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与奋斗之“道”
　　 ——从读书中收获一二以飨读者
　　
　　 自上古以来，人们对命运和奋斗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争论不休。生活在当今社会的人们，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相信命运，逆来顺受，失去了进取心，有时候，毫无原则地、非常可惜地失去了很多机会，到头来，回忆过去，后悔莫及！有些人完全相信“斗争”学说，我行我素，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过分相信“自我”的力量，完全忽略了“我”与自然（除却“我”以外的所有的客观因素）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有时候，碰得头破血流仍然不思悔改，一直到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甚至失去了性命！这些都是没有正确地处理好命运与奋斗的关系，没有按照命运与奋斗之“道”行事做人的结果！
　　 幸福究竟是什么，幸福是幸福本身么？谁能说得清楚呢，当我们宣称自己是幸福的时候，恰恰自己是不太幸福的，甚至还身处逆境当中呢。就如同我们向大众宣布自己有多么高尚，自己多么愿意为某人奉献一切一样，是靠不住的说法。
　　 幸福的“幸”，一种说法是幸运、运气好，一种说法是受到宠幸了（奴才对主子的感恩），还有一种说法是将“性”（男女之间的性事）联系在一起的。至于福嘛，古称富贵寿考等齐备为福，与“祸”相对。富可敌国，贵为高官圣人，寿命绵长，子孙满堂且个个成才，是为福。这只是幸福的普通意义，如果深究起来，就没这么简单了，纵观古今中外所有的达官贵人英雄豪杰，“幸”而且“福”者是没有的。譬如一个生命莫名其妙地降生在了达官贵人英雄豪杰之家，甚至成了铁定的皇位的继承人，这只能算是幸，还说不上是福。如果天生是个白痴或者混蛋，他娘老子造就的大好基业也会被玩完的，不但无福，还祸事不断。这是有“幸”无“福”者的类型。
　　 “幸”主要是天作之机缘巧合，其内容跟形式是不同的，有的是幸于才干，有的是幸于官位，有的是幸于财富，有的是幸于名声。不过呢，“幸”的所有好处，只能是所有好处的初始气象，这一切也得靠幸运者好好把握的，如若躺在幸运的份上成天睡大觉，或者凭借着幸运无恶不作，也不会有“福”的。“福”是后天依据先天“幸”的造化，通过自身的进德修业才能够具备的。
　　 幸福跟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命是先天的，譬如一个人的性别、出生的家庭背景、身体的素质以及智力的强弱，都不是自己在出生前能够作得了主的；运是后天的，命好者，如果能够在瞬息万变的人事纠葛中保持一种良好的道德意识，能够以自己先天丰厚的条件向外拓展自己社会公众方面的仁慈，这个福寿就绵长了，否则，就因了后天的不进德修业而将先天的好命早早地享用尽了，最终落得个身败名裂不得好死的下场。
　　 宋代陈抟老祖有《心相篇》阐述了命运的至真道理，“心者貌之根，审心而善恶自见；行者心之发，观行而祸福可知。”人的起心动念是千万不能忽视的，古人有“举头三尺有神灵”之说法，我们的心念一起，至于是怎么会有了某种好的或不好的心念，我们当时是不能够察觉得到的，但这些心念偏偏能够鬼使神差地让我们作出了莫名其妙的决定，也能够鬼使神差地使我们被某种力量牵引而有了某些正常或非正常的行为。心为主导，行为心之发动，心行的结果就是祸福的现行。我们往往是任随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以及对于自己并不真正清楚其究竟的人事是非的评判，就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作了不应该作的事来。可见，这个心的作用对于幸福（命运）的导向是非常重要的，守住一颗清净的心，不以物喜，不以已悲，随顺宇宙自然规律而运作自身的言行，是能够趋福避祸的。
　　 《心相篇》曰：“知其善而守之，锦上添花；知其恶而弗为，祸转为福。”知善是不容易的，就跟知恶是同样的道理。知善能够始终如一的坚守，人的幸福也就与日俱增了，但这种幸福也只能建立在与外部人事和谐相处的基础之上。知恶之本质，也能够始终如一地警醒自己不作，譬如能够看透一些外在好的事相内部带有浓重的恶的因素而不为之，这就是一种智慧者的功夫了，也是不容易做到的。
　　 中国古人的幸福观，确实是我们值得认真研究的，其中的原理也是符合情理的。先天的命与后天的运，在中国人的眼里是辩证的，既对立又统一，先天的命坏，肯定对后天的运有着不可挽回的影响，如能在后天的运作中知非即改、从善去恶，幸福也就源源不断地来到了。珍惜先天之好命，好好把握后天的福运，这二者的结合，才能使一个人不断地有一个灵魂上的升华，心灵的快感也会一天比一天的增长。
　　 《了凡四训》里面的改过修善法，虽然是出于一种现世的幸福向往，其实质也是合乎情理的。一个人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自然会有平和的心态，有了一个平和的心态，待人处事也就能够符合人事的情理了，自然就能够在与外部人事的和谐相处中有好的人缘，有了好的人缘，人也就活得更加的安然自在了。所以，幸福的有无，是跟一个人的心行大有关系的。
　　 《圣经》里有一句话，“太阳既照好人，也照坏人。”以一颗平等无分别的心，面对世间众生万象，能够生发出来的，就是一些好的念头与好的心境，这样的状态，才是真正深入灵魂的幸福与快乐。
　　 由于“命运”问题是自古以来，一直纠缠不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从多个角度对它进行仔细的分析，并且采用各家学派的说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便于同仁能够从多角度自己去观察和分析。
　　 关于命运的话题，从古至今，人们一直没有间断。就是当今社会还有一大部分人仍然在相信命运。那么命运到底有没有呢？之所以到今天人们还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说明了命运问题是有一定的生命力的。用现代科学的看法，人的一生是必然要遇到形形色色的机遇的，并且，这些机遇就象五彩缤纷的云霞，瞬息万变；又象一串串泡沫，非常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干扰和影响，稍纵即逝。当我们回忆这些机会的时候，不得不承认，这些机遇是可望而不可求的，有时像是在冥冥之中被安排好的、固定的，令人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这些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命运问题。
　　 从对“命”、“运”的解释看，命运应该包含两层意义，一是运动的，变化的因素，二是固定的，与生俱来的因素。所谓的“命中注定”，抛开“宿命论”的观点，站在科学的角度来思考，也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质变量变”的论述，其中的量变过程就是我们传统国学的“定数”问题，而质变过程则是我们传统国学的“变数”问题。在解释命运问题时，如果我们把命运用我们传统国学的理论来说明那就简单而明了了。“定数当中有变数，变数当中有定数。定、变之数互相促进，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变化莫测，有时是非人力所为的。”
　　 关于“定数”和“变数”的问题，古人有许多重要的论述，并且，结合天文、地理、星相等知识，对某些东西其实能够预测出来。正如我们平常所说的“从小看大，三岁看老。”的道理是一样的。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家们对人的命运问题是这样解释的，人的命运是自己决定的，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人的命运是由自己的个人因素造成的，比如，人的脾气、性格、兴趣、爱好、毅力等。这些理论也有自己的道理。我们可以观察一个人，成功的人或者失败的人，都与他自己这些个人因素有很大关系。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戴尔.卡耐基在他的《人性的弱点》和《人性的优点》两部著作当中，用了大量的事实和篇幅充分论述了这个观点。
　　 其实，西方的心理学家的论断，归根结底还是我们的传统国学理论基础上的那些东西。我们的易学，是一部非常令现在的西方人都叫绝的伟大哲学。但是，从它问世的时候开始就有了预测功能。所以，有些学者就提出，现代预测学是中国人首先发明的。这里的预测的应用就是根据宇宙天地的大规律以及变数和定数的规律进行的，从而，也能够说明命运的有关问题。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国家唐朝贞观年间，有两个朝庭命官，官职叫做天监，他们的名字叫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联手共同创作了中国第一部预测著作《推背图》（这个作品的原版据说到现在仍然收藏在台湾的故宫博物院中）。对于这个东西是不是真的那么灵验，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来验证。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明末清初的著名的文艺批评家金圣叹，他曾经为《推背图》写了一个小序。在这个小序里面，金圣叹阐述了自己对数术的看法。这对于我们研究命运的定数与变数的问题是很有帮助的。金圣叹的时代离我们不远，这个历史人物也是我们大家都熟识的，下面我们把他的小序抄录下来，以飨读者同仁：
　　 “谓数可知乎？可知而不可知也。谓数不可知乎？不可知而可知也。可知者数，不可知也亦数。可知其不可知者数，不可知其所可知者亦数也。吾尝仰观于天，日月星辰犹是也；俯察于地，山川草木犹是也。我所亲见之天地，非犹是我所未亲见之天地也；然不得谓我所未亲见之天地即为我所亲见之天地也。天地自天地，而我异矣。我生以前天地可知也，可知者数也；我生以后之天地不可知也，不可知者亦数也。有我生以前之天地，然后有我生以后之天地，此可知其所未可知者数也。我生以后之天地，究不同于我生以前之天地，此不可知其所可知者亦数也。数之时，义大矣哉。唐臣袁天罡、李淳风著有《推背图》，父老相传迄末寓目。”
　　 关于奋斗的形式和内容，对于现在的人们来说，就不用多费口舌了。人们大多数还是在积极努力地去从事改造活动，相信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其实，这个奋斗的理论基础就是相信人是世界的主宰，通过人自己的努力可以改变一切，“人定胜天”就是这个理论的总结。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人们的面前，人们可以随处可见，改造活动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和作用，有的甚至成就了所谓的成功。这里的奋斗是人们按照客观规律、按照公德天理来做人做事情，绝对不是现在那些疯狂追求金钱的人们的所作所为。
　　 在古代，有一种思想是和以上这些观点恰恰相反的。这种思想就是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有些事情是非人力可为的。在《列子.力命》这篇文章里面，就充分论述了这个观点。文章在开头就用拟人的形式，讲了“力”（奋斗）与“命”（命运）的一段对话：力谓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于物而欲比朕？”力曰：“寿夭、穷达、贵贱、贫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八。仲尼之德不出诸侯之下，而困于陈、蔡；殷纣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 居君位。季札无爵于吴，田恒有齐国。夷、齐饿于首阳，季氏富于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寿彼夭此，穷圣而达逆，贱贤而贵愚，贫善而富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于物，而物若此邪？此则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谓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寿自夭，自穷自达，自贵自贱，自富自贫，朕岂能识之哉？朕岂能识之哉？”接着，文章又讲了很多事实来说明命运的不可抗拒。在这篇文章最后，总结了这样一句话；“农赴时，商趣利，工追术，仕逐势，势使然也。然农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败，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这个结论，把人们做事情追求的目标和遵循的原则看做是规律，而把结果的好坏成败看做是命运。
　　 那么，我们怎样处理命运与奋斗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呢？西方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在对待做事情的问题上持两种观点，一个是注重做事情的过程，一个是做事情的结果。按照中国的传统学说，只要做事情的方向正确，方法得当，符合公理天道，结果会自然就有，这是道家典型的“为而不为”的理论；相反，如果做事情的方向方法不正确，即使做再大努力去“奋斗”，其结果也会事与愿违。我们现在的人们往往追求的是最后的结果，对做事情的过程考虑的很少，甚至于根本不去考虑什么过程，这是造成人们特别相信命运的原因。
　　 其实，在“过程”和“结果”这个问题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二者都不要偏废，做到适中中和。太注重结果，就会把奋斗看得高于一切，或者抛弃奋斗而听天由命，这样做事情做人就会给自己带上许多枷锁，一旦不成功，就会痛苦不堪，没有幸福可言。
　　 所以，人们应该积极努力的去探索，去奋斗，至于最后的结果怎么样，不要太在乎，不管别人怎样看待我们所做事的结果，我们都应该用一种平静的、平和的心态来对待，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