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五年级的时候，上课铃响了，主任领着一个年轻男子走进教室，我一愣，这不是我姑奶家的二表叔吗？怎么，难道新来的班主任竟是他？主任清了一下嗓子介绍说：“同学们，这就是你们新来的班主任于老师，大家欢迎！”教室里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还真是他，我的二表叔成了我的班主任，我和他开始了一段既是叔侄又是师生关系的生活。他当时说了些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他那张枣红脸，或许激动，或许紧张，更红了。
　　 说起来，表叔也是命运不济，打小就酷爱学习，以读书为荣、为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整天几乎钻进书本里，眼睛累坏了，鼻梁上架着一副厚瓶底似的近视镜，村民们半是欣赏半是嘲笑地称他为“于二先生。”本想通过努力考上好大学，改变脸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命运。可谁曾想，还没等到高中毕业，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席卷了全中国，把他的大学梦也冲到“爪哇国”去了。其他同学都去投入了这股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了，只有他满怀着失落、沮丧、愤恨回到了村里。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大队安排他到村小学教书。
　　 在他来当班主任之前，我们已经换了好几茬班主任了，学习基础很差，对学习根本没啥兴趣，只是害怕家长的那“笤帚疙瘩”，才勉强坐在教室里，随帮唱影地糊弄着，所以，对新老师的到来，也都没咋在意的。
　　 记得表叔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语文课是诗人贺敬之的新作《回韶山》。“西湖的碧波漓江的水，比不上韶山冲里的清泉美。毛主席就是那引泉人，浇得春满园啊，花也红来叶也翠。”他用极具磁性的浑厚圆润的嗓音抑扬顿挫地读起来。我心头一震，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富有感染力的朗读，特别是那一口标准的北京腔（标准话），更是让我为之着迷。那声音竟然真的像一股汩汩流淌的清泉，一下子就注入我早已干旱得龟裂了的少年心田中，我的心野上顿时长出一片耀眼的新绿来。
　　 “海底的珍珠深山的宝，比不上井冈山上的青松好。毛主席就是那栽松人，栽得万山绿啊，革命的青松永不老。十五的圆月满天的星，比不上延安窑洞灯火明。毛主席就是那掌灯人，照的天地亮啊，革命人民心里红彤彤。雨后的彩虹清晨的霞，比不上天安门广场旗如画。毛主席就是那绘图人，绘出万年景啊，四海同开胜利花。”一首歌功颂德式的诗歌作品，经表叔朗读出来，不仅韵味极强，而且画面感也极强，那种抒情文学的意境弥漫了整个教室，在同学们的目光里氤氲着。我忽然发现原来语文课竟然这样有魅力，文学作品对心灵的撞击竟然如此强烈。我的心被贺敬之的诗歌陶醉了，也被二表叔的朗读陶醉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喜欢上语文课了，喜欢上诗歌了。
　　 为了大家能对文学感兴趣，他还自己学会了刻钢板，油印了许多优秀的散文诗歌作品，发给大家细读。后来不久，表叔发现了我对诗歌的浓厚兴趣，不仅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问我，要我站起来朗读课文，而且课下还多次鼓励我有时间多读书。一次，他把一本《朗诵诗选》轻轻地放到我的眼前，我高兴得差一点跳起来。从此，一有空闲，我就捧着这本《朗诵诗选》大声读起来，在早晨的菜园里，在月光下的院子里，在高粱或玉米田的青纱帐里，在浓荫蔽日的苹果林中，我沉浸在一篇篇优美的诗歌里。贺敬之的《雷锋之歌》、《回延安》、《三门峡——梳妆台》、《西去列车的窗口》，郭小川的《甘蔗林——青纱帐》、《向困难进军》，闻捷的《我思念北京》，魏钢焰的《你，浪花里的一滴水》，张万舒的《黄山松》、《日出》，还有臧克家、张永枚、柯岩、袁鹰、光未然、程光锐、李瑛、袁水拍等人的诗作像一块块磁石，而我则像一枚小小的图钉被他们深深地吸引着，废寝忘食，焚膏继晷。这本诗刊社于1964年出版的《朗诵诗选》如今依然摆放在我的书橱里。尽管历经多次搬迁，尽管书中的纸张早已泛黄而且污迹斑斑，书角已经翻卷成圆弧形，但是我依然珍爱有加，视作宝物。其中徐荣街、钱祖承的长诗《接班人之歌》，到现在我还可以背诵出来。这些充满着正能量的文学作品，使我对诗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引领我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表叔经常带我们到他家里去读书，他的藏书只要你想读随便借，有时候他还会送给我们一两本。除了《朗诵诗选》外，他还送给我一本《毛主席诗词》，也让我喜欢得不行，虽然当时的语文课本里也有毛主席诗词选编，但是能够把三四十首毛主席诗词汇编在一起，即使当时也是难得的，我如获至宝，爱不释手，至今仍然可以一字不差地背诵其中好多篇章。而且在我写作时，那些精辟睿智的句子会自动跳出来，使我的文字大为增色。
　　 为了提高我们的语文水平，表叔从学习使用《学生字典》开始给我们补习语文基础知识，提倡读课外读物，提高文学修养。课堂上，他还在全县第一个搞起了“小将登讲台”，让我们学生走上讲台当老师，学生讲课，学生评课，台上台下互动热烈。在那之前，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因为是农村孩子，没见过大场面，别说登台讲课了，就是人稍微多一点或者有生人在场，就不敢作声了，但凡是躲不过必须讲话时，总是臊眉耷眼、满脸通红、心跳加剧、气喘如牛，说出的话也不流利，结结巴巴还词不达意。他就一个个鼓励我们上台讲课，帮着我们备课，设计教学程序，鼓励大家对课文做深入思考、提出有意义的问题。这样一来，原先的“一言堂”变成了“群言堂”，对每一篇课文从主题思想的开挖，到篇章结构、字词修辞，都经过认真的思考、讨论、论辩，最后再由表叔做画龙点睛式的总结，不仅课程内容吃透了，而且锻炼了大家的思维能力、表达能力、辩论能力。尤其是我们几个积极分子，竟然能够给前来观摩的语文老师和各级领导讲起课来。
　　 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我后来从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到中学做语文老师，第一节课就令老教师们刮目相看，他们惊诧我的镇定安然、挥洒自如、游刃有余。殊不知道，在我十三岁时就已经可以在教师和同学面前从容地讲课了，而且讲得还是毛主席的著名哲学著作《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呢。再后来，我走上了领导岗位，无论什么场合，操起话筒讲话从没有打怵过。这一切，都得益于表叔当年的训练和培养。
　　 表叔还把语文课堂从教室里搬到操场上、田野里、果园中，让我们在劳动中学习，在学习中体会劳动的辛劳。我们在参加抗旱保苗劳动中写出的新闻报道稿，经常在公社广播站的大喇叭里播出，有几篇还上了《盖县日报》呢。为了配合村里的“抓革命、促生产”，表叔还利用老歌《八月桂花香》的曲子，自己编写了歌词，歌曲一经我们演出后，立刻在全村传播开来，大家都爱唱。一时间，只要你走进我们村里，到哪都能听到那悠扬动听的旋律：“八呀月里，革命生产忙，咱队里一派丰收景象。大苞米呀，一尺长，亩产一千多斤，大车拉来小车拽，红心粮来堆成山。”歌里还把村党支部书记和大队长的事迹也编了进去，特别贴近生活，用现在的话说是“接地气”，传扬了正能量。
　　 今年是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那些耳熟能详的抗战歌曲又开始出现在电视、广播上了。《毕业歌》、《大刀进行曲》、《太行山上》、《保卫黄河》、《松花江上》……每当这些亲切而熟悉的旋律响起在耳边的时候，当年表叔教我们演唱这些歌曲的情形便会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记得当时他还组织我们将这些革命历史歌曲排练成文艺节目在村子里巡回演出呢。演出时，我们央求家长买来雪白的新毛巾，穿上和爷爷奶奶借来的服装，画上红脸蛋，拿上自己动手制作的木质红缨枪和大刀片，心里那份兴奋劲儿就别提有多高了。
　　 一次，我被安排扮演《沙家浜》里的沙四龙，而扮演四龙母亲沙奶奶的是后院的小敏，她比我小五六岁呢。演出时，我从后台跑上，喊了一声“妈！”不曾想，还没等小敏答应，我妈却在台下面大声地答应了起来：“哎！”这一下，可热闹了，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弄得小敏忘记了台词，冷了半天场。扮演郭建光和阿庆嫂的同学也都接不上茬口了，大家都愣在那儿，台下的人笑得更厉害了，口哨声、喊叫声此起彼伏。最后我们在台上也都笑起来，半天都直不起腰来。站在台口处的表叔也笑了，眼泪都笑出来了，那是一种会心的笑，像春天里温煦的阳光，没有一丝的责备和怨怼。记忆中，好像表叔从来不会打骂我们，而更多的是微笑，有赞许的笑、欣赏的笑、感动的笑。
　　 从那时起，直到若干年后，虽然后来他也走上了领导岗位不再当老师了，但表叔在我心里一直是“于老师”而不是“二表叔”。尽管父母曾多少次纠正我对他的称呼，但是我依然顽固地坚持叫他“于老师”。我觉得，表叔可以有也可以无，就像天上的星斗一样多一个、少一个，无关紧要；而老师则不同，好老师就如白天的太阳、夜晚的月亮一样不可或缺。表叔对于我，甚至比太阳和月亮还要重要，是在我成长的关键时期给予了我至关重要的引领、教育，使我对读书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养成了勤于读书、勤于思考、勤于写作的良好习惯，更帮我树立了理想，教我学会了做人，指明了我人生的航向。这样的好老师，在那个浑浑噩噩的年代，对于一个懵懵懂懂的农村孩子来说，就好如夜空里的北斗、航程中的舵盘。
　　 ……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至今，每每见到表叔，除了亲切以外，我总是对他怀着高山仰之的敬意和尊重。再过几年，我也要像表叔一样退休了，回想近四十年的工作经历，无论是十年教师生涯，还是后来进机关做领导，对文学的挚爱之情不减，在文苑田地里笔耕不停，总会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诗歌、散文、小说的创作，取得的成果和荣誉，都得益于我有一个这样的好表叔。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表叔的精心培育，我还是我，但绝不会是今天的我。我不敢说是他把我“点石成金”了，也不敢说是他为我“画龙点睛”了，但起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少年的我就像水和沙土般，是表叔把这水和沙土揉合在了一起，然后用模具把我塑造成土坯，然后放进砖窑，点起那熊熊的火焰，最后把我烧制成一块有了厚度和质感的砖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