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银川淘书的日子
　　 书非借不能读也，袁枚此话诚为不假。自从家里人在龙潭开了一家书店，以前想读的许多书都进到了，但是我很少去拿书来读。我从银川费尽艰辛捎带回来的两摞书，也在三叔的书架上静静地躺两年多了。
　　 我只身前往秀山一个叫做溶溪的小镇，从此淹没在自己庸碌的生活里，两年来我和读书渐行渐远，一度沦落到了借书都不能读了。就这样远离了我热爱过的书籍吗？就这样远离了我喜爱过的写字？夜晚到来，站在宿舍楼上眺望小镇上的几家灯火，我就常常被来自心灵深处的孤独袭击。溶溪小镇远离闹市，到县城也要翻山越岭，生活枯燥乏味到除了上班只剩下上班。年轻人只晓得和电脑谈恋爱了，老同事们戏言。我不喜欢闹市的奢华，但是眷恋过一座生活了4年的城市。
　　 我到过一些城市，银川当是其中最简朴的城市之一。进入市区内看不到高楼林立霓虹闪烁，只见清洁宽阔的街道，热忱真实的微笑。喜欢它的理由不止这些，我更喜欢一个有文化氛围的城市，这里是文学“宁军”重镇。
　　 记得在银川，我和朋友常常一块儿去淘书。离宁夏大学不远的同兴路市场有一条书肆，书商们沿路摆满书摊，有的就把一本本书陈列在地上，摊点前顾客络绎不绝。书商用扩音器吆喝招揽客人，地摊上无一例外是旧书和过刊，这些书价格大多数打折了，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淘到一本不错的书。客人围在摊前自行翻阅，书贩并不上前招呼，当客人拿起一本书朝他望去，书贩立马报出书价来。到这里淘书的人一般不会去和书贩争论价格，书价已经是相当从优的了。看书的人有退休老人、在校学生，有蹬三轮货车的商贩、西装革履的上班族，有教授、名家，书贩照例一视同仁要价。
　　 这简陋的书摊，的确又是不少“宁军”延伸的一张书桌，我和朋友有一次就遇上其中一位了。淘书者中等以下身材，夹一辆半旧自行车，书贩向他点一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看得出来他们已经颇为熟识了。他只顾蹲在摊前挑选自己喜欢的书，不久就挑选了大约有四、五本书付钱离开。我觉得这人好生面善，朋友告诉我他就是写《清水里的刀子》的作者石舒清，那时我正在看他的小说集《开花的院子》。当前大书店里的书价太高，像石舒清这样到书摊上淘书的“宁军”不在少数，银川许多地书摊的存在无疑是有利于这座城市文化的成长，其存在意义也远大于一些上档次的书店。
　　 时间过得可真快，对银川的记忆已经很遥远了。在大力提倡发展经济的时代背景下，生活里似乎不太适宜提起读书，一个人读书很容易使别人感到惊讶，唯让人唏嘘人心不古。普鲁斯特在他最重要的小说中意识到，只有写作才能找回失去的人事，年华如水，现在看来甚是。
　　
　　 （二）小说在懒惰中走失
　　 刚是年少轻狂，转身就是韶华渐落。
　　 四年，不知不觉中就在懒惰中慢慢溜走了。于我，这是走出学校的第四个年头，而我似乎还眷恋在上一个四年，那的确是一段愉快的岁月，一段难返的时光。独自挟着行囊从重庆乘火车到西北，跋涉漫漫黄土高原，最终抵达凤城，四年让我开始喜欢上了一座异乡的城市，把各人慢慢融入这座城市的生活。在上课空闲，学着和别人一样骑自行车去同兴路购物，在西夏公园看书，更多是打望女子。周末，也和别人挤公共汽车到新华街、鼓楼逛商场、书肆，走累了就在附近找一家面馆叫上一碗面食，然后要来两颗大蒜拨了就着吃。
　　 写小说就是这样开始的。四年以前，和我一起做这些的事情还有中文系的祁亚江。他是中文系的高材生。个子不高，略微有点儿胖，戴一副厚实的黑边眼镜，俨然上山下乡知青一枚，这是大二他送稿子到校报编辑部时，我对他的最初印象。和祁亚江在一起，两个人少不了高谈阔论，少不了针尖对麦芒，后来发现他是有意让着我。过去的时光一触即发。四年前祁亚江和我都是何等踌躇满志，两个人在同兴路地摊上一蹲就是半天，用省下的两个生活费淘来的小说，那时堆满了各自案头。现在，每逢过一段日子，拨下一个凤城的电话，有时也接到来自凤城的电话，在千里之遥一个问候，让我想起了四年前的点点滴滴。最近写了什么小说？在那头祁亚江带着期望地问。祁亚江和我正在被生活蚕食，写小说正在被怠慢了，哥俩唯有唏嘘。
　　 祁亚江还不时写一个小说，我却是一度荒废了。就这样轻松过一辈子，我对自己这样说。写小说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我变得惴惴不安，生活真的就这样过去。回去时，在酉阳红卫桥头和吴大全、田密吃夜宵，酒不醉人人自醉，末了还是摆脱不了一翻高谈阔论，自己心头的豪情再次唤起。随手买来最近一期《小说月报》，翻开小说选目，年轻作者正在逐渐崭露头角，顿时怅然若失。工作如何忙，总有一时闲。这时又拾起落满灰尘的小说，一个接一个翻下去，又惹起了心中的一点冲动，情不自禁打开电脑来写，有时真是一字难求，复合上电脑。如此反反复复，竟然还是慢慢动手了，不到一个月时间，三个短篇出来了，虽是有点草率，自己还是高兴的。现在又打算写一个中篇，发现还是难以动手，刚看完的几个中篇影子还在脑子里晃悠。
　　 写小说最怕懒惰，还有就是怕浮躁。这个我是有体会的，但是电脑摆在面前，没有工作的时候还是想着打开了，又牵挂着去某个论坛看看，就打开了网页。重庆当下写作，我认为在全国省市中处下中等偏下位置，这和重庆小说写作的势微不无关系，我想重庆的网络是极其发达，作家不上网的实在是少数，谁还能静下心来安静去写字。在我意识中，由于篇幅的原因，小说是不宜借助网络论坛来评介，小说作者好不容易写出来了一个，最后急切盼望引起别人的关注，有时却是不痛不痒一瓢冷水泼来，作者很难重头再来。
　　 就我自己而言，如果不打算放弃小说，是该尽快戒了这懒惰与浮躁。
　　
　　 （三）他们一路逶迤走来
　　 2003年，正是宁夏青年作家群走向文坛的时候，宁夏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掀起了一场文学热。高校中每一场文学热，最初都是诗歌充当先锋角色，中文系许多学生就做过诗人。但是，那时办得风生水起的旷野文学社却是理科生发起的，中文系学生有点儿自命不凡，不屑拉帮结派，在写作上互相往来不多。学校里唯一的阵地就是校报副刊，中文系学生都把写作瞄准它，能在这张副刊上发表那怕是几行稚嫩的诗歌也算得上幸运了。我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我第一次领取稿费的喜悦发生在这里，现在回过头来看，我甚至不一定能读懂那几句诗歌。
　　 中文系比朦胧诗还朦胧的诗歌泛滥，小资散文也是不堪卒读。我与同为中文系的祁亚江相识以后，两个人往来慢慢多起来，开始对中文系写作现状产生不满，俩人走出学校结识了灵武市作协的王佩飞主席。当时，佩飞主席主持作协一本杂志，他编发了一辑高校学生作品，其中就选发了宁夏大学中文系几个学生的作品。不要怕写不好，要敢于写出来，他给我们讲自己创作中的趣事，鼓励我们多写作。他把刊发有他小说的杂志赠给我，我由此萌生了写作小说的念头。他还鼓励我们加入市作协、省作协，为自己发展创造更好平台，我们为自己不著一字忐忑，却不敢把填写的申请表交给他。
　　 在写作中给予我扶持的除了佩飞主席，我一样不会忘记宁夏文联的几位老师。听说我的小说处女作发表颇经历一番波折，这还得益于冯剑华主编有提携新人的举措，未曾谋面的漠月老师对小说进行了多番删改，才得以刊发出来。诗人杨梓、梦也待人笃厚，我还记得他们对新人的包容和鼓励。刚从西海固调来的了一容，他是我们走得最近的青年作家，周末我们常跑去他家里，一起逛银川书肆。了一容开始住在单位，宁夏文联楼原本狭窄，单位分给他十几平米的一间房子，我们去时就坐床头上。条件异常艰苦，他的女儿就坐在床上写作业，了一容的小说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写出来的，他是我小说处女作的责任编辑。
　　 写作的人都是率性而真诚，因写作而结识的朋友，他们中有人不遗余力给予过我关照和帮助。随着毕业，我忙于四处奔走找工作。当我从宁夏回到重庆，曾经有过一面之缘的诗人阿尔积极在重庆为我联系工作。虽然最后因事未能成行，但是诗人的真性情使我感动，我清楚地记得，那次到宁夏日报社去看他，先锋诗人怀有一颗博爱的心。在写作中不仅有艳阳高照，也让我看到自己的青春鲁莽，在少年轻狂无悔追逐的背后留下阵痛和创伤，使我不愿回顾过去，并常常对自己自责和愧疚。
　　 一直到现在，我对小说的热爱丝毫没有减退，自始至终保持当年我们选修复旦文学博士李生滨老师主持中国当代文学的热情，他讲解石舒清短篇小说《果院》的印象令我记忆犹新。李生滨老师想来并不知道，他当时的学生中就有几个小说写作爱好者。多年过去了，还在坚持当代文学评论的他，是不是也看到他学生的作品。这是几个陌生的名字，也许他不知道这是他曾经的学生，他们一路逶迤走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