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这里是风的季节，也是土的世界。风要来了，远远的山峁就变得浑沌起来，天与地昏黄一片，风声呼呼作响。人在窑里，那风就在窑中响，像狼嚎声，更像是载着重的车的轰鸣声，这声一响就是七八天。
　　 那土也来了，天是黄的，地也是黄的。窑里的桌面上就浮了一层干黄的土粒，凭你怎么擦，总是抹不干净。那天黄得发亮，像夜空中燃着一个巨大的黄色灯，灯是看不见，却十分耀眼。
　　 风中的黄土塬显得十分的清瘦，有沟壑在其间纵横，原本不多的树木，这时就更显凄凉。那干枯的枝梢在风中不停地摇动，树杆却在风里发出呜呜的哨声。那是哭泣还是呼喊，在这贫瘠的黄土地的冬天里？
　　 一个牲口圈里，麦草快要铡完了，那驴儿总是吃不饱，就卧在院里的槐树下，一口一口地啃那干枯的树皮，圈里的树全都裸露了半身，在这寒风中咝咝地叫。那驴就不愿起身，老是卧着，有村人拉它去磨面，圈里人道：“能拉得动，你就牵吧。”于是来人硬拉，那驴却不动。他们便用椽子塞在驴的肚下，用力抬起，那驴就站住了，慢慢地往前走，没过圈门，又咕咚一声卧下去，凭你怎么抬它，总是不起。驴是饿得立不起了，连走路都没了力气，村人便骂：“你这懒驴！”
　　 “你说谁呢？”圈人不爱听。
　　 “说你呢，嘿嘿。”
　　 “你去拿些黑豆，看它去不去磨呢？”
　　 “那我吃啥，哈哈！”
　　 村人走了，圈人就坐在门坎上，望着那驴发呆。
　　 有狗从门口进来，在圈里找食，那骨瘦的脊梁就像绳上挂着一张布单似的挑着那张黄皮。它四处嗅着，没有吃到东西，又悄悄地走了，只见那尾巴还在摇动。
　　 二三月的日子最难熬，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吃尽了。我们已经断粮了两天，谁也不愿意动，就静静地卧在炕上想心事。总有熬不住的时候，几人便去找队长。
　　 队长叫汉保，是个精瘦的汉子，脸白白的，储着一撮小山羊胡，迟早手里都拿着个旱烟锅，烟袋总在腰里挎着，走着路烟就能装好，又掏出火石、火棉，啪啪在手中打两下，那火棉便着了，用母指往烟袋锅上一按，嘴中便冒出烟来。
　　 “娃呀，库里没粮呀！”他也有些焦愁，又说：“只剩下糜子和黑豆了，战备粮是不敢动的。”
　　 “战备粮是啥？”我问。
　　 “是麦。要上缴呢，一粒都少不了。”
　　 “那就打糜子吧。”
　　 “那糜子吃了尿不下，娃呀，就打些黑豆吧。”
　　 他决定了，就去找会计，会计来了，又去叫保管。三人齐了，才去开粮库的门，那门就锁着三把锁。
　　 黑豆装满了一个庄子，足有一百二十斤，我们两人扛着就走，一人要去拉驴磨面，会计说：“驴都饿得立不起了，还是自个磨吧。”会计的兄弟就是那看驴的圈人。
　　 那磨面不是人干的事，让驴干了，十圈百圈驴没事。叫人弄了，十几圈下来，就天旋地转的。我们大家就轮翻着上，整整一个后晌，就出了那么一斗多粮。面出来了，女人们就忙着烧水蒸馍，男的依就坚持推磨。
　　 馍快熟了，那笼里的蒸气喷喷的香，那是一种特别的豆香味儿，对于已经饥饿过两三天的人来说，这种香味会带来多大的诱惑、喜悦和快乐。终于揭笼了，还没等笼放稳，有手就拿走了笼上的热馍，接着就是左右不停地换手，不停地往手上吹凉气。终于咬了一口，又不停地啊啊叫着跑出窑门。那馍发硬，在口里却是粘的，咽下去倒很香甜，一口气吃下四五个，便拍着肚儿去外边溜达。天抹黑，那口就干渴，又忙着喝了水，不大会儿，肚子就鼓涨起来，涨得人弯不下腰，挺不直背，正难过着，邻里的老汉过来借桶，我们便讲了难过，老汉笑说：“黑豆吃了人没劲，那是生口吃的，人吃了就涨肚呢。”
　　 我们又吃过三日，果真就不行了，也不想吃，但肚子饿呀，索性将冷馍掰碎，调些柿醋，放点咸盐，又一碗一碗地吃，吃罢口渴，就坚持少喝水。这样过了一周，终于又躺下了，什么也不想吃，只是睡觉，就想到圈里的那头驴子。
　　 谁都叫不起来，我只好独自到公社去，去向上级政府讨粮去。走大路三十里，小路二十里，我选了小路，那可是一道沟坡要爬，沟深坡陡，二三月里我的内衣全让汗水浸透了，虚得透支了，肚里是空的，身体极弱，再这么强行爬坡，能坚持下来就不错了。快到坡顶时，人实在迈不动腿，想坐下歇歇，可真怕坐下去，就立不起来。硬撑着上坡，望着天空上一只盘旋的老鹰，疑心它大半把我当成活物了，是那种既将倒下的食物了。
　　 踏上了坡顶，我已浑身松软，又坚持了半个小时，便看到小镇的屋顶。公社就在眼前，心里松了劲，顺便就在路边的小树上靠着坐下，这一坐我就失去了知觉，昏了过去，约莫半个小时，我慢慢地睁开眼，周围竟站着一圈人，有人问：“这娃咋了？”
　　 “没事儿，饿的了。”我起身便走，一头扎进镇上的食堂里。
　　 食堂不大，放着两张桌子，桌面擦得红油油的，一个老汉坐在对面，放着一碗面汤和半个干馍，汤是热的，正冒着热气，他便在那儿吸旱烟。
　　 “有馍吗？”
　　 “有。”
　　 “有菜么？”
　　 “刚煮好的大肠。”
　　 “来半斤肠子，两个杠子馍。”
　　 那堂主就掀开了锅，热腾腾的一锅肠子，他从里面挑出一根，切了又伴上葱丝，满满地放了一个大盘端上来。我已记不起那顿饭到底是什么味道，就知道往下咽，再咽，两个馍不够，又拿了一个，那馍可是半斤的，总共一斤半肠子、一斤半馍，囫囵吞枣般地全进了肚子，还想要碗热汤，对面的老汉说话了：
　　 “娃呀，你这是咋的，这样吃饭？”
　　 “几天没吃了。”
　　 “那千万不敢喝汤了，会撑坏肚子的。”
　　 我听了这话，谢了堂主和那老汉便走。
　　 出门去，在镇街上走着，心里特别舒服和欢畅，那种感觉至今几十年了都历历在目。那可是我一生中吃得最香最多也最畅快的一顿饭哇。也是我的讨粮，公社派干部下到我们队里，把知青按男女搭配摊派给富裕的村人家里。从此，我们就再没有饿过。后来，国家按知青人头分配了粮食，那叫返销粮，知青才有了保障，我们就有吃的了。
　　 冬里一个晴好的日子。那天很蓝，清透如水，地是黄亮亮的，清晨的薄雾散尽了，远山很是清晰，我们扛着铣，由地里回来，从山梁上往下看，一丛一丛的酸枣刺儿，那便是一个一个的窑院，窑头里便长满了酸枣。路是由窑前斜斜地下去，院门都闭着，走到一块平处，土崖里就有一孔破窑，那是被人丢弃的旧窑，窑顶裂缝了，却没有塌落，就那么硬挤着。
　　 转过一个土弯，远远的一处窑门上就坐着一个人，灿灿的阳光下，那人的脸白涨得吓人，头是肿的，比常人大了许多，那皮肤肿得透亮，像灯捻上透着的蚕茧儿，人都失形了。
　　 近前去，才认出是兴子。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没粮了。”兴子有气无力地望着我们。
　　 “有多久了？”
　　 “半月了。”
　　 “娃呢？”
　　 “在屋里。”
　　 我们扶着他进到窑里，那窑冰冷的森人，炕头黑漆漆的，门窗儿全关着，炕上就坐着两个孩子，大女儿有十一二岁，脸肿得像他爸，木呆呆地坐在那儿，面无表情。小的娃子是横卧在炕头上，一动不动，听到来人了，睁了一下眼，又半迷起来，那眼仁儿就全白着，没有了眼神，好像随时都会咽气一样。炕头的锅台上，就放着一个破碗，剩着半碗的黑水和菜叶儿。
　　 “你们吃的是啥呀？”我们指着那碗。
　　 “苜蓿根，没有盐，人就成这了。”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队里？”
　　 “找了。可我拿啥还呢？”那汉子说着，眼圈就红了。
　　 我往回走着，脑子里就全是兴子的脸。他是一个老实人，整天没有个言语，人却很懒。上工怕出力，不好好干活，挣不上工分，分不上口粮。到是谁家有事，打个垀圻，砌墙泥窑，都叫着他。他手脚麻利，干活在行，就是投个吃饱肚子、混个肚儿圆。那些年，村里闹旱情，他跑到甘省混饭，半路里拾了个四川的婆姨，跟他过了几年，生过两个娃，也饿得受不了了。一年冬里，正是二三月，那婆姨说去赶集，就再也没有回来过，从此他就养着两娃过日子。
　　 天抹黑，我便把自己的口粮装了一斗，又放了半袋子盐，让人给兴子送过去，那夜我很是心安理得。
　　 第二天大早，有人便敲门，我开了门，就见兴子带着女儿立在门外，看到我们，便咕咚一声跪到地上，不停地磕头，口里连连说：“救命恩人哪！那肿涨的脸上流满了泪水，我慌忙扶他起来，又望着他们的背影在坡顶上消失，心里异常得沉重。
　　 过后许多年里，那父女的背影，我老是忘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