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次上岗
　　 我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民。我的眼前，不时闪着山村的影子，有时候，我怀疑那就是我的影子。我像一粒布在乡村上空的微尘，随时漂浮在路上。
　　 1986年的夏天，我割倒了最后一绺麦子，从六盘山下的一个村庄走了出来。在距县城一百里的公路上，有好多收麦的乡亲，抬头的空隙，看见一个灰头土脸的少年，绿色上衣，蓝色裤子，顶着一只掉了颜色的黄军帽，脚踏着一双厚底子的布鞋，走在尘土飞扬的路上。
　　 工厂里，有人走了，有人来了。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工厂的大门，觉得身上镶满了眼睛。我知道有好多人透过窗户玻璃看着我，他们的表情在说：“又来了一个乡下的”。后来，才知道他们有一大部分是从农村来的，农村是他们的根（也是城里人的根）。站在院子里，一眼可以将工厂的建筑情况了解个大概。工厂不大，四四方方的院子，东南西围着两层高的楼房，北边是临街的大门。我被分配在东楼上的一个车间里（是一间不大的房子）。我基本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后，曾利用解手的空隙，去几个车间看过，其中一个是做皮带的，还有一个是做橡胶管子的，我的这个车间是做橡胶垫子的。这些车间永远都是雾气腾腾。起初，我不知道这些垫子的用处，后来，我使用煤气的时候，恍然明白其中的一种是煤气罐上的封气胶垫。
　　 上班实行两班倒。和我一起上班的是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哥们，姓张，他坚持要我叫他为“张哥”，我便叫了，理由是他似乎要比我成熟得多——他那时已经学会跳舞，并且谈恋爱了。上班时，他用一半的时间做活，用一半的时间窜岗，一副老工人的样子。心情好的时候，撮着嘴吹“阿里巴巴”和“冬天里的一把火”。若是下了早班，总要借上同事的红旗牌自行车，带上女友去逛街，晚上和女友一起跳舞，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有一天上大夜班，他中途出去后，好长时间没有回来，我有些怕，便去找他，结果发现他和橡胶管车间的一女工，拥坐在长凳上亲嘴。车间雾气弥漫，他俩笼罩在热腾腾的浓雾中，想必他们浑身也是热腾腾的。
　　 车间原来只有三个人，两女一男，男的就是上面说到的小张，一个年龄大些的女师傅姓马，一个年龄小些的，二十五六岁，姓田（在没有特殊要求下，我主动叫她们为师傅）。田师傅还没有谈恋爱，和陌生人面对面时还有些羞赧。增加了我后，我那张哥想一男一女上班，结果让他失望。领导武断地说：“你们两个男的一个组，两个女的一个组。”就这样分成了两个组。其实，我从小田稍纵即逝的眼神里察觉到，她也是愿意一男一女上的。当时，她朝我脸上看了一眼，我就知道她想跟我一个组。初到城里，认识的人并不多，她的圆脸上挂着的浅笑，让我有一种踏实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似的。
　　 工作并不复杂。那是一台工作台面约八平方米的电热炉，我把生橡胶从库房领出来，用一把锋利的尖刀割成小块，填到那些模具里去，然后放到电热炉上加工成需要的胶垫。那正好是夏天，车间里充满了橡胶味儿，我的头发中也缠绕着橡胶味儿。高温下总觉得衣服是多余的，便急盼着冬天到来。按照张哥的指点，我把成品装到一只塑料编织袋子里，把残料装到另一只塑料编织袋子里。一月后，张哥问我：“你这月领了多少工资？”我才知道发工资了。果然，有几个人在我的视线里，用粘了唾液的手指头数钱。我便去了财务室，会计撂过工资册，我用指头点过所有人的名字，就是没有我。我说：“咦，咋没有我？”会计瞪大眼睛说：“你叫李新立？没有，你没有，你还亏损了18元。”我便也惊奇地瞪大了眼睛。会计对我说，出库原料减去残料，等于成品，但我的成品远小于这个计算结果。他盯着我问：“你懂了吗？”这句话我懂，潜台词是：短少的部分哪里去了？
　　 上夜班时，我把这个疑惑说给张哥，他神秘地看了我一会儿，走到小田的成品编织袋子前，打开袋子，掬出几把成品放到我的袋子里。我说：“你咋能这样呢？”他愤愤不平地说：“我咋不能这样？你以为你真的短了？是她拿走了”。我惊讶地张大了嘴！他说：“出库原料减去残料，等于成品，这个你懂吗？”我赶紧点点头。他又说：“问题是她的成品怎么会盘长呢？谁能用50公斤原料生产出60公斤产品？这不明摆着吗？”我张大了的嘴合不上了。他说：“他们俩以前也拿过我的呢！”张哥还没有说完，小田的笑脸一下子在我面前膨胀变形。但我决定不动她的成品，我也不会声张，不过，我今后，一定会提防着她。
　　 可是，没有我的“今后”了。下了班后，我还没有走出车间，管生产的厂长踱了进来，对我说：“你来一下。”在他的办公室里，领导郑重其事地说：“就开门见山吧。你的亏损咱们就不提了。你不觉得你不适合做这个吗？听说你会写写画画，建议你到这方面的厂子去试试。”我听懂了。我满怀委屈，朝这位能够委婉打发我走的领导弯腰鞠躬后，回头看了眼生活了一个多月的工厂，走出了厂门。
　　 站在街上，我有些不辨东南西北。眼前，六盘山下的我的小山村的影子一闪一闪的。当时，只有我知道，我的眼里盈满了泪水。
　　
　　 2、一家工厂三个名
　　 工厂很小，是怎样的小呢？这么说吧：那两扇木门，大打开后，只能容得下一辆架子车通行。
　　 有人总把这个小厂叫做“钟表社”。1948年小城解放前，它就叫钟表社，是个体经营的，买卖那种台钟一类的玩意儿。社会主义工业化改造中，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它就成了集体财产的一部分。几十年过去了，小城人们不知是恋旧，还是出于口头上的习惯，还把它惯叫做“钟表社”——我觉得叫钟表修理店可能更合适些。
　　 钟表修理店临街，是一间大门面，门窗都是木质的，用黄漆涂了，明显带有七十年代的建筑风格。里面摆了十几节柜台，也是木制的，也用黄漆涂了。柜台中的许多小盒子里，装着分针妙针小齿轮一类的东西。有几个女人，头顶着白色的帽子，穿着白色的大褂子，不时用能放到眼窝子的放大镜，观察攥在手里的手表，神情神秘而严肃，宛如中国侦破大片中提取指纹的法医。她们的两只胳膊上，也戴着三五块修好了的手表，举手投足间显得傲气实足。当然还有两位修理收音机的师傅，工作台上摆着几个不知是修好还是没有修好的“红灯”牌收音机，手里的烙铁，不时在什么地方点一下。
　　 我的同事们，工作间隙，总要说起钟表修理这个行当，“要是能当个钟表修理工就好了。”“看人家多清闲呀。”“人家吃的是技术饭，工资就是比咱们高。”他们议论的时候，我站在一边听着。我没有渴望成为修理钟表的工人，因为那是技术活，要心灵手巧。据说，也要和领导有一定的关系。
　　 也有人叫它为“工艺厂”。七十年代大办工业时，它改名叫工艺厂。其实，真正工艺美术品并不多，主要产品是描摹山水画。在60cm×120cm和40cm×60cm的玻璃上，用油彩把那些画描下来。这些东西竟然销路不错，我老家的墙上至今还挂着几幅山水玻璃缸镜框，其中一幅上面还有一行规整的字：“李新立同志离厂留念”，字是用红漆描成的，多年了，那红色也不掉下来。师傅们穿的是蓝色的确良长大褂子，他们用红的、绿的、白的、黄的、粉的、黑的油彩，在玻璃上描绘出青山绿水、松鹤延年、亭台楼阁后，染在手上的多余油彩，顺手抹到长褂子上去，于是，那些褂子不再是蓝色的，而是五颜六色的，也没有了的确良的那种质感，象毡子一样厚实。
　　 这也是技术活。我做的是粗活，全是后道工序。把那些从外地采购来的压成型的框料，在电锯上截成条子，然后在两头打上眼，再用一只铁盆子去熬些木胶，把打了眼的木条子蘸了胶，用铁钉钉到一起。还得把师傅们画好、风干的玻璃画装到框子里去。这已经是成品了。但我的工序并没有结束，还得把它们装到纸箱子里去。我这样默无闻地做了一段时间，终于又来了一位顶上了我，车间主任允许我也画镜框画了。一周时间里，我的蓝色大褂子也涂满了色彩，当然，我的蓝色大褂子原本是涂着木胶的，上面涂了油彩后，用指头轻轻敲击，竟然能够发出鼓一样的响声。
　　 时间不长，我又去做皮箱了----还有人把它叫“皮箱厂”。皮箱也是主打产品。皮箱其实不是用真正的动物皮做成，而是用人造革做成。这个产品我从头到尾地做过。箱体是纸板的，我们叫它为瓦楞纸，不是一张，而是五张合在一起，比五合板还结实，有韧性。一张一张的纸板是用浆子粘起来的。浆子的做法简单而复杂，在一只直径约2米的大铁锅里，倒一桶水，水开后，把精面粉一点一点撒进去，用一条大棍子慢慢挑动，一直到稠得搅不动了，才掺进去一勺水，再搅。如此反复六七遍，浆糊才算做成。自此，我的工作服口袋里，便有了几样新东西：一把锋利的刀子，一只扁刃锥子，一疙瘩蜡，两根大针。刀子是裁掉多余的人造革用的，锥子和针当然是缝制皮箱用的，那个蜡蛋，是打磨缝线用的。另外，手上还多了一样东西：锥子和针留下的伤痕。
　　 1995年，这家有三个名称的小厂被兼并了。一直到兼并的前夜，我还没有弄清它到底叫什么。
　　
　　 3、流浪中的宿舍
　　 说起宿舍，就很温暖。
　　 县城有两个最大的坑，据说是打城墙的时候挖出来的。其中一个在县第一中学的大院里，人们叫它“校场”，可能是宋代的守兵演练的地方，偶尔也用来处置犯人。另一个叫做“市场坑”，可能是坑形成后，一直做为市场吧。想必那些长袍大褂的先人们，在坑里交易了几千年。一直到解放后，政府在那里修建了一座人民舞台，它的功用才多了起来，除了唱样板戏，还开运动会，有时开万人大会。这样，文体管理局便应运而生。文体局两层小楼，楼顶的檐子上，有水泥堆成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几个大字，外围的墙上，自然配套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是我亲眼目睹了的，因为我跟着堂哥，在那栋小楼里住过些日子。
　　 我得说说那个舞台。那年夏天，我在一家工厂压橡胶垫子，那是要上夜班的。深夜十二点，街上已经少有行人了，毕竟小城还不太繁华。我要在昏暗的路灯下，走近一公里的路程，然后走到市场坑去----偌大的市场坑竟然没有露灯，人踏进去，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似的，浑身不自在了起来，好像在往下沉，往下沉。睁大双眼，适应黑暗后，才敢大口出气。经过舞台时，总能听见台上有人呼吸，偶尔还发出莫明声响。我在山村时，一棵大榆树下，聚在一起的人们经常说古论今。老人们说，戏台通着阴阳两界，上面演出的大都是过去的事，那其实是鬼故事，如果戏台有声音，那是鬼在走动。想起这些，我的毛发立刻竖立了起来。
　　 第二天，对堂哥单位上的男女同事们说，舞台上有鬼呢。他们顿时哈哈大笑。说我：“这娃娃还瓜着呢。”灶上吃饭时，大师挥着勺子告诉我：“那不是鬼，是谈对象的男女在亲吻。”我顿时手足无措，为知道他们的隐私而自己红了脸。想起来也的确可笑，难怪，当时有一位年青的女干部听我说后，笑着转身离开了。
　　 一年之后，我搬到一间小楼。小楼临街，水涮石装饰的墙体上，掺加了不少玻璃渣子，在阳光下闪射着珠宝一样的光芒。三楼，有一间较大的仓库，我就装在里面，和一些桌子凳子住在一起。仓库朝街的两个玻璃窗子，除了挂着厚实的蓝布窗帘，还用床板堵了起来。白天，阳光从木板的缝隙里透进来，将里面所有的东西切割成条状。夜晚的暮色最早降临我的仓库，街上昏暗的路灯被拒绝在室外。我喜欢这样的一个状态。
　　 空旷的小楼上，还住着一家人，占据着另两间大些的房子。他们也是从农村飞来的。男人是国有事业单位的职工，我称他为“叔叔”。叔叔把老婆和三个女孩子都办了“农转非”，这三个孩子在城里上中学、小学，小楼里便有了学生念拼音“a、o、e”和课文“春天来了，风轻轻地吹着”的声音。他的妻子在一家裁缝店打工，经常把布条子带回家，坐在楼道里，细心地做纽扣儿，有时，还拿回一些衣服，放在一只大塑料盆里洗着。我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耍，觉得日子很是温暖。
　　 叔叔所在的单位不是十分景气，我常听见他们夫妻在半夜三更时节，因生计问题而吵架，吵得很厉害。晚上，他家的电灯总不能按时亮起来，而他，一个人坐在黑暗中拉着二胡。记得他经常戴着顶蓝色帽子，少见他取下来过。帽沿压得很低，将一双疲惫不堪的眼睛藏了起来。他的二胡曲调永远充满了忧郁，嗡嗡嘤嘤，如泣如诉，忽高忽低，忽紧忽慢，忧伤充盈着小楼，包裹着他们，冲撞着我的心情。我问过他：“叔叔，这是啥曲子”，他说：“江河水。”我记下了这个曲子，觉得这是天下最忧伤、最愁苦的曲子。我担心，他这样经常抑郁下去会出事，果然，第三年春天，他以上吊的方式结束了和他对抗的生活。
　　 他们一家搬走后，我也搬走了。不过，又搬了回来。关于这次搬迁，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易居》。现抄录如下：
　　 从农村来，没有过惯城市生活的人，总觉城市的喧哗和紧张有一种压迫感。偶在夕阳临窗或登临名山大刹，哦吟几句古人山水文章、几句清雅诗词时，便不由得产生别一番心绪，对清静生活顿觉留恋和神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