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信，过年绝对是女人的另一个劳动节。老小的新衣，屋里的收拾，还有美食的采购制作，陀螺一样转转转，还偏偏乐此不疲。今天是腊月二十三，人们喜欢过节，连一个小年都不忽视。零落的鞭炮声在寒冷的高空炸开，似乎要给隆重的新年来一个温情铺垫。
　　 有句对联是什么年年年头接年尾，其实我一直认为年头和年尾是并驾齐驱的两匹马呢。农历腊月二十三正是2008年的元月二十三号。这个月财务上早早结了账。因为本月的计划是根据上年同期的指标完成，全年任务是依据一月份和上年同期的数字上浮百分十五。如果一月的征收力度太猛，上浮百分三十也很有可能，所以我们心照不宣地把本月的数字控制在一个基数之下，距离月底还有三四天便匆匆结账，各部门依据这个数字填制报表，数据分析，甚至行业分析都写了出来。去年下半年，美国次贷危机漂洋过海，搞得炼铁市场疲软了一阵子，直到现在亢奋不起来。所以我们坚守这个底线，心知肚明，这个数字一旦上去它就下不来了。
　　 节前的日子，白天和晚上的界限都被忽略不计了。夜持续着白天的兴奋，所有的窗子都闪烁着繁忙的光。我坐在沙发上，疲倦得感到腰都快断了。打开电视，期待着每天的固定晚餐——我的新闻联播。
　　 这时我听到了敲门声，是那种电视里地下党接头和对暗号一样谨慎地敲门。我对敲门是颇有研究的，熟人和邻居多半是在捶门，恨不能破门而入的那种。今天这种敲门声传递着陌生的信号。打开门，挤进来三个民工打扮的人，来人身材不高，是南方特有的那种体型，前面的那位穿着是黑色还是深蓝的羽绒服，胸口敞开着，露出灰色的手工编织的毛衣。挤是挤进来了，看了一眼我刚擦过的洁净的地板，反射着辉煌的吊灯的光，他的脚马上缩了回去。后面的人则卡在楼道里，小声嘀咕着。
　　 很显然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前面的不敢往前走，后面的要挤进来，门一直半开着。走在最前面的那位转过身对后面的人喝斥“把门关上，把门关上！”转过脸面对我，则顷刻间换了一种表情，谦卑地笑笑说：“你是李会计吧！”他站在原地不肯往前走一步，尽管我说没关系，他还是拘谨地站在那里，想走不敢走，站在那里忸怩得很。
　　 “你有什么事吗？”我客气地问。
　　 “我想开一张发票。”他陪着笑。原来是一个工头。
　　 现在是上班时间吗？晚上税务局开发票吗？我有一千个理由，任何一个理由都可以轻而易举将他打发出去。我最烦这些开发票的，每次都是在你结完账、报表出来以后迫不及待地赶来，而且摆出一副不开票绝不肯罢休的架势。最可恶的是有一次结账了，为了一张80元的服务业发票，这个客户竟然打了举报电话，局长还亲自过问此事，害得我酷暑连天到银行跑了一趟，所有填好数字的报表重新换了一个面孔。
　　 现在是特殊情况，领导召开过财务会议，任何人不许擅自更改数字，谁入库谁负责，不，你们根本负不起这个责！句句掷地有声，想起来在我耳边回音袅袅。
　　 “我们的征收系统出了故障，发票开不了的。”我在撒谎，而且脸不红心不跳，还有一种为集体利益而战、视死如归的大义凛然之态。
　　 “帮，帮个忙吧！”他的声音像是宇宙飘来，一个“帮”字结巴了半天，才挤出来。极力雕刻来的那种蹩脚的普通话，掩饰不住的外地口音，他不知道选择怎样的语句说服我。
　　 “这个忙帮不了。现在不是上班时间，去了也没有办法。”我颇为从容，坐在沙发上，眼睛盯着新闻联播，它是我的晚餐，我不能错过。对付这些民工，不像当地人那么难缠，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无须多费口舌。
　　 他急红了脸，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夹杂着磕磕盼盼的普通话解释着，怕我听不清楚，一个字反过来倒回去用普通话解释。大体意思是他带了家乡的一帮兄弟到广厦公司打工，现在工程结束了，又是旧历年关。他们好不容易说服老总，把一年的工钱谈妥了，老总说只要开到发票就马上兑现。63万元，是二十多个兄弟一年顶着烈日、冒着风雪的血汗凝成的，开不到发票，明年找不到老总怎么办？他一直费劲地解释着。尽管窗外寒气逼人，零下15度，我的房间却是集中供暖，温度计显示26度的室温。他穿着羽绒服，额头上热汗淋漓，不时地用一只袖子，歪着头擦拭着脸颊。
　　 我听懂了！但是我无语了。
　　 没有发票，二十多个民工就要空手回家，明年老总可能会去另一处发展，他们的血汗钱就可能打了水漂。而63万计算下来要征收两三万的税款，各部门编制好的数字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有的同事家在外地，做好数字分析都回家过年了。
　　 我在心里无数个问自己怎么办？
　　 后面有一个民工用手指捅了工头的后背，这个小动作偏偏被我看到了。工头从内衣口袋里掏出几张人民币，用手抚平褶皱的边角，屈身向前几步，放在茶几上，对着我说：“没有来得及买东西，一点心意。”
　　 这样的事情见多了，我烦！我抓起这几张纸币，塞在他怀里，生气地说：“这是干什么？再这样今天真帮不了了。”
　　 他吓坏了，抱着那几张纸币像抱着一团火，不知所措，站着，脸色异常，想对我笑，却笑不出来。这时候新闻联播在播放天津南开区的一则报道，《结清工资，让农民工放心回家》，屏幕上滚动着民工发放工资喜笑颜开的画面。他的眼睛盯着屏幕，用袖子再一次擦拭着脸颊，我相信这是泪。看着他几乎弯腰的动作，突然有一种预感，想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这句话，我害怕那个场景。
　　 我什么也顾不上了，到卧室换了衣服。他看到了希望。
　　 我问他：“有身份证复印件吗?”他转过头立刻将自己的身份证交给了身后的工友。
　　 “有付款方介绍信吗？”他从口袋里哆嗦着取出一张纸。
　　 “有建筑工程合同吗？”他连声说“有、有、有。”
　　 “明天早上办理不行吗？为什么要晚上开发票？”
　　 “刚跟老总谈妥，我们就来了。明天早上天不亮我们准备去等候老总起床。”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万事俱备，我给老公打了电话告诉他我的去向。毕竟夜里跟着几个素不相识的民工去10公里外的税务机关开发票征收税款，我有点小担心，考虑到安全的问题。
　　 他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语无伦次地说：“放心放心吧！我们保证你的安全，一会把你送回家。”
　　 出租车向城外驶去。郊区的夜没有延续城市的繁华，像一个极度兴奋的人瞬间安静下来，静得让人透彻和恐惧。和几个男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幸好出租司机是当地人，我坐在副驾驶上和他聊着家乡的新闻，心里还算踏实一些。
　　 税务所临时设在一片民房之间，防盗窗、卷闸门显示这里的严肃和警惕。熟悉地打开办公室，工头和几个工人规矩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不一会有几个民工举着身份证复印件挤了进来。他们都想亲眼看着那张带着税务局大红印章的发票，那是他们回家的全部希望。
　　 坐在办公桌前，我审核了他们的证件，这个工头叫楚云飞，名字还挺诗意的，我打趣地说着，便开始填开发票。他们聚拢过来，脑袋全都挤在一起，身子几乎趴在办公桌上，我甚至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息。我抬起头笑笑，他们立刻直起腰笑着向后退，给我腾出一片天地来。
　　 开一张发票轻车熟路。当我把大红的印章盖在发票上，我看到他们相视而笑，屋内气氛立刻缓和了不少。依据税率计算税款一共是二万多元，民工没有银行卡，带的是现金。征收现金是违规操作，而且深更半夜不能如期送达国库。工头好像理解我的难，拿着发票说：“谢谢你，我们一定把你安全送到家。”他掏出那几张原先准备好的纸币，再一次把手伸向我的皮包。在这个寂静的寒夜，面对陌生的民工，还有皮包里征收的现金，我心里顿生出莫名恐惧，不由退了一步：“你要干什么？”
　　 工头看到了我的不安，马上收回了手，对身后的工友挥挥手说：“什么也不说了，走吧走吧，我们把会计送回家。”
　　 车子原路返回。
　　 很快看到了城市的灯火，挤在车子里，他们比先前的话多了起来，兴奋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一直谈到我家楼下。我拿好自己的东西，跟出租车司机说再见，跟身后的几个民工挥手，打开车门下了车。
　　 这时候，后面的车窗摇下来，从里面扔出五张纸币，迅速关上了窗，只听到里面的人急促地喊：“快开车，快开车……”车子加速向前速去，红色的纸币像蝴蝶一样在寒风中飘落。我一一捡起这几张纸币，独自张望，空空的街巷，还有空中绽放的礼花……
　　 第二天一早，我迅速把税款汇入国库，给分管的局长打了电话，数字出现了变动。局长知道这件事说特殊情况特殊处理，马上通知各部门改动报表。
　　 “不是说好了，封库了，数字不变了。为什么又开了发票？”
　　 “一定是收了礼。”
　　 “一个人得了好处，害得各部门数字都要变动。”
　　 “这个礼肯定还不少，不然能半夜开具发票，先斩后奏吗？”
　　 ……
　　 我心里堵得慌。
　　 腊月二十五那天，我在懊悔地想着这件事。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心情本来很糟，本想挂掉，不知道怎么搞得，竟然接通了：
　　 “李会计，我是前两天要开发票的楚云飞。我现在在火车站。我们都领到工资了！火车马上开了，我们要回家了……来、来、来，都过来，一起说……祝李会计全家幸福，我们给你拜年了！”
　　 声音高亢混杂，我的眼睛一片朦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