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的人知道有电视机这种东西，是在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村里人集体参加追悼大会后的事。在这之前，村里人看电影、看戏曲，都只能等待公社放映队一年两到三次到村里来放电影。那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多看几次电影，看电影简直成了全村人的最盛大的节日，但公社放映队只有两个人，到哪个村放电影由他们说了算，连大队书记都毫无办法。爱看电影的年轻人，只要听说了放映队到哪个村放电影，走十里八里路也要去看，由此还促成了不少对看电影结成的姻缘。
　　 那时，我刚上小学三年级。那一天，村里的大喇叭一次次反复播报着毛主席逝世的讣告，全校的所有班级都停课收听讣告。看老师们的样子，都在嘀咕着毛主席死了，国家可怎么办呀，仿佛天要塌下来一样。每个教室，学生们都是一个动作：趴在课桌上哭。即使当时低年级的孩子小，哭不出来的，也要做出哭的样子。记得我们班的宏田林——小名宏三，在上厕所回来的路上，忍不住去捉一只平时很少见的蓝色的大蝴蝶，被班主任老师看到了。踢了他两脚，拽着耳朵拎到教室里接着哭。其他的同学，就更不敢不认真哭了。
　　 过了几天，上级要求组织村民学生通过看电视的方式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向主席的遗体三鞠躬。在我们村边有一个军事工程项目，当时大家只知道叫“零号”，平时任何人不得靠近。因我们村周围再也没有有电视机的机关和企业，所以这一次参加毛主席追悼会，我们被破例允许到这家单位去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村里所有的人也就都知道了：一个带玻璃屏幕的盒子里就能放出图像和声音，就能演电影和戏曲。回来的路上，大家都低着头，继续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和宏三并排走着，宏三悄悄地拉了我衣襟一下，偷着告诉我说：“电视机太好了，我们村里要有电视机就好了，那样我们就能天天看电影了。”我没敢说话，走在前面的班主任老师听到后面有说话声，回头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说起洪家兄弟，他们的母亲是我们村的，很早就在城市上班。在洪三刚出生不久，父亲就在一次意外车祸中去世了，直到最后也没破案，没找到肇事车。母亲艰难地拉扯兄弟三个，后来再婚的时候，男方不许她带孩子，只得把兄弟三个寄养在娘家。好在原来的家还在村里，只是爷爷奶奶帮着照看着，母亲平时拿一点抚养费，很少过来。三兄弟既恨母亲，狠心地扔下他们；更恨后爹，生生让母子分离，所以平时也不大听爷爷奶奶的话，经常在村里惹出一些是非来，学习上就更不用提了。
　　 到1978年，我们小学毕业上初中。宏三也就不再上学了，开始和两个哥哥到处捡废铜烂铁卖钱，日子倒也过得可以。在小时候一起玩的小伙伴中，他一下子变成了相对有钱的人，有时候给大家分几块糖，我们还抽过他买的烟。
　　 在初一那年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宏三找我出去玩，带了不少好吃的让我吃，还有我们共同的好朋友小芸。我问他这些好吃的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他母亲把他带到市里的家了，还给他买了不少好吃的，可后爹的那些孩子们都嫌弃他，说话不好听。后爹还带他到单位去，看到了电视机。他眉飞色舞地说：“在电视中看电影，太过瘾了，想离多近就能离多近，人看得特别清楚，可好看了。”只是可惜，那天他没看完，就被后爹硬给拽走了。后爹在一家大商店的保卫部门上班，商店里就卖电视机。宏三满脸陶醉地说：“我和我哥说了，等将来我们哥们有钱，先买一台电视机，我们大家坐在一起看，想看什么有什么，真过瘾。”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暑假。一天，我正在无聊地写暑假作业，昏昏欲睡，宏三跑进我家来，拉起我就走。我急忙问他干啥，他急得面红耳赤，说话都磕巴了。“快走，快，快，跟我走。”
　　 我跟着他一路跌跌撞撞地来到他家，就见屋里已经坐着七八个人了，靠墙的桌子上赫然就摆着一台电视机。虽然没有在纪念毛主席追悼会时看到的电视机那样大，但可以离近了看。记得当时看的是电影《奇袭白虎团》，屋里人越聚越多，小孩子们都挤到了电视机跟前，把哥仨的爷爷奶奶都挤到了炕头的一小块地方。那一天，我连晚饭都没吃，一直看到了所有节目都结束了也不愿意回家。后来还看过《南征北战》等电影，看过很多样板戏和京剧。
　　 从那天开始，洪家兄弟的人缘在村里便出奇地好。叔叔大爷、婶子大娘们，谁看到他们都会提起电视机的事儿。小孩子们更是盼着家长早做饭、早吃饭，早点去占座。饶是去得早，有时也会被挤到后面，因为他家的亲属、大队的干部们如果想看电视，是不必占座的。来了就挤进去，找个好地方坐下，享受着贵宾级的待遇。被挤到后面的小孩子也是敢怒不敢言。那一个假期，我基本上是在看电视中度过的。有时离得远了，只能听听声。
　　 那时大人们在背后有时候也议论，就凭他们三个，哪来的钱买电视呢？别人家都刚刚能填饱肚子，不欠生产队的钱，他们却能拿出钱买电视。不过嘀咕归嘀咕，谁也不敢问他们，毕竟孩子们要经常到他们家里去看电视，有时大人们也免不了要凑凑热闹。为这事，大队支部书记专门找哥仨中的老大了解情况，老大信誓旦旦地说：“这两年，我们哥仨在外面拼命捡破烂，有时还帮人干点活。我们把钱都攒了下来，好不容易才凑够了钱。我们连好吃的都不舍得买，一心想着买电视。”大队书记把事儿弄明白了，大家也就不再议论了。
　　 直到我在开学前返校那天，回村的路上，碰到了几个骑自行车的人过来，问我李家村怎么走，村里是不是有姓宏的哥仨，大队部在哪，我都一一指给了他们，当时也没在意。
　　 过了几天，一天晚上回到家，就听父亲说公安局的人到村里来了，不但把洪家哥仨带走了，而且连电视机都一并拉走了，大队书记跟着去了。没有了洪家兄弟的电视机，村里仿佛一下子就安静了许多，人们都一下子闲了下来，无所事事不知道干什么了。
　　 第二天，大队书记带着洪家的老二、老三回来了。老大被留在了公安局。据书记说，公安局审问的结果，是后爹对洪家哥仨的娘不好，经常打骂她。开始时哥仨不知道，后来老大长大了，到娘家里去过两次，慢慢了解了。哥仨对后爹极为不满，总想报复他一下。后来老大听宏三说后爹在大商店的保卫部门工作，那里还有电视机。就琢磨着在后爹值班的时候偷一台电视机，一来报复后爹，二来哥仨也都看到电视。哥仨卖破烂究竟挣了多少钱，谁也不知道，对外人说起来也能糊弄过去。老大暗地里侦查了不少次，最后在一次刮大风的夜里得手了。
　　 在破案之前，后爹和一起值班的两个人一直在被调查，停职反省。也是到宏三家看电视的人太杂了，有时候还有外村的人。后来周围的几个村子的人，都知道在我们村的洪家哥仨家里有电视机。在那个时候，这件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不知怎么就传到了公安局的人的耳朵里。后来他们来调查，看到红三家的电视机牌子和丢失的电视机牌子、型号一致，又到大队了解了哥仨的情况，才把哥仨带走审问。
　　 直到追查到了赃物的下落，后爹才被允许回单位上班，但受了处分，降了工资。想来，洪家三兄弟的娘，日子会更难过了吧。
　　 在这期间，我一直在后悔：早知道那天问路的几个人是公安局的，我说什么也不会告诉他们呀。真是后悔死了。
　　 只可惜这全村人的公共电视机才看了不到一个月，就被当做赃物没收了。最后，洪家老大被判了五年刑。在第三年，我还陪着宏三到监狱去看过一回洪家老大，给他送吃的和衣服。那天，洪家老大和我们说：“不要怕，我快减刑了。等我出去，好好干，我们再买电视机看。”
　　 其实，在我们探监后不久，1982年，书记家就在全村第二个买电视机了，而且比洪家老大偷的电视机更大，只是村民们都不敢到书记家去看电视，尤其是小孩子们。据说书记的老婆歪得很。
　　 等到洪家老大1984年出狱的时候，电视机已经不再那么神秘了。村里开着拖拉机跑长途的、开小工厂的、倒腾买卖的，已经有好几家买上电视机了。电视机，也不再是那个魂牵梦萦的梦了。
　　 洪家老大出来后，以哥仨为主，又联络了几个狱友，成立了一个工程队，开始在城市里包工程，找活干。过了两年，哥仨有钱了，盖起了小楼，在村里又第一家买来了刚刚时兴的卡拉OK，在村里又着实火了一阵子。年轻人每天晚上到他家里去唱歌，天天晚上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情呀爱呀的，老人们都嫌闹得慌。而这时，村书记由于竞争乡领导没竞争上，一股火病倒了。洪家老二由于脑瓜活，能挣钱，被村民们选举为村书记。
　　 九十年代初，哥仨搞工程挣了不少钱，在市里开了一家卡拉OK歌舞厅。他们和电视机的故事还在继续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