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这曾是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头语，它不但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单调和贫穷，也充分说明了红薯在一个时期养育生命的作用之大。母亲今年已经是八十好几的人了，吃了大半辈子红薯，临老了又想起红薯来，天天像个孩子似的要求打红薯稀饭喝。人们都说红薯吃得多了酸心，而她却说喝红薯稀饭最舒心。妻子说：“红薯这东西，买的少了不好放，吃多了又害怕对她身体不好。”一时左右为难。
　　 母亲有些耳背，但有时也能听出个只言片语。她说：“红薯现在不‘多’，生产队的时候那才真叫做‘多’。”母亲可能是听到一个“多”字，但很明显她是把“吃多”理解成了“买多”。可就是母亲的这句话，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了那段难忘的岁月。在我的印象中，老家当年种的红薯确实多，简直可以说是“铺天盖地”。尤其是“收红薯”给我的记忆最深，家家户户忙起来就像是在“打仗”。记得那时，整个秋天，我们的劳动几乎都是围着红薯转，把全部的精力就交给了“收红薯”。
　　 那是一个天高云淡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出，大队人马就已经到了地头。由于离家较远，东坡那四十八亩黄沙地，生产队种的全部都是红薯。经过一夏的翻秧、除草，那一棵棵红薯从尺把长的根苗，一味地疯长，早已是枝繁叶茂、满地滚龙了。放眼望去，那被严霜酷打过的叶片一脸褶皱、浑身黝黑。其间，一株株高棵的野草，霜华浓重，犹如披甲而立的士兵；垂着的枯叶上，串串水珠恰是粒粒晶莹的宝石，闪闪发亮。大自然真乃神奇，都说“白露为霜”，可我不知道青青的薯叶却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一张张的“包公脸”。造化是公平的，是一视同仁的，但只能说有时也是相对的。因为仔细看，不远处的那片黑色中，薯叶似乎还有青中泛红的“脸庞”。
　　 于是，老队长走到了队伍的前面，他一声令下，首先披挂上阵的是童子军。一十三人，有男有女，有说有笑，挥舞着镰刀，“一”字摆开，那阵势好似浊浪倒卷、墨云腾空。从路边地头向内里纵深，他们撕扯着、翻卷着、倒退着，手里的镰刀上下飞舞，斩断了一根又一根的“龙须”，剥去了一片又一片的“龙鳞”。地表这层黑色的紧身衣，眼看着被他们从脚踝掀起，像挽裤管一样地折了起来。大地青筋裸露，那一颗颗喷薄欲出的红薯，正是地龙伏脉上凸起的部分，鼓鼓的，给人一种急于抚摸的冲动。成熟是一种大美，“养在深‘闺’人未识”，这即将的收获，它来自悄无声息的孕育和积累。
　　 那些曾经播洒汗水的功臣们，他们才最有资格欣赏与收获的。粗大饱满的红薯是土地创造的奇迹，也是劳动和汗水的结晶。大人们手提抓钩，无论男女每人抱定一趟，认准位置，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进发。谈笑风生，大家挥舞起抓钩，前面一掏，后面一锛，稳稳地下去，犹如布定了的渔网。只见嘴里一吹，胳膊一硬，抱成团的红薯好似钓出的几条大鱼，活蹦乱跳而出。如果这时，有趁机脱网的，只需轻轻一带，明晃晃的钩齿便把它拽了回来，一棵红薯被连窝端地全部晾在了光天化日之下。这“出红薯"，正如捕鱼，也是个技术活。看似简单，如果不得要领，漏网不说，还常常伤及红薯，留下泥眼或形成白花花的劈刮。待蒸煮洗涮之时，就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我的老家属于中原腹地，曾是黄河泛滥、泥沙淤积的黄泛区。黄沙疏松，富含营养，有着红薯生长的独特天然条件。记得当时，所种红薯品种很多。有红皮白瓤、吃起来面甜的普通红薯，也有白皮黄瓤、吃起来软溜的洋红薯。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一种叫做“南京红”的。它紫红的皮，块头很大，形状极不规则，蒂部好像还略带丝状。这种红薯生命力极强，长势很旺，产量较其它明显的高。不但如此，而且吃的时候，如果是上锅蒸，蒸熟后拿到手里，会感到很硬实。揭开红红的薄皮，咬上一口，沙棱棱的，闪着明星子，只想掉渣，干面戆甜，吃着特别过瘾。
　　 我队东坡这四十八亩地，种的就全是“南京红”。这种红薯秧子拖得老长，满地戗起来很厚，秧条和叶片上都有一种难以觉察的津液。如果操磨时间长了，胳膊和手上都会有一种黏黏的感觉，再加之出汗，手面手腕很快会形成一块块的黑泥斑。当时的我就在那十三人组成的童子军队伍之中。由于年龄偏小、体力不足，干上一阵，我就觉得连续割秧滚动起来有些吃力。生产队的那种大呼隆式的干活，有拖滑的，但很多时候，又是一种无形的竞争。我从小就有一种不服输的脾气，玩命似的追赶，虽然天不热，我却早已大汗淋漓。几经擦拭，我的袖子和脸上也都是一块块的黑泥，走近一看，像个花猫似的。
　　 太阳出得老高了，我并不觉得。霜露渐渐地褪去，我只看到一捆捆的红薯秧子早已滚在一边。地里黑黄分明，一堆堆带着摘子和泥土的红薯，羞羞答答的，他们似乎还未亲密够，紧紧地抱在一起；散落在一旁的小红薯，好像悄悄地在看着热闹。老队长发话了：“孩子们，干得不错，可以休息一会啦！各自打点打点。”大家欣喜若狂，甩掉手里的镰刀，一哄而散，跑向地头。我这时候才感到腰弯得生疼，拿镰的手硬硬地发胀，很难握紧。蹲在地头树下，用止渴的水清洗清洗手和脸，从粗布口袋里掏出自带的半块饼子，嗑着蒜瓣，大快朵颐地吃着，感到身上的气力在滋滋地增长。
　　 正当大家边歇息边闲谈的时候，突然地里有人喊：“快，地班长子！”“地班长子”是我们老家对田野里的“小老鼠”的称呼。这种野生小老鼠，在红薯和花生地里比较多，它们靠吃田野里的庄稼生存，洞穴就是它们的家。它们是打洞的高手，是地穴的建筑师。它们很聪明，打的洞深深浅浅、弯弯曲曲；洞内还有分岔，有专门的储藏粮食的地方，以备越冬之用。在通常情况下，一个“小老鼠窝”就在主洞口的周围，不远处必定还留有“气门”。所谓的“气门”，也就是通风通气的地方。听到喊声，年轻人都很兴奋，有的又跑进了地里。可等到大家左右夹击，眼看就要踩上时，“地班长子”一个转身，正好钻进窝内。几个人面面相觑、唏嘘不已，只好遗憾着重新又加入了休息的人群中。加罢餐食，拍拍屁股，站起身来，大家又投入到后续的“战斗”中去了。
　　 我曾记得，有材料上说，红薯，又名山芋、甘薯、番薯和地瓜等，相传它最早由印第安人培育，后来经菲律宾传入我国。记得早年读明代徐光启的《甘薯疏序》，其中说：“方舆之内，山陬海澨，丽土之毛，足以活人者多矣。”、“每闻他方之产可以利济人者，往往欲得而艺之，……时时利赖其用。”其中的甘薯也就是红薯，可以看出它最初的作用就是“活人”，即养育人。现代研究表明，红薯富含蛋白质、淀粉、果胶、纤维素、氨基酸、维生素及多种矿物质，有“长寿食品”之美誉。至今街头，“烤红薯”还一直是男女老少喜爱有加的美食。
　　 享受归享受，可遥想当年，那日我们“出红薯”直到日过午，四十八亩地才勉强“出”有一半。下午，我们童子军的工作就是和妇女们一起择红薯，或将择好的红薯堆成堆。所谓的“择红薯”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出好的红薯去掉泥土和鞭蒂。“堆红薯”就是将散落的择好的红薯合成堆。当时，大多是用一种条编的箩头篮子运送。等我们整好一定的量大约有四五趟子的时候，“歪头虎子”就本夹一拿、算盘一掂，喊上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开始就地分红薯了。这“歪头虎子”是属虎的，小名又叫个“虎”，头确实歪，至于怎么歪的，我也说不清。歪头虎子是队里的会计，还兼着记工员，他的姐夫是我们队里的老支书。当然，也不仅仅是这层关系。歪头虎子，为人善良，办事公道，只是不善言辞，说起话来，结结巴巴，人们问他点啥事，他一急总是憋得脸红，让人也为他着急。
　　 那个时代，通常实行的就是平均主义。无论分什么，一律都是按人头，这分红薯自然也是如此。一家一户，多少人就分多少份。要说分红薯，技术含量并不高。分的时候，只不过就是过过称。每户一堆，大户大堆，小户小堆。“地身子”长的时候或质量差异比较大，有时也打节分。我们童子军率先择完红薯，这时候就跟着满地跑，用箩头篮子收集红薯。记得当时，每称好一家的红薯，歪头虎子都会从堆子上找出一个大的，用指甲在上面写上户主的姓名，以便分后寻找。分红薯一般是从下午四点就开始了，由于地块大，收集装运过秤挺麻烦，常常到日落黄昏才结束。等到一家一户拉着架子车寻找到自家的急忙装车的时候，早已是天昏昏沉沉地有些看不清了。
　　 说起这装红薯往回拉，可真是非常耗费力气的事情。记得那时，装红薯使用的一般是一种高粱杆加细木棍织成的短箔，也有用白蜡条编制的“n”字形的笆。一大车红薯装得满满的，足有一千好几百斤。新鲜的红薯地，一个窑窝挨着一个窑窝，想从老远的地里拽到路上，往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在当时，人们常常是一两家合起来，推的推，拉的拉。有时，陷入地窑里，就直接用力扳车轮的辐条。总之，是费尽了心思、想尽了办法，车子才最终勉勉强强地出了红薯地。或许正是搬运红薯难的原因，除非像这种离家很远的坡地才往家拉之外，村前村后地块稍近的，一般都就地或选择临近地块，开始切红薯片了。切红薯干，我们当地都叫做“刮红薯片子”。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切红薯干”绝对是一道美丽而又温馨的风景。记得当时，我们队的地块大多在“南河”。南河是贾鲁河的故道，因为在本村南面而得名。月白风清之夜，一家一户在路边顺次选定一块较为平坦的地方，来不及卸下车上的红薯，取过随带的刮子，摆放停当，篮子往下面一搁，便急冲冲地推刮起来。切红薯干我们用的是一种名叫“刮子”的器物。所谓“刮子”，其实是一块长条形的木板，一头开个横口，在口里嵌上一张刮刀。刀与板之间留有距离，这距离就是红薯片的厚度。由于需要长时间的推刮，板的后半部通常制作条凳的模样，坐着刮更为方便省力。劳动是一种需要，但很多时候更是一种创造。
　　 有时，夜黑风高，人们切红薯干的时候，只好点上一盏盏罩子灯，有人也叫“气死风灯”。茫茫暗夜，大路两旁，灯火荧荧，犹如一街两巷。偶尔，从不远处传来一两声欢笑，打破了这寂静而又黑暗的夜空。如果走进一家一户，你也只会听见“嚓嚓嚓”的推刮声。刮家摆家一个个凝神定气，都在专心做着各自手里的活儿。有时为了赶进度，就会再添一把刮子，两张同时干起来，很快就进入了一场激烈的竞争之中。摆放家自然也会加快速度，红薯片像机发的扑克牌，一张张从手中腾出，飘落于地，均匀而整齐。这不是玩杂技，这是多少次的训练熟能生巧后达到的如此高超的境界。
　　 那时，我母亲摆起红薯片来就能如此。记得当时，父亲刮到一定的时候，手就麻了，速度也迟钝了下来，明显配不上我们姊妹几双小手的摆放。母亲便开始推刮，刮得多了，母亲就会边刮边摆。一两千斤的红薯要连夜刮完摆上，可想而知，那得耗费多少精力和体力啊！有时真的熬不上去了，妹妹摆着摆着就睡着了。父母让她自己回去，她说害怕还不肯，总是迷糊着坚持到底。灯火阑珊，紧张忙碌而又信心十足的“大战”终于结束了，满地的红薯片就像刚刚下过的一层薄雪，给暗夜增加了一丝丝亮光。每当提灯回家的路上，虽然腿脚发麻、浑身疲劳，但拉着空荡荡的架子车十分轻松。看到辛劳一天的战果，一种莫名的成就和荣耀感油然而生，那感觉真是美极了！
　　 至于翻拾红薯片，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享受。红薯片在夜晚摆上后，经过几天的风吹日晒，渐渐地“翘瓦”了。“翘瓦”也就是像瓦一样翘起边来，中间部分干得不透，有些凹陷。“翻红薯干”就是将翘瓦的红薯干反过来晾晒，倒有点像热锅里翻油馍。那中间凹陷的部分稍软很甜，我们当时都叫它“糖心”。翻检的时候，我们常常忍不住啃上一口，圆圆的红薯片不是留下一个吻，而是变成了一个环，其形状好像较大的玉佩玉环，煞是可爱。有时真的太忙，地里的红薯干来不及翻晒，就让它在地里完成整个由湿到干的物理变化，最后才一起收拾它。
　　 “拾红薯干”就是把晒干的红薯干从地里捡拾、收集在一起，再用车子拉回家。我家拾红薯干常常是我领着妹妹，一般在下午天不太热的时候。大片大片的红薯干，白花花的，好像天上的云朵，又如满地的白鸽。我和妹妹按照事先的标志很快就找到了自家的。放下篮子，我双手捡拾，左右开弓，一片片的红薯干在手里叠加成沓，一沓一沓地放入篮中，劳动的幸福那真叫做“爽”。有时捡拾急了，便先“杀”出一条路来，将红薯干分割成几小块，姊妹们各自分包一片，搞起了承包和竞争。原本机械枯燥的事儿，一时间就有了生机与活力，大家都高高兴兴、干劲十足，不但提高了效率，而且感到轻松自如许多。由此看来，做任何事情，都要讲究方式方法，调动潜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劳动成为一种享受和快乐。
　　 红薯干拾回家后，平时就用高粱织的箔囤起来。但要想磨成面、蒸成馍，至少还得经过一道工序。这道工序就是把红薯干在一种叫做“对窑子”的石质器具里舂碎。“舂红薯干”是一种叫力的活。一对窑子一对窑子地砸碎，对对头不时地起落，看是一种最为原始的劳动，其实也是一种伟大的创造。红薯干只有砸碎了，才能上磨；上了磨，才能磨成面。生活的逻辑是如此的简单而又富有规律。大道至简，生活平凡，可平凡中孕育着伟大，质朴会一步步走向崇高。
　　 红薯除了刮成片、切成干、晒干贮存、磨成面吃之外，在过去的那段岁月里，它还常常被人们以窖藏的方式保鲜。记得当时挖的红薯窖有两种：一种是长方形的坑，一人多深，上面架上檩条，铺上玉米秆，封上一层土。靠一头或中间留个方口做“门”，“门”也是玉米秆和木棍夹制而成的；另一种则是圆形的，像淘井一样地下挖，深度见丈。在我们老家常常挖到见老土，也就是挖过黄水泥沙的淤积层。左右各掏出一个半圆形的洞，作为贮藏红薯的空间。
　　 这后一种窖，由于深度大、密封好，保鲜程度明显地高。只是通风差，容易造成缺氧。打开窖门，通常不宜立即下去，否则，就有可能发生意外。我曾经就遇到过一次，由于发现及时，才摆脱了险境。后来父亲再从窖里捞红薯，总是先点盏灯放下。如果灯火无妨，说明没有问题；如果灯头变小或熄灭，那时绝对不能再下去的。一切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但我想，做啥事都要三思而后行。
　　 红薯，这曾经的养命之物，虽然从历史上来看，它属于舶来品，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说它有“补虚乏，益气力，健脾胃，强肾阴”的功效；红薯“蒸、切、晒、收，充作粮食，称做薯粮，使人长寿少疾。”《本草纲目拾遗》说它能补中、和血、暖胃、肥五脏。《金薯传习录》说它能治痢疾、治遗精、治血虚和月经失调等。《陆川本草》也说，红薯能生津止渴，治热病口渴。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红薯不仅有丰富的营养价值、食疗价值，还有抗癌减肥美容和控制血糖等作用。可以说红薯既是人类的朋友，也是人类的宝贝。
　　 红薯，是我当年生活的最美好的回忆。我忘不了当年那悠悠的岁月，忘不了当年与红薯结下的深厚情缘。怀着对红薯的敬仰和尊崇，我在网上搜索到了一首诗：“旧年果腹不愿谈，今日倒成席上餐。人情颠倒他不颠，自有真情在心间。羞为王侯桌上宴，乐充粗粮济民难。若是身价早些贵，今生不怨埋沙碱。”红薯能果腹，又为席上餐。乐粗济民难，无论贵和贱，从来不生怨。一片红薯叶，一片红薯干，一块热红薯，都令我今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