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犹如一条河，岁月是流淌心中的歌，有时走过柳暗花明，有时经历蹉跎坎坷。这一切都会在脑海里留下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或模糊不清，或永不磨灭，但铭记最深的就是心中最敬佩的人，最感动的事，特别是童年的烙印。回望童年，我婶娘的音容笑貌，驻在我心灵中永远挥之不去，成为我一生的“偶像”。
　　 我的老家在鲁西南，婶娘叫张涵秀，是一位既普通又朴实的农村妇女，没有文化但聪明过人，没有“吃斋”但心地善良。根据旧社会农村的风俗，女孩子自幼就得“裹脚”，好好的一双嫩脚白天晚上都要“五花大绑”，非要弄出个三寸“金莲”，这样才能找到好婆家。我婶娘是家中姊妹老大，按理应该树个“淑女”榜样，但她不信那个“邪”，白天绑夜里放，在家里翘脚走，出了门一溜烟。到了十八岁，脚丫和辫子一起变长，成了全村有名的“大脚姑娘”,还给起了个外号“张大脚”。父母都为她出嫁发愁。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婶娘偏偏遇上了我叔叔。我叔叔“二全”也几乎是个文盲，念了一年私塾，连百家姓都记不住，后来干脆辍学在家。农活技术学的不咋的，但“外交”能力不差，微胖的身体里充满智慧。山东人“对朋友两肋插刀”、“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秉性，在他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后来，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叔叔和我婶婶成了亲。结婚那天，当新娘子“跨火盆”时，围观的人群中不断发出惊讶的声音，目光都定在婶娘的一双大脚上。可我叔叔反倒喜欢，还有点自豪地说：脚大怎么啦，走起路来踏实，干起活来稳当，有了急事跑起来比谁都麻利！
　　 进了婆家门，我婶的确不含糊。下地能种田，进厨能做饭，大脚推小车，纤手绣针线。还为我叔生了两男两女，爷爷、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过得还舒坦。
　　 我父亲是老大，比我叔叔大两岁，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母亲出生在一户破落“大家”里，自幼受到教私塾的外祖父的熏陶，懂得不少中国典故，会讲不少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父母生我弟兄四人，我是排尾。
　　 我们两家虽分住两院。实际上，拆了墙就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因为中间只隔一道土墙，而且还留有一扇栅栏门。有了好吃的互相送，来了亲戚一块儿请，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
　　 叔叔家虽有两儿、两女，但我婶婶却是特别喜欢我。那时，我虽然只有小学文化，但在我婶眼里却是个“大知识分子”，她很想跟我学识几个字，用以分清婆家、娘家的姓氏，她要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更有吸引力的是我会讲故事，我不但继承了母亲的“衣钵”，还学会了念“闲书”（旧小说）。于是。婶婶让我住在她家里，晚上“挑灯夜战”，她帮助两个嫂子做针线，我给她们讲故事。收场后，就睡在婶娘被窝的另一头，给她“暖脚”。没想到，后来我在婶娘麾下派上了大用场。
　　
　　 （二）
　　
　　 卢沟桥事变后，腥风血雨向中国内地漫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放弃抵抗逃命，使整个山东父老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哪里压迫越大，哪里反抗越强。刹那间，“抗联”队伍蓬勃兴起，“武工队”神出鬼没，鬼子的炮楼不再是“铜墙铁壁”。我们老家就在微山湖西，是全国有名的抗日根据地，日本人的小命在这里丢了不少。成百上千的抗战烈士长眠在“湖西烈士陵园”，他们的英灵一直保护着自己血染的这片土地。
　　 一天，我叔叔在集市上卖大蒜，突然听到几声枪响，赶集的人像“炸了锅”，四散逃命。只见几个“二鬼子”拼命追赶一位穿短布衫的男人，“二鬼子”就是汉奸。我叔心想，汉奸追的人一定是好人。说时迟那时快，他把手推车使劲往路中间一横，几个“二鬼子”被拌了个仰面朝天，穿短褂人瞬时跑得无影无踪。“二鬼子”伪军撤走之后，集市恢复了热闹。不一会，那个被追的人悄悄走过来，拍拍我叔的肩膀说：老哥谢啦！刚才是你救了我。我请你到茶馆里喝茶。没想到这次茶馆相见，竟改变了我叔叔一生的命运。
　　 原来这人叫李德刚，是地区地下联络站的站长。个子不高，三十五六的年纪，一双眼睛透明，一看就像个有文化的人。
　　 “兄弟，跟我干好不好？”李站长单刀直入地说。
　　 “干什么？好事还是坏事！？”我叔睁大眼睛问。
　　 “打鬼子，为保护老百姓卖命。可有胆量？”
　　 “干就干！小日本早就该杀！！”
　　 打这之后，我叔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家，过了一年多后才回来。爷爷奶奶虽有些怨词，见我叔淑站有站相，坐有坐相，整个人像变了一样，心里反而感到高兴。家里人哪里知道，我叔已经入了共产党，被任命为区地下联络站站长，回家乡执行任务。为了掩护身份，后来他又当上了“两面村长”。何为“两面村长”？简单说就是“两面派”，鬼子来了点头哈腰、吆五喝六；八路军来了忙前忙后。白天晚上判若两人。这“两面村长”与上级都是单线联系的，其他人一概不知。所以，当时叔叔背着被骂成“狗腿子”的黑锅。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夫唱妇随”是旧中国妇女的美德。我婶娘自然就成了我叔的“铁帮手”和“贤内助”。敌人来了，帮助打掩护；自己人来了，热情搞接待。秘密会议开始了，她在外边站岗放哨，有时还去通知送信。经过一段严格的考察，加之为了工作方便，后来我婶娘也被单线发展为共产党员,并成为一名合格的“地下老交通”。她的赤胆忠心和聪明机智，伴随一双大脚的威力，得到了很多艰巨任务的验证。当然，这是后话。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何况父母双虎呢！我的大堂哥二十岁便参加了“抗联”，白天在砖窑厂托砖、烧砖、搬砖，夜里就去破坏鬼子的炮楼；二堂哥十八岁当了民兵队长，白天抗锄头，晚上背枪杆；两个堂姐虽然只有十六、七岁，但抗日也不落后，在姊妹团里是骨干，做军鞋、护理伤员个个是好手。我叔家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革命家庭。
　　
　　 （三）
　　
　　 1944年秋天，炮楼的日本鬼子为了给前方筹粮，加大了扫荡力度。在炮楼烧饭的伙夫（我们的内线）报告我叔说，敌人明天上午要到八里庄抢粮。这个情报太重要了，我叔立即写了一张“纸条”，要我婶娘马上送给地下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石念慈。
　　 我婶接到任务之后，在屋内迅速装扮了一翻，那天她从屋里走出来，和我撞了个满怀。我的眼前顿时一亮：她，黑色的裤子，绛紫色大襟夹袄，头发乌黑整洁，一双大而肥的布鞋，左手还夸着一个蓝底白花的小包袱。这哪里像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分明像回娘家的“新媳妇”。
　　 “快走，小四，跟我到姥姥家走亲戚。”
　　 “好，到张集吗？”
　　 “去石家湾。”
　　 “姥姥家不是张集吗？”
　　 “小孩子家，不要多问。”
　　 从我家到石家湾足有十五里，路途要穿过漫无边际的高粱地，还要过一条接近干枯的大沙河，婶婶不时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始终处于高度警惕状态。由于脚大的优势，她走起路来不摇不摆，落地有声，健步铿锵，我在后面连蹦带跑才能跟上。到了目的地，已经傍黑。婶娘立马将藏在腰带里的“情报”交给了石政委，这时，她像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舒了口气。由于天黑路远，夜晚回家不安全，石书记留我们住在了他家里。
　　 第二天上午，一场威震敌胆的“伏击战”拉开了序幕。只见一队人马大摇大摆向八里庄行进，前面是一溜“皇协军”，老百姓叫他们“汉奸队”；紧后是鬼子，看上去足有一个小队，指挥官还骑着大洋马呢。忽然间，冲锋号一响，县大队的战士个个如猛虎下山，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向鬼子射去，因为事先石政委有交代：对鬼子一定要往死里打，对伪军促其投降。还没等日本鬼子缓过神来，已经被我们消灭了大半，尽管他们做了顽强抵抗，最后还是逃脱不了全军覆没的下场。打扫战场一清理，击毙日军六十多名，俘获伪军150人，歪把子机枪、三八大盖步枪、鸭嘴手榴弹、小钢炮等各类武器，足足装了几板车。战后总结经验有两条：一是情报准确、及时，“老交通”张姐立了大功；二是准备工作周密、充分，为了“不打无准备之仗”，石政委一夜就蹲在县大队里，反复与指挥员和战士研究战术，力争使作战方案更完美。
　　 谁知道，正当村里百姓敲锣打鼓、放鞭炮庆贺胜利时，我叔家院里却“开了锅”。下午，我和婶娘刚一进门，我叔叔便气呼呼地冲了过来，用手枪指着我婶的脑门大骂说：“你这个夜不归宿的贱人，是不是和‘大领导’睡在了一起？”因为我们那里有个风俗，女人除了回娘家，一般情况下是不能在外过夜的。可是这是特殊情况呀！我婶受了莫大的冤枉，但她不怕邪，她指着自己脑袋说：“朝这里打，不打你不是人！”他们这一闹，不但吓坏了全家人，而且惊动了四邻，劝的劝、拉的拉，乱作一团。我捂着眼睛躲在婶娘身后。看到这种不雅场面，我二堂哥顿脚哭着说：“你们别闹了好不好！你们老的不顾脸面，我们儿女们还要做人呀！”这时，我婶娘一把将我推了出来，哭喊着说：“叫小四说，孩子不会撒谎！”我叔立即转向我，瞪着眼问：“昨晚你们怎么睡的觉？！”我理直气壮回答：“我和婶娘睡东间，石婶和她女儿睡西间。”“那还有一个人呢？”“石叔到队伍里一夜没回。”“啊！这这这……”我叔马上像撒了气的皮球，垂下头不好意思地跑回屋里。
　　
　　 （四）
　　
　　 抗日战争进入持久阶段，战役一个接着一个，前方的伤员不断送到根据地来。我家东西两院就住进了五个伤员，而且我婶娘要的都是重伤员。这样，我婶每天就成了“伙食长”，而我母亲则是“火头军”。当时部队条件艰苦，每个伤员的补助金微不足道。为了让战士们早日恢复健康，我婶娘不仅将家里的钱全部用在改善伙食上，还把家中养的十几只老母鸡陆续杀掉，尽量做到经常有荤食。战士们个个感恩不尽，说我婶和我娘比亲娘还亲。
　　 一天夜里，有位伤员的伤口发炎引起发高烧，浑身滚烫，胡话连篇。第二天天不亮，我婶架起平板车，拉这个战士去附近的中医郎中家看病。婶娘亲自套肩把辕，我在前头拉帮绳，二十多里路，一个多时辰就跑到了。由于战士较胖，加上板车自重较大，我婶娘的两肩都勒出了血印。郎中诊脉后说：“烧的太厉害了，幸亏送来及时，不然烧坏内腑就没救了。我给他开六付药，记着天天吃。”这医生真神，结果不到一周战士就恢复了健康，临归队前，他紧紧握住我婶娘的手说：“大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定多杀鬼子报答您。”
　　 伤员走一批来一批，来时担架抬着，拐棍拄着，走时个个活蹦乱跳，壮实的像头“牛”。我婶不仅天天为伤员恢复健康操劳，还时刻关心战士们的安全。一次，军分区分下来一位随军记者，他不是枪伤，而是胃溃疡。这人叫何睿，是个白面书生，既斯文又懂礼貌。我婶娘很喜欢他，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天天为他调理伙食，热了怕烫着，硬了怕噎着，一定要让他合口。小何的胃口和脸色同时好起来。
　　 一天，何睿在屋内教我唱抗日歌曲，突然听到几声枪响。我婶急促促跑进来说：“快！二鬼子来了，我在前门应付，小四快带何同志从后院跑。”家内外的地形我了如指掌，我们翻过小墙头，先钻进屋后的芦苇丛，再窜入田间的高粱地“青纱帐”。直到天黑，我们俩才不慌不忙地回家吃饭。
　　
　　 （五）
　　
　　 1946年，我们那儿实行了土改。农民们的积极性可高啦，斗地主、清恶霸，分田地、领实物，忙得不亦乐乎。我叔叔是村长，我婶娘是妇救会长，比别人更忙。经过村委会研究，大地主崔耀祖作恶多端，冤债累累，四方民众恨之入骨。他被确定为第一个被斗的对象。
　　 一天晚上，火把群将一个偌大的打谷场照得通明，场内场外人山人海。中间用旧木板搭起了像往常唱戏一样的台子，我叔婶都坐在台上。农会会长老赵手拿用洋铁皮卷成的话筒，使劲说着：“乡亲们，我们今天斗争大地主崔耀祖，大家有冤的申冤，有仇的诉仇，有人民政府为我们做主。”接着，他大喝一声：“将长期为非作歹的崔霸天押上台来！”几个民兵迅速将地主拉到台上，按其双膝跪下，听候群众批斗。七十多岁的刘老汉声泪俱下地揭发了崔耀祖欠下的血债，有一年天大旱，田里庄稼颗粒未收，交不起租粮，崔地主就抓刘老汉小儿子去他家当“羊倌”，后因丢了一只羊，被地主活活打死……这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口号声：“打倒恶霸地主崔耀祖！血债要用血来还！”
　　 口号声刚落地，只见一个中年妇女跑上台来，她泣不成声地控诉说，因她丈夫有病，借了崔家几块钱抓药，没想到年底“驴打滚”变成了近百元。还不起债，就去崔地主家求情缓交，没想到被这个禽兽当场奸污……妇女气得悲痛欲绝，而崔耀祖还在偷偷暗笑。这下群众更加义愤填膺，“打倒衣冠禽兽崔耀祖！”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有的人气愤得冲上台就往地主身上吐唾沫、拳打脚踢。台下群众齐声大喊：“打死他！打死他！！”
　　 这时，我婶娘接过话筒：“乡亲们！同志们！对地主我们要坚决斗争，但要掌握政策。这种惩治坏人的办法，是个别地方的过火行为，崔耀祖还是交政府审判处理，他是绝不会有好下场的。”婶娘的话立即生效，会场回复了平静。后来不久，崔耀祖就被县政府公判镇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