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几本相册里，偶然翻到这张四十来年前的老照片，孩子们好奇地问我：“妈妈，站在你身边的这两个人是谁呀？”
　　 “他们是妈妈曾经在旅途中认识的两个朋友。”我告诉孩子们。
　　 看到照片中这两个曾经偶遇的旅途之友，顿时，我的思绪被带到了青葱时期那一次次艰难的旅途之路，想起那一个个难忘的途中趣事。
　　 我和丈夫是“军民结合”。那时，丈夫的部队在广东汕头市郊的一个大山沟里，我的家在湖南衡阳地区某县的一个小城镇上，我们之间虽不说远隔千山万水，也可以说是相距群山万壑。
　　 那时候，由于交通不是很发达，道路不是很通畅，为数不多的几条交通线上常常都是旅客爆满。我每次到丈夫部队去，必须清晨从家里出发赶到衡阳市，从衡阳市坐一天火车到广州市，第二天清晨六点多钟又接着从广州市转乘一趟长途汽车，直到晚上九点多钟到达汕头市，然后，还要从汕头市再坐一段短途汽车抵达丈夫部队。如果车子中途抛锚误点，那还得要在汕头市住上一晚，不过，这样的事我倒是从没遇到过，因为，这一段路都是由丈夫亲自开着吉普车前来接的，不管车子到站误点再晚，我也不会沦落到在汕头市再住旅店。即便如此，就算一路顺风顺水，满打满算在途中也要熬上整整两天一夜。
　　 我和丈夫曾经两地分居八年，在来来往往艰难的探亲旅途中，我结识了不少朋友，也留下了诸多故事。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个暑假，因丈夫临时有任务在身，原本准备回来接我去部队结婚的计划被推迟。由于当时我校教学工作安排紧凑，教师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为避免影响教学质量，老师们平时根本就无法请假。我仗着自己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的优势，加上在文革串联中跟着老师们走南闯北锤炼出来的胆识，决定不等丈夫回来接我，利用暑假期间只身前往部队。
　　 我的想法刚一透露，父母亲就坚决反对，丈夫也来信极力阻止。他们无论如何也不同意我独自前行，一说怕我走丢，二说怕我遇到坏人，建议由家人陪同前行。听说陪同我去部队，亲人们自然高兴极了，就连六十多岁的公公也巴不得随同前往。想到路途遥远，转车、住宿的拖累、折腾，我不想连累任何人。于是，通过我的执意劝说，丈夫和家人只好无奈同意我独自启程。
　　 “同志，请问多少钟了？”正当我坐在衡阳火车站候车室候车，眼睛盯着手上的小说看得出神时，一个声音盖过了候车室里的喧闹，把沉迷在小说有趣情节中的我“拽”了出来。我抬起头，愣愣一看，只见一个理着小分头，年龄不过二十来岁的，身着只有两个上口袋军装的士兵小伙子，一手提着个瘪瘪的大旅行袋，猫着身子站在我的面前。他看我愣愣的眼神，似乎猜到了我可能没听清他刚才在说什么。
　　 “请问，现在多少钟了？”他看着我，用一种半土半洋的邵阳普通话又轻声细语地问了一遍。原来，他许是看到了我手上带着一块手表，过来打听时间的。听了后，我马上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把时间如实告诉了他，随即，我又把目光盯在了书本上。
　　 “离开车还早啊！”他好像自言自语，又好像在无话找话。
　　 我头也没抬，鼻子里“嗯”了一下表示礼貌回复。
　　 从眼角的余光，我感觉到他站在我面前好一阵子都没动，我不得不纳闷地抬起头，见他正在左顾右盼。突然，他见我邻座的旁边有个空位，便漫不经心地走了过去，坐在了那个空位上，顺手把旅行袋放在了自己的脚边。我仍旧收回目光盯着书本。
　　 “请问你也是到广州去的吧？”听到他在问。因为隔了一个座位，我以为他在跟邻座打招呼，便没抬头，也没搭理。
　　 “请问你也是到广州去的吗？”又听他把嗓门提高了一点儿问。我朝他侧过头去，见他正朝着我微笑，才知道他是在问我。
　　 “哦，是的。”我面带微笑点头回答，心里却在想，真幼稚，那标示牌上不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吗？还煞费口舌多吃一举。
　　 “这趟车都是到广州的。”出于礼貌，我还是忍不住补充一句完整的。
　　 “哦，谢谢啊！”他微笑着，感激地点点头，又捅出一句半土半洋的普通话。
　　 此时，我不免顺势正眼扫了他一下，看他那老实巴交的神态让我觉得好笑，看他的衣着又让我觉得滑稽。那么盛夏的大热天，我们都是穿着裙子短衫，而他却仍然在衬衣外面罩着一套厚实的军装，并且还正儿八经地将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唯恐透进一丝丝风；长长的衣袖拢到了手背上，把整双手臂都遮在里面只露出十个手指头。我记得丈夫探家时总喜欢穿便衣，说是舒服、自在，看到这个小伙子大热天在外面都舍不得脱下那套军装，我虽觉得他有股特别的“乡”味，更觉得他是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好兵。
　　 为了提防上当受骗，我平时在外面从不多言多语，更不会随便搭理别人，看到这小伙是个军人，且又那么老实巴交，想到丈夫也是一个军人，出于“爱屋及乌”，我在心里稍稍解除了对他的戒备，隐约产生了一丝信任和亲切感。尽管如此，但是，“人不可貌相”哦，一阵心理暗示，我还是不能放松警惕。
　　 这时，邻座的人可能有事起身走开，那军小伙赶快把屁股挪过来，坐在了我的旁边。他兴许见我比较温柔，又兴许看我有点面善，就趁机跟我攀谈起来，问我要去哪里。我仅对他笑笑，装聋作哑。这时，他主动告诉我说他从哪里来，要到到哪里去，甚至还告诉我说他姓什么，叫什么，在哪里干什么等等，似乎毫无半点隐瞒。他见我只是对他微笑，仍不爽快搭理，随即，又顺手从军服的上口袋里掏出随身携带的士兵证来给我看。
　　 看了军小伙的证件，我加深了一点对他的信任。从军小伙的自我介绍及证件中，我知道他与丈夫同姓，也是姓陈，十八岁参军到部队，家是邵阳农村的，这是他三年后第一次探家返程。同时，他还告诉我，说他参军前从未出过什么远门，更没见过什么世面。
　　 一番闲聊，我觉得这军小伙挺诚实、单纯。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对于这样一个少出远门、未见世面的小伙子只身在外，他兴许在寻求朋友的相帮，寻找同志的相助，而我也是一个独身在外的人，有个朋友随行当然更好。
　　 俗话说“浇花要浇根，交友要交心”，见军小伙把我当朋友，我也没必要对他再隐瞒什么，于是，我也如实告之了我和丈夫的一些真实情况，并把丈夫部队的番号、地点也都一并告诉了他。没想到他听了之后，孩子似的从座位上一蹦而起，忘情地叫喊着：“哎呀王小姐，我们是同路呀！”他神经似的叫喊，猴子似的弹跳，引来了旁人莫名其妙地注视，我也被他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大跳。
　　 “我不是什么小姐，不要这样抬举我，我承受不起。”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笑着对他说。尽管那时候叫“小姐”是对女孩子的尊称，但当别人把那“高雅”的称呼安在自己头上时，总觉得有点怪怪的难以接受的感觉。
　　 “在部队，我们都管那些当官的老婆叫某大姐，你也是当官的老婆，可看你样子又那么小，我不好叫你王大姐，就只有叫你‘王小姐‘啰！”看他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又听他一本正经的解释，我笑得捧腹，我不怀疑那是他的实话。
　　 “那就叫我‘王姐’行了。”我也认真地告诉他。
　　 “好的，王姐。”他又冒出一句邵阳“不懂话”。
　　 接着，我们又是继续闲聊，他告诉我说他和我丈夫是同一个军的，在相邻的两个师里。为了让我相信，他还兴奋地讲述着两师部周边的一些环境和地理位置等特点。我虽还从没去过丈夫部队，但从丈夫回来时的闲聊中，对其部队及周边的情况多多少少也略知一二。
　　 从一系列闲聊中，我对这个军小伙的信任度逐渐递增。在衡阳火车站认识后，我和军小伙便成了朋友，一路结伴同行。
　　 【二】
　　 到了广州，天已渐黑，根据丈夫在信中给我的指点，下车后，我首先就是向行人打听广东省长途汽车总站的具体位置以及怎样到达的情况，然后，我们火速赶到了汽车总站。军小伙利用他的军人优势，到军人窗口优先为我们买好了两张第二天由广州开往汕头的长途汽车票。汽车票买好了，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心里觉得轻松了一大半。我高兴地对军小伙说：“小陈，沾你军人优势的光，买票不用排队省事多了。汽车票买好了再不用发愁了，明天就可以到部队了。下面我们去找广州军区招待所，解决住宿、吃饭的问题。”
　　 “王姐，招待所你知道走吗？”
　　 “别急！路在口头！”
　　 我一路走，一路问，军小伙提着那个瘪瘪的旅行袋跟在我后面一句不吭，半步不离。根据别人的指点，我们好不容易在偌大的广州市找到了丈夫所说的广州军区招待所。我们凭着各自的介绍信和证件，很快登记住下了。
　　 “王姐，今天要不是有你，我真不知道到哪里去买票，到哪里去住宿。”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吃晚饭时，军小伙感激地对我说。
　　 “你回家时怎么知道的？”我不解地问。
　　 “回家是跟着一个转业的老乡一同走的。”
　　 “走一次就应该有一次的印象，出外要记住路，还要多看看路牌的标示。”我以老大姐的口吻指点他。
　　 “虽然我在文化大革命串联时走过很多地方，但来广州我还是第一次。这一路的行程全靠我丈夫在信中的提示，俗话说‘路在嘴上’，到外面全靠嘴勤、眼明。”我又跟他说。
　　 “可是，你普通话讲得好，我讲话别人又听不懂，特别是在广州，别人听不懂我的，我更听不懂别人的。”他一脸无奈地诉说。
　　 听了军小伙的话，我就势鼓励他说：“以后你在部队就跟着多学学。你们部队的人都是来自五湖四海，要是大家各自都‘依哩哇啦’地说着自己的方言，谁能听得懂啊！那不等于‘聋子打架——充耳不闻’。所以在部队最应该学讲普通话，同时，部队也是学讲普通话的最好环境，不像在地方。在地方你如果讲普通话，别人不讲普通话，就会显得有点不合群，甚至还会被人嘲讽‘现屎不吃纳京腔’。”
　　 “王姐，那你在地方上怎么能讲一口这么好的普通话呀？”
　　 “这其一许是读书时的基础打得好，更重要的是形势所趋，工作所迫。作为一个老师，不仅对每个字、词的内涵、用法都要尽知，其口头的读音也要力求准确。讲普通话是对一个教师的起码要求。为了不误人子弟，我通过磨练、积累，普通话也就自然而然地越说越流利了。”
　　 “哦，我以后也真的要好好学习了，不然出外说话别人听不懂真是不方便，有时还会弄出笑话来。”军小伙深有感触地说。
　　 “是的，我单位就因为讲普通话的事，曾经闹出了很多笑话。有一个刚分到单位来的大学毕业生想找厕所，他用普通话的腔调、地方的语言问人家‘请问冒使（厕所）在哪里？’别人照着他的腔调戏弄地回答他说‘冒使在口头（外头）’，后来，‘冒使’就成了那个大学生的外号。”我的笑话刚刚说完，军小伙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他收住笑声，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不好意思地问我：“王姐，你是不是在笑我呀？”听了他的问话，我也笑了起来，说：“你是冒使吗？”但是我心里却在想，“半斤配八两”还真差不离呢！
　　 “小陈，吃了晚饭早点洗澡休息吧！明天还要坐一天的汽车。”
　　 “好的！”晚饭后，我们各自回房就寝，为第二天坐一整天的长途汽车养精蓄锐。
　　 第二天清晨，天还不亮，我和军小伙就早早地赶到了汽车站。我们走进候车室到处寻找去汕头方向的指示牌，眼看离开车不久了，我们不仅没找到指示牌，就连去汕头方向的旅客也没见几个，我很纳闷，向旁边一些去其他方向的旅客一打听，才知道去汕头方向的车停开。票都买了，这车怎么就停开了呢？这下，我心里急得如抓虾。
　　 “小陈，我们赶快去售票大厅，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和军小伙急匆匆地赶到售票大厅，只见大厅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乱哄哄地就像炸开了锅。
　　 我仔细看了大厅里张贴的一个通知，方知是昨晚的台风、暴雨，把途径惠阳的一座桥冲垮了，建议去往汕头方向的旅客改乘海轮。原来，大家都在忙着排队退票。看了通知后，我和军小伙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小陈，只有按通知照办了，退车票去买船票。”我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匆忙把汽车票退了。从车站售票大厅出来，我又立马赶到旁边的一个邮政大楼发了封电报给丈夫，告知说“陆路受阻，改乘海轮，旁有战友相助，勿念”。尔后，我们马不停蹄，又乘市内公交车直奔广州码头轮渡售票处，准备买船票。
　　 几头奔跑，几经忙碌，我累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看到愣头愣脑的军小伙像无头苍蝇似的跟着我这头奔那头，那头擂这头，顿时，在心里不免有丝丝感动。幸好遇上这么个好“搭档”，我帮他当向导，他帮我优先买车票，我们各尽所能，互帮互助。不说“人多力量大”，但两人总比一人强，更何况在军小伙那套军装的无形庇护下，我也尝到了一点“狐假虎威”的甜头，无论走到哪儿心里总是要踏实多了。
　　 【三】
　　 由于往汕头方向去的陆路不通，大批旅客都涌向水路。当我们来到广州码头轮渡售票厅时，只见各个售票窗口排队的排队，咨询的咨询，早已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见此，我心里焦急万分，唯恐晚了连船票都买不着就更麻烦了。事不容迟，我立马对军小伙吩咐道：“小陈，利用你的优势赶快去把船票买到手。”我一边说，一边从他手中接过那瘪瘪的旅行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