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晚的阳光穿过西天如纱般薄薄的一片微云，越过西厢房顶那一根孤零零直立的烟囱，浅浅照到了一处低矮的老院落，淡得稀薄、浅得悲凉。人行走时扬起的尘埃四处奔突，在淡淡的亮光映射下，就像细筛子筛过一般，细腻而又明晰。
　　 这一处老院落，其实并没有什么出奇的地方。在苍茫的黄土高原，在表里山河的三晋腹地，由长长短短的河流冲击而成的丘陵地带，山野间似棋子般常常散落着大大小小的一座座村庄。这些村庄，或依山势而建，或坐落于向阳的山坡，完全都是由这样一处处普通的院落组合形成的。
　　 这一处老院落，当属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居于镇子西头一条名叫“东巷”的小巷中。院门坐北朝南，东西两厢以土墙与乡邻的院落相靠。院子里，东西方向长、南北方向短，约摸不过二百多平米。正房本可盖成六间，但按照祖上定下的规矩，起房盖屋要么盖五间，要么建七间，是绝不可出现双数的。这样一来，五间正房中间的那一栋屋子也就显得有三间房那么大。院落东面原来曾有东厢房，只不过早年前就已经倒塌了，只剩下了一块空地；三间西厢房倒是经历了不少年月，虽已破败，尚还能住人。院子南面，紧靠街门洞，是一间小耳房，冬天可用来存放杂物，夏天就会用作厨房。
　　 老院落中央，原本植着一株合抱粗的果子树，树冠繁密，高过屋顶，浓绿的枝枝叶叶四散生长，有如天然伞盖，遮蔽着炎阳，形成了一丈方圆的绿荫。这株果子树的树龄到底有多大，已经无从考证。不过每间隔一年，果树都会开花结果，并于当年秋日时分，满挂一树香喷喷、红彤彤惹人爱怜的果子。若中秋之夜，搬一把方凳坐在绿荫之下，望着一轮圆月从东方冉冉升起，顺手捡起悄然砸落于肩头、脚下的一颗颗果子，一边细细品尝果子的甜香，一边侧耳聆听那蛐蛐儿的低声合唱，恐怕连心都会醉得柔柔地融化。
　　 果子成熟之时，也是周遭乡邻欢聚之时。小孩儿自然嘴馋，未及果子红透，便会来急急叩打门环。待主人笑眯眯打开院门，小客人也不客气，兴冲冲闯进院子，目光所至，挑一处果树枝桠低垂的地方，跳起脚来，急猴子般摘几颗果子解馋。及至果子完全熟透，主人就会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细细致致地把一树的果子逐个敲打下来，用竹篾编成的簸箕盛了，一家一家送予邻人吃。有时，会晒了吃不完的果干在院落中，乡邻有谁想吃，尽管上门来吃便是。
　　 这一处老院落是祖上留下来的。从太爷爷手里传给爷爷，又从爷爷那儿传到了爹手里。我的祖祖辈辈，一代又一代当家人，在老院落土坯房子的土炕上生，在黄土地中刨食，生长，直至衰老，而后，又在土坯房子的土炕上死去，埋入黄土垅中，周而复始，从未间断。
　　 娘在十七八岁嫁到老院落后，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曾亲眼见过日本鬼子侵入村庄，也曾见证过二战区的国军与共产党争夺天下。所幸依赖祖先保佑，算是保全了这份家业，院落终未毁于战乱。当战火几次烧到黄土高原上这个小集镇的时候，与其他人家一样，爹娘挑着担子，搀扶着年迈的爷爷和娘娘（方言,指奶奶）也逃难去过很多地方。然而，不管怎样，对于世世代代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的他们来讲，这院落是爷爷的根、娘娘的根，也是爹和娘的根，他们又怎能舍得把它抛下。只要天下稍微太平了一些，哪怕路途再遥远，哪怕困难有多大，爹娘都会挑了坛坛罐罐，携带一家老小再次回到这里。
　　 老院落是爹娘生育四男四女八个儿女的地方，也是兄妹们长大成人的地方。喝着黄土地里打出的浑浊井水，吃着黄土高坡上种植的玉米高粱，姐妹八个也就能一茬一茬长大。
　　 爷爷长什么样子，作为“老疙瘩”，我从未见过。只听爹娘讲，到我家老二出生以后，正逢农业合作化运动，爷爷还没来得及看到自家几辈人辛辛苦苦才置办起的几亩薄田合并到农业社，就已经过世了。那时，还不曾有照相机，爷爷的模样自然没有留下，只停在了爹娘的记忆中。娘娘却是高寿，活了八十多岁。在我出生后，还替娘看管了我三年，才撒手去找的爷爷。
　　 靠南的那两间西厢房，窗户高高大大，顶头是两扇木刻的雕花推窗，上面糊着一层毛头纸；下头的窗框上，方方正正嵌着三块玻璃。爹娘提起娘娘的时候，给我讲，那时刚刚学会走步的我常常站在土炕上，扶着窗沿，透过那几扇窗玻璃咿咿呀呀叫着向外张望。已经老糊涂的娘娘只管用一根细绳牵了我，自顾自盘腿坐在炕沿上抽旱烟，全然不顾我一边撒尿，一边沿着窗台来来回回走动。时间一长，靠近窗户的土炕上留下了一溜儿湿漉漉的尿渍。
　　 娘娘去世后，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就全压在了爹和娘的肩上。就在这一处祖上传下来的老院落，八个儿女八个样，让爹娘操碎了心、耗尽了力。
　　 老大是1945年出生的，爹娘逃荒的时候就带着他。作为长子，爹娘视为掌上明珠，娘娘也是欢喜得不得了，从来舍不得让他受一丁点委屈。可谁又能想到呢，五六岁头上，老大害了一场大病，命是保住了，双眼却是蒙上了一层灰皮。爹娘心疼老大，四处寻医问药，但那时的医疗条件很差，乡下郎中怎么也诊断不清这到底是什么病症，更别说开方抓药了。一开始，老大尚能模模糊糊看到东西，不过没过几年，就彻底失去了光明。爹娘心里愧疚，觉得这一辈子亏欠了老大，遇事总要迁就着他，一来二往，养成了老大暴躁的脾气，稍有不顺，就会“哐”地一声，把手中的饭碗摔个粉碎。
　　 也许苦难恰恰能让人学会坚强。老大脾气暴躁，却是天生聪慧，瞎眼并没瞎了心。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生产队天天让社员们背诵毛主席语录。双眼残疾的老大凭着一双耳朵听人家一遍遍念字，竟把毛主席语录背了个滚瓜烂熟。后来，他代表生产队到公社参加比赛，居然拿了一等奖。奖品是个稀罕物件——一台砖头大小的收音机。可别小觑这台收音机，在当时，那可是方圆上百里的第一台收音机。领回家的时候，全村老少看着这台机器很是纳闷，都蹊跷这小小的木匣子里怎会藏进人去说话。
　　 那时的乡村，人们的夜生活就像光秃秃的南山一样，单调得没有一丝颜色。每当夜色降临，生产队的社员们出工归来，老老少少，搬个马扎，端了饭碗，齐齐集聚到老院落中，听那匣子里的男男女女播新闻、说评书、唱大戏。院落里人来人往，不时响起孩子的打闹声、大人的呵斥声，还有人们爽朗朗的欢笑声，就像赶集一样热闹。
　　 这台收音机，对于老大而言，自然成了他的一双“眼睛”。就凭着它，老大听到了县里的事、省里的事，也听到了全国的事。
　　 就在这一年，老大开了窍、变了样，懂得了替爹娘照顾弟弟妹妹，还硬缠着爹娘找农业社的生产队长求情，安排他到生产队上干活儿，也好给家里挣工分、分口粮。生产队长可怜老大是个残疾人，也没给他安排什么重活儿，只分配他到生产队的饲养院，每天挑水饮牲口。老大怀揣着那台收音机，一边听广播，一边挑水，一干就是整整十八年。那时，镇子上还没通上自来水，人们挑水时，需要去到井台上，摇动辘轳上缠着的井绳往上提水。而这一切，老大完全是凭着感觉完成的。数九寒天，井台周围结满了厚厚的冰，老大一不小心就会滑倒，常常身上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老大吃尽了苦头，也比弟弟妹妹更早深透体味到了人间冷暖与世事沧桑。
　　 爹生性懦弱，没有主见，实诚得像块榆木疙瘩。娘毕竟是女流之辈，到底也没多大见识，家里反倒是“开了眼”的老大管事多。
　　 老院落的正房年久失修，每逢遇到雨天，漏得就像筛子一样，屋子里接雨水的木桶和盆子摆满了炕头、地上。眼看用不着几年房子就会倒塌，爹娘时时念叨，却担心一家子残的残、小的小，无力翻盖新房。
　　 其实，越是闭塞的山野越能濡养人淳朴的秉性。乡村的汉子大多热心肠。老大腆着脸找街坊邻居一商量，万万想不到，大家伙儿居然没有一个不肯伸手帮忙的。春耕季节一过，由生产队长挑头，招呼了街坊上的十几个后生，进得老院落，三下两下就扒平了老房。爹陪着笑脸招呼大家，娘也赶紧量了米面，与年龄稍长的大姐在耳房生火做饭，给帮忙的后生们吃。一群后生在队长的统一指挥下，红红火火翻盖起了新房。老大装了几盒烟，挨个把纸烟塞到做活的后生们手里，自己也蹲在老院落，一天天听着后生们喊着号子，推着手推车运进新土，用夯子打牢根基，用夹板砌好了围墙。
　　 上屋子大梁是有讲究的，在乡下，须请人选个良辰吉日，向土地爷行过大礼之后方可动手。而那一天，也是老院落最热闹的时候。五根大梁上都裹了崭新的红布，透着一股子喜气。爹娘在正北方向设下香案，摆了三牲祭礼，领着全家十口人一溜儿规规矩矩跪下，三拜九叩行完大礼之后，又点燃了一鞭炮仗。就在噼里啪啦的爆响声中，十几个后生齐声吆喝起来，“一上房梁，百谷进仓；二上房梁，儿孙满堂；三上房梁，岁岁和顺；四上房梁，阖家安康；五上房梁，天地吉祥！”
　　 生产队长举起一面大锣，咣当一敲，宣告仪式结束。后生们一起动手，五间正房的大梁，不消一顿饭的功夫，就端端正正横亘在了围墙之上。乡亲憨厚，不需付什么工钱，只须管饱三顿饭就好。他们也绝不会偷懒耍滑，实实在在出工，老老实实出力，没用一个月，老院落五间平房翻修成了崭新的瓦房。自此以后，老大赢得了大家的信服，俨然成了全家人的主心骨，乃至于后来老二参军复员到县城的工厂上班、老三在农业社解散后大胆承包生产队的小四轮拖拉机，还有四个妹妹先后嫁人，都是由老大出主意、想办法。
　　 老大也是很会替自己打算的。在我七八岁的时候，镇子里新盖了一所小学校。老大四处求人，想进学校做工。恐怕也是公社的干部们可怜他，终让他在小学校当了一名校工，每天负责给学校打铃，兼给上课的老师们烧开水。盲人看不到时间，老大又到处托人，从上海买了一块盲人手表，只需用手一摸，就可知道时分。一年四季，老大早早就由我牵着手领到学校，等到放学后再由我牵回家，从来不会误时。渐渐地，老大以他的勤勉负责，赢得了学校老师们的尊重。
　　 在四个姐姐中，二姐算是脾气最倔的一个。二十来岁头上，瞒着爹娘，悄悄和一个同乡的后生好上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对于乡下这个封闭的地方来说，男女长大成人，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可谈婚论嫁。如若青年男女谈恋爱、甚至私定终身，在乡邻看来，无异于伤风败俗，是要遭人笑话的。爹娘一直蒙在鼓里，直到镇子里的人们议论纷纷，才大略知道了个究竟。
　　 老大是个爱面子的人，怎能容得他人在背后指指戳戳，说家里人的坏话。他气得火冒三丈，一把拽住二姐的衣领，提起一根木棍子，劈头盖脸向二姐打去。棍子雨点般落在二姐头上、身上，每一棍下去，都是一溜红印。二姐倔强，始终一声不吭。那时，我年龄尚小，并不懂得发生了什么事，只吓得躲在娘身后，呆呆看着老大毒打二姐。爹躲在一旁也不吭气，只是一股劲地抽闷烟。娘心疼二姐，似乎每一棍子都打在了她心上。然而，恐怕娘又恨二姐不争气，尽管早已泪眼婆娑，却迟迟不肯上前阻拦老大。姐妹们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都悄悄躲在屋里，偷偷地抹眼泪。
　　 为了不让二姐再见那个后生，老大硬生生把二姐的一条腿打折后，又将二姐锁进了靠北的一间西厢房，每天只让娘从窗户里塞进三顿饭给二姐吃。连续几天，二姐一直嚎哭不止，把厢房门敲得山响，爹娘却始终不肯放她出来，反倒惹得老大跳着脚骂个不停。
　　 没过几天，瘸腿的二姐不知用什么法子连夜逃出西厢房，逃离了老院落。后来，跟着那个后生悄然离开了这个镇子，不清楚跑到了什么地方。
　　 娘急火攻心，一口气没喘上来，“哇”地一声吐出一大口鲜血，直挺挺晕倒在了地上。亏得一家人又是给她吹气，又是顺着心口往下摸，才帮她把那口气顺过来。老大四处找人帮忙，撒开网去寻找。然而，二姐和那后生却像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几年也不见一丝踪迹。这件事，对于老院落的一家人来说，简直就是让乡邻笑掉大牙的奇耻大辱。爹娘只好对外宣称与二姐断绝一切血缘关系，生生死死由她而去。
　　 五年过后，当二姐再次回到镇子时，已经隆起了一个大肚子。爹娘在乡邻面前，脸臊得通红，无论如何也不让她登门进老院落。无奈之下，二姐洒泪而去，断绝了和全家人的来往。等到二姐生下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囡之后，当娘的毕竟心软，背着老大，用红包袱包了疤饼，偷偷去看望坐月子的二姐。一来二往，二姐与一家人的关系渐渐缓和了下来。时日一长，乡邻的议论也就渐渐淡了。作为爹娘，不管儿女做错了什么，毕竟是自己的心头肉。过了几年，爹娘终于接受了二女婿，也认下了那个胖嘟嘟可爱的小外甥，允许他们一家人进到老院子中。
　　 然而，院中的那棵果子树实在是太老了，在遭遇一次雷劈之后，始终也没缓过劲儿来。翌年春天，它竟然枝枯叶干，再也没有发芽。爹娘与姐妹们为此落了不少眼泪，一直念叨着它多少年来为一家人及乡邻带来的欢乐。然而，树死毕竟不能复生，为了纪念这株老树，就像要延续它的生命一样，爹娘在它生长的地方，又栽下了一株小枣树。说也奇怪，小枣树似乎采集了老果树留下的天地灵气，没几年时间就蹭蹭蹭长了老高，就像它的前辈一样，枝叶如同巨大的伞盖，默默庇佑着老院落中的一家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