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雄鸡第一声鸣起，唱醒了睡梦中的土地，启明星微眨着闪闪的眼睛。天边羞涩着半脸红晕。一个老人猫着身子，挥舞锄头，像爱抚自己的可爱的孩子，细心的耕耘着，滴下一粒粒透明的汗珠，泥土中的种子张开幼嫩的嘴唇吮吸着露的甘甜。他始终是个谜，从我父辈迁到这里时，他就已经住到村子里了。没有人知道有关他的过去，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更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和身世。从没听他说过半句话，后来才清楚他不知道为什么只剩下半截舌头。这更加多了几分神秘。村里人都习惯叫他“哑巴”。他孤身一人，特别的是，每逢清明，整日都瞧不见他的影子，这更加在心里打下了深深的问号。
　　 毒烈的太阳，撑开满弓，把箭一样的光线射向土地。几声嚎啕大哭，惊颤了村庄，原来是村东的老两口，唯一的儿子去县城给村民买种子，在回来的途中出了车祸，不幸遇难，手里紧攥着装种子的布袋，老两口的天塌了，撕心裂肺的痛苦成了无法抚平的伤疤，哑巴跑回家，取出了全部积蓄，为了省下车钱，抖着挪不动的腿，徒步走到县城，花了所有的钱买了一头最健壮的公牛。回到村里已是半夜，脚底的水泡磨破了，每走一步都钻心的疼，顾不得这些，直奔村东，老两口屋里的灯摇曳着，哑巴把牛鼻子上的缰绳紧紧拴在了门柱上，敲开了门，扭头就走，老两口凝视哑巴的身影，泪滴湿了脚下的黑土，可他们登门致谢时，哑巴却怎么也不承认。老两口的眼内充满了光亮，感激颤动在心头。
　　 一日，我们在田间玩耍，竟不小心惹疯了耕牛，向我们猛冲过去，哑巴扔了锄具，一个箭步冲过来，把我们推开，而他却被撞成了重伤，肠子流了一地，血涌不止，右腿也血肉模糊，当得知孩子们安让然恙时，才放心的闭上了双眼。幸亏抢救及时，才从死神手里夺回了一条命，右腿却落下了残疾。只要看到他一瘸一拐的走路时，心里酸极了。村里人屡次要把他的事迹报上去，给他立功，哑巴马上阴沉了脸，大声的“哇啦，哇啦”直嚷，头摇个不停，似乎喊破了天。无奈，只好把这件事先放下。
　　 已经几日不见哑巴了，当人们点燃火把，推开他的房门，都惊呆了，哑巴咳了一地的血找遍了房子也寻不见。却见忽明忽暗的煤油灯下压着一张纸条，墨迹湿润，上面写道：
　　 那是1941年阴历腊月28，1000多名日伪军将所有村民鞭挞着赶进了谷场。堆积着玉米秸，茅草松木，房顶上架了机枪。日军军官逼问谁是民兵？八路军哪里去了？村民以沉默反抗，日军抓出了我，要我说话，由于我是村里的地下党员，绝不能泄露组织的秘密，于是，紧闭眼睛一狠心咬下了半截舌头，鲜血喷的鬼子满脸都是，只觉阵阵剧痛，这时，日军凶相毕露，几个妇女被日军全部刺死，其中一个孕妇被剖腹，胎儿掉到地上，搐动着，面对残暴的敌人村民宁死不屈，凶残的日军知道恫吓不起作用，便狂叫道：“统统的八路的干活！”一边用机关枪和步枪疯狂的扫射，一边扔手榴弹和硫磺弹，顿时火光冲天，一片火海，爆炸声、枪声、哭声、喊声、叫骂声，这里成了最残酷的地狱。烈火中村民奋起反抗。我由于被叠压在村民的尸体之下，才侥幸存活。我留了下来，把他们葬在了一起，每逢清明，就买几瓶好酒，去看看他们，翻翻新土，以后就拜托你们了……
　　 村民潸然泪下，赶到墓地时，哑巴躺在那里，酒浸湿了泥土。哑巴眼角还滴着残余的泪痕，他去的这样悄无声息，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的心里像这酒瓶一样空荡荡的。村里人重修了坟，把哑巴葬了进去，并立了碑，六个大字闪耀在天地之间：无名英雄不朽！
　　 转眼，清明又至，墓地湿润的泥土里，开放着无数的野花，其中一朵一定就是“哑巴”。他的心在泥土里生根发芽。不知从何时起，我也像哑巴一样，成了一个无名的守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