日渐远，丈夫或远离，或对妻子逐渐冷淡而引得妻子郁怀愁苦,思念良人以及往昔恩爱生活”的画面的句子。这种特点，对后世影响深远。在唐代张籍的《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里就有这样的句子：“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把自己比喻成已婚妇女，拒绝了他人对自己的情意，表达自己誓与丈夫同生共死的坚贞，借此委婉地拒绝李师道的徵聘，这也是对汉末魏晋文风特点的发展。曹植在政治上终生抑郁人尽皆知，在此笔者无意以他的诗文深究他对政治的寄托，而是希望以此发现他的深情。
　　 曹植是甄洛的小叔子，关系密切。若其在诗中委婉地对甄洛的遭遇进行描述，并表达同情和愤慨，也是具有合理性的。但甄洛却在《塘上行》隐晦地倾诉出自己的悲苦：
　　 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
　　 傍能行仁义，莫若妾自知。
　　 众口烁黄金，使君生别离。
　　 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
　　 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
　　 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
　　 莫以豪贤故，弃捐素所爱？
　　 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
　　 莫以麻枲贱，弃捐菅与蒯？
　　 出亦复何苦，入亦复何愁。
　　 边地多悲风，树木何翛翛！
　　 从君致独乐，延年寿千秋。
　　 此诗“于悲恸伤绝中另生沉致之姿，风采殊绝”。依“从君致独乐”判断，诗人心目中的受众是她丈夫曹丕。一个“独乐”更是直抒胸臆。“延年寿千秋”看似是对曹丕的祝福，实则蕴籍着诗人无边的恨意。对于甄洛来说，曹丕是君、是夫，她当然不敢明着表达自己的愤慨，与今天的语言习惯相似，嫉恨或要咒骂一个人，经常反而会祝他“长命百岁”。从诗中观来，甄洛的后期婚姻生活不容乐观，更是契合为曹植所同情和惋惜的“弃妇”。甄洛的情感之深，在于她感触至深。卢梭说过：“生活得最有意义的人，并不就是年岁活得最大的人，而是对生活最有感受的人。”弃妇是甄洛的现实写照，弃妇的生活是她最有感受的，虽然不见得她对曹丕用情至深，但丈夫的冷漠的确是伤人最深。大概多愁善感的诗人又是“人间惆怅客”，总喜欢找机会把自己的遗憾放大化，进而使自己成为悲剧的主人公，才有了那一出出本不该出现的爱恨纠葛、断绝人肠。
　　 《世说新语》里更是体现了当时人们内心的深情：
　　 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世说新语·任诞》）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锺，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钟嵘《诗品序》）魏晋是一个人格化的自然美与自然化的人格美熔于一炉的时代，有情感之美和对妇女的审美，而这种美又集中体现于魏晋诗文，曹植便是其中的代表。
　　 汉末及魏晋是人性觉醒和生命自由的时代，人们提倡“越礼教而任自然”，主张张扬个性、返璞归真。同时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开始关注人，把诗文作为寄寓自己思想感情、欢欣悲苦以及人生追求的艺术载体，达到了目的性和审美性的统一。而汉末魏晋对妇女的审美经历了从肉体体验到精神体验的转化，更是从肉体到精神的升华。那个时代的人，饱含心灵的美，一往情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