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杯酒10万元！”
　　 餐桌上，“欠税”大户某厂吕厂长倒上两杯足足有四量的白酒，一杯放在自己的餐桌面上，一杯则放到转盘上，真情而带有强迫性地对我和我的所长说。“你们谁喝了它明天我就让财务付款，把几年的欠税清了！”
　　 90年代初期，我们一线税收工作重点也是难点问题之一，就是清理欠税。尤其年关已近，年初清理欠税计划没有完成，我们“当兵的”年底“红包”大小得考虑考虑。而一官半职的“头头”则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年终奖金，还得考虑“政绩”，因为没有完成年度清理欠税计划轻者“换岗”，重者可能是“削职为兵”。
　　 那是年关12月的一天下午。已经是近四点钟的时间了。我接到所长的指示，要我立即赶到某厂找吕厂长，面议清缴欠税的事。该厂属我负责联系财务、税收工作的企业。因为连续几年的经济效益欠佳，该厂已累计欠税100多万元，一直是本所——也是全局清理欠税的重点、难点企业，今后又将拖本所甚至是全局全年清缴欠税计划的后腿。前不久获知，市政府已批准该厂转让一块闲置土地使用权以缓解企业资金困难。“内线”报告这笔土地款今天要到该厂帐户上，若不及时联系抓住机会催缴税款，今年再要让该厂清缴多年欠税则将无望。况且之前我同所长已来过几次，做好吕厂长的工作，他已答应这笔款一到就先解决部分长年欠税问题。
　　 那时基层税务所还没有配备车辆——其实全市局也就一辆普通“桑塔纳”。用车很不方便，也只有靠自己骑自行车了。还好，该厂也就在市郊不远处，半个小时的自行车程就到了。当厂财务科长把我和我的同事带到厂长办公室时，此时见到的吕厂长与前几次见到的吕厂长竟然判若两个人。或许是有钱财大气粗吧！但见他一扫过去的萎靡不振，谈笑风生。没等我们说明来意他已过来握住我们的手大大咧咧地说：“你们的动作真快，厂财务科同志还刚把土地款到帐的事告诉我你们的人就已到我这里了。”
　　 从他的言语中我已确定了这笔土地款已到企业帐户的事实。同时看来这次厂长还有几份诚信，前几天答应所长先清缴一部分税款的承诺能兑现了。
　　 接下来我们也就具体清缴的税种和税款同厂长和会计进行了磋商。
　　 “周师傅，”吕厂长一边在我的茶杯里加水一边对我说，“怎么样，今天欠你们的税款我已答应缴了，晚上可以留下来吃一餐便饭了吧？”
　　 “不行，局里有规定不能到企业吃饭。”我借市局的“规定”拒绝着吕厂长的邀请。前几次来厂里，每次吕厂长都在我们要走时真心诚意地邀请我们吃餐便饭都让我们以不同的“理由”给谢绝了。记得就是上次同所长一起来厂里，离厂时吕厂长竟然“动粗”不让我们走，非要我们留下吃饭。为了宽慰吕厂长的心（感觉我们税务同志架子好大，不近人情）所长随便说了句：“这次便饭就留下一次缴了税款时再吃吧！”
　　 想不到吕厂长早已记下了所长的“承诺”，并要所长兑现了。
　　 “所长你好！我是吕厂长。”没容我再多说吕厂长竟然直接给我的所长打起电话。“前些日子我答应你的30万元欠税明天给你缴了，而你也该履行你的承诺了吧？！”
　　 “什么承诺呀？”我听到电话筒里发出的所长的声音。
　　 “晚上一起吃一餐便饭。”吕厂长诚恳而似乎带命令性地回答。
　　 “不行，晚上我有——”
　　 郑所长“有事”的“事”字还没吐出，吕厂长就在电话这边撒起野来，不容所长解释便已打断所长的话：“这一餐便饭你不来吃明天我的这笔30万也不划了！”我看他的样子是动真格的。我想所长在电话那一头也感觉到了吧。
　　 我因要计算安排具体税种及其税款，也就没再注意吕厂长同所长在电话里说些什么。只是在我同会计计算并磋商好具体的税种及其税款准备离厂时，吕厂长对我说你也别走了，我已同你领导说好了晚上一起吃饭。他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整理桌子上的东西也准备下班。哦，已是下班时间过了。为了证实吕厂长的话我还特意用他桌子上的电话打给我的所长，他还在办公室，告诉我是已答应了吕厂长的邀请。
　　 晚上，我们就在水泥厂路口一家叫“顺达饭店”的小餐馆里吃饭。
　　 起先还好，吕厂长答应我们最多只喝两杯酒。我们边喝边聊，也许是问题已解决，我们税企同志一起喝得高兴也谈得开心。不觉间一个小时过去，两杯酒也已下肚。此时吕厂长竟然反悔，以种种理由对我们劝酒，大有不把我们搞一两个醉倒决不收兵之势。在我们执意不再喝时他突然提出：
　　 “一杯酒10万元！”此话一出全场皆惊。我打量着所长，所长也惊愕地望了我几眼。而吕厂长怕是我们还没有理解他的意思立马再作说明：“你们不管谁喝，只要能陪我喝几杯，一杯10万元，我明天就再多清缴几个10万元的税款。”
　　 好大的挑逗性，好强的诱惑力。酒已倒好，就摆在桌子上。
　　 所长一时也不知道怎么说。而我心里则清楚，接受企业吃饭邀请并又喝酒已经“犯规”了，若是再喝一旦喝醉就更不好了，尤其是领导。领导得首先保护，能再多清缴税款更是好事，于公司于私都有利。我看了所长一眼，他此时的眼光也许有一种默许。我也没再说什么，拿起酒杯与吕厂长的酒杯碰了一下就把杯里的液体往自己的嘴里灌下。
　　 “来，再来一杯！”我说着把已空了的酒杯递给吕厂长。“再倒上！”我说。
　　 瓶起酒到，两只“两量杯”又溢满了“江山谷烧”。
　　 掌声中我同吕厂长连干了三杯！
　　 最后我是怎么回家的？我想。但我永远也没有再想起。我只感觉到那天我喝得好醉，也好开心。我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酒量原来也是如此的好哇。
　　 第二天，该厂会计来到我的办公室，并带来了一张60万元的工行转帐支票。
　　 多年后我获知，那年所长曾为我们接受企业的吃喝和我的醉酒行为向市局作出了书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