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俊青年谁个不善钟情？
　　 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
　　 这是人世间的至纯至洁啊，
　　 为什么从此就有惨痛迸进！
　　 ......
　　 几个月来，每当我读到歌德的这首诗时，心中就常常流露出一种淡淡的愁思。过往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沉默的爱恋，总是像电影蒙太奇一样，一幕一幕地在我脑子里闪现。
　　 事情还得从我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时说起……
　　
　　 一、
　　 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我来到学校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刘瑛写封信，告诉她我已从曾文正公故里的湘乡来到了首都北京。信发出快两个星期了，还不见她的回信，我有点失望了，真的。我失望的那种心态难以用语言束表达、来描述。因为当时的我，还是一个刚来京城的穷酸文人。而她呢，已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毕业后，留在北京发展已经五年。她先是在北京一家文化公司打工，据说她业务精通，人又有灵气，里里外外都是一把好手。后来，她干脆离开了那家公司，自己在北京通州区办起了一个叫“燕京文化艺术交流中心”的机构，自己做起了老板。说实在的，我真的不敢在发第二封信了，虽然早已写好。正当我百无聊赖之际，她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使我不知所措。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下午，刚沐浴过一阵毛毛细雨的校园，空气格外新鲜。我去了一趟收发室，只收到原单位寄给我的两本《碧洲》杂志外，没有一封与我有关的私人信件，我十分沮丧地回到宿舍。刚想睡一会儿，突然听到三下“咚咚咚”的敲门声。同宿舍的上海作家王季明的床离门近一些，就顺手开了门。只见一位婷婷玉立的美女站在门口，王季明吃惊地问：“找哪个？”
　　 “找三月山，他原名叫王真波，他说他住在308房间。”
　　 “找……我？请进！”我急忙从床上爬起来。
　　 “怎么？认不出我了？我是刘瑛。”
　　 我呆立半晌，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当我终于回过神来的时候，她已经坐在了我的床沿上。她还给我买来了一束鲜花。
　　 我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我们在相互问一些常规语后，谈了好多话。说真的，整个一个下午，我们无话不谈。快下午六点了，她提出要走，我就把她一直送到华堂门口，看到她搭上开往通州的8路公交车才返回。我知道，我没有钱送给她“打的”，也没有留她吃顿饭。这在我心中，或多或少留下了一点遗憾。因为，男人在特定环境下比女人还爱虚荣。
　　
　　 二、
　　 后来，也就是过了两周以后的一个周末，我躺在床上看书。说是看书，倒不如说是面书。但当我看到君特·格拉斯所著的《铁皮鼓》第二篇“耶稣诞生戏”时，一组小小的阿拉伯数字吸引了我。我这时才突然想起，这是刘瑛留给我的电话号码和传呼机号码，顿时我来了精神，立即翻身下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到鲁院门口那个公用电话亭旁，用颠抖而笨拙的手指给她打电话。占线，我又开始发传呼。说句丢人现眼的话，当时，我连传呼都不会，拨弄了六、七遍，最终还是没有把那个126台的2941203的呼号发出去。我看着电x话亭里一位小姐不耐烦的样子，我急付了贰元壹角钱电x话费悄无声息地离开了电x话亭，竟忘记了给她再拔一次电话。我沮丧地往宿舍走，那门口左上角的“公用电话”四个字又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经不住这四个字的诱惑，径直走进了商店，抓起电话拔通了69511261的电话。
　　 “喂！燕京文化艺术中心吗？”我问。
　　 “就是！你划哪个？”里面是一位声音甜甜的小姐，那声音像她。
　　 “我找刘瑛！”我的声音有点颤抖。
　　 “我就是！你是哪位？”刘瑛反问。
　　 “我……我……我！”我有些紧张起来。本来很干脆的我，此时此刻变得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连很正常的一句话也说不完整，真是太丢人了。她又不吃你，何必这样紧张呢？那作家班开学典礼上，勇敢站起来回答中宣部原副部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问题的劲儿哪去了？你不是市文联的常务副主席吗？还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哩！怎么，面对一个女孩，你就变成这个样子，那采写的那些报告文学作品是怎么来的呢？我自责着。
　　 “嗯！我听出你的声音了。有事吗？”
　　 “我……我没有什么事。”我给她打电话，有什么事呢！我不知道，真的。
　　 “没有什么事的话，你到通州来玩，到我这里来，我在办公室等你。”她的声音还是那么甜。
　　 我连连说了不知多少个“行”，才将电话筒放下，恋恋不舍地离开那个小商店。
　　 我一边走，一边想，我下次去找她有什么事呢？在她面前我能说些什么呢？一个问号接着一个问号。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去通州一趟，没有别的，一个中心就是去看看她。因为我们认识已经八个春秋了，但见面只有两次，这还要加上我来北京进修时她来鲁院看我的那次。但我们相互通信的次数快接近一百次了。
　　
　　 三、
　　 记得在八年前，我那时还是市委宣传部的一名新闻干事，经常采访些新闻、通讯的东西见诸报端。在市文联主办的《碧洲》杂志上，我也经常看到刘瑛的文章。她的文章大都是些散文，写得很清纯，文笔也很流畅。不知是她的文笔吸引我读她的文章，还是她的名字好听而迫使我一遍又一遍地读她的文章，反正我喜欢读她的文章。一次，《碧洲》杂志编辑部给我寄来两本杂志，上面发表了我的一篇散文。翻开一看，这期《碧洲》杂志的“小说世界”园地里也发表了她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时，她还在市工商银行上班。她的这篇小说写的是工行下企业搞扶植的事儿。在读完这篇小说之后，我不知从那儿冒出一股劲，三下五除二就给她写了封信。信写得很短，主要谈了我除了采访新闻外，业余也搞点文学创作的情况，然后要求她谈谈写作经验。信发出半个月后，她很快回了信，谈了许多她在工作、学习、创作方面的事儿。后来，我们算是认识了，并且以朋友相称，信一封接着一封，无话不谈。再后来，市文联在水府庙旅游区主办文学笔会，她和我都应邀参加了。在笔会上，我们才算是真正见了一面。
　　 人就是这样的古怪，在信上谈的很热烈，但一见面反而倒无话可说，这样匆匆一聚就相互告别，各自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上苦心经营自己的天地。事后不久，她来信告诉我，她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我回信预祝她学业成功。再后来（大概是四年以后），她又来信说：北京毕竟是首都，文化氛围很好，她准备留在北京发展，不回湘乡了。记得那年的元旦节，她从北京给我发来了一张贺卡，上面清楚写道：
　　 在这美丽的首都－－北京，
　　 在这最温馨的时刻，
　　 我要将这份孕肓壹仟年的祝福给你，
　　 祝你事业有成，
　　 幸福常伴，
　　 青春永驻，
　　 万事如意！
　　 说实话，当时的我，真有点按耐不住心头的爱恋，想给她写封真正的求爱信，但当我提笔伏桌操作的时候，我又害怕了，因为人家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大学生，又留在北京，而我仅仅是一名没有文凭的机关干部，又在湘乡，这能成吗？虎视眈眈的我又悄无声息地放下手中的笔，恢复到了正常的生活之中。这样，我和她的关系就一直忽明忽暗的情节中用书信维系着，一直保持着“笔友”和“文友”的正常关系。八年过去了，没有一点突破。
　　 时间如潺潺流水，转眼她大学毕业留在北京。我呢，后来调到了市文联，再后来经省作协推荐，我便来到了京城，走进了中国作家的最高学府－－鲁迅文学院。这一切是多么具有戏剧性呀！我想，我们这一下可以常见见面了。我心中的小溪水又开始了“哗哗”流淌。
　　
　　 四、
　　 那天，我打完电话，回到宿舍随手拿了石舒清赠送我的那本《乔伊斯短篇小说那天选》（他是我同宿舍的同学，系宁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著名青年作家），就急不可耐地离开鲁院来到华堂，乘开往通州的8路公交车。
　　 我来到通州，找到了她的燕京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办公地点：通州商业大厦。我们见面打招呼后，我就坐在沙发上等她审阅全国各地的作家寄来的出书样稿。我在坐谈中得知，她此时正在筹划出一套“新世纪作家文丛”。“文丛”的十位作家中，我认识的就有三位：一位是我在鲁院的同学，叫尹德朝，是新疆克拉玛伊市文联的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另两位分别是楚子和傅春良，她的老乡，也是我的朋友、我们市里很有实力的作家。尹德朝的书我记不清叫什么名了，湘乡两位文友的还记得：楚子的叫《呻吟》，傅春良的叫《梦幻年华》……
　　 初冬的天气黑得很快，六点半，她下班时天已经很不见光了。路灯和车灯在马路上交相辉映着。我们站在站台等车，正是下班高峰期，每趟车都挤得满满的，公交车一辆接着一辆从我们身边（都不停一下）飞驰而过。此时此刻，我不知如何是好。“打的”，实在是不敢想的事情。
　　 “我们还是打的吧！”我硬着头皮说。
　　 “还是坐公交车吧！”她看我一眼，“打的太贵。”
　　 正当我们百无聊赖的时候，一辆面的停在了我们面前，挨着司机前面座的小伙子探出头来，向她热情的打招呼：“下班了，顺便送你们一程，正好路过。”
　　 “谢谢你，北塔先生。”她微笑着对那位小伙子说。
　　 后来我才知道，那车是中国现代文学馆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就是我国诗坛当前最活跃的青年诗人北塔，本名徐伟锋。
　　 “打的”真快,一会儿功夫我们就来到了她住的楼下,我们未直接去她的宿舍，先是去餐馆吃饭。
　　 饭菜是她点的，也是她付的，也不知道她付了多少钱。当时，我很尴尬。因为我毕竟是男子汉，脸上无光啊。
　　 我初来这座城市，特别是通州区，什么路啊巷的，我就是弄不清楚。我一个大男人跟在一个美女的身后，左拐右转，过马路上楼梯，总算到了她的宿舍。乘她开门的时机，我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向晚上九点。
　　 此地不可久留，我心中在暗想。
　　 门开了，灯闪了，她让我坐在床上。我不敢怠慢，轻轻地坐在了她的床沿上。说实话，我连屁股都不敢往床里坐一下，坐的很直，只怕靠过去压着了床角的被子。因为那被子叠得很整齐，像军用被那样严肃而庄严。这时，我开始出汗了，不知是人家的暖气太热，还是我太紧张，我脸上发热，鼻梁上汗珠点点。说实在的，我这两方面的因素都有。毕竟，我们八年来才见过两次面。
　　 “来，吃个苹果。”她拿一个大苹果让我吃。
　　 “不吃不吃，刚吃过饭往那里塞。”我连忙摆摆手。
　　 “我下楼回个传呼，你看看我的影集。”说着，她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影集，就下楼去了。
　　 她的影集里照片很多，大部分是她在北京人民大学读书时留下的，姿态各异，不拘一格。有些照片比电影明星还美，我觉得这影集里的照片，不是她的玉照，陈红章子怡是巩俐﹑章子怡﹑陈红……
　　 一本影集翻完的时候，我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我下意识的看了看表，九点四十分。我想，我得赶回鲁院，不然太迟了。一来我怕坐错了车，回去太晚没车怎么办？总不能在这儿过夜吧！于是，我走马观花似的将这本原来达一百个页码的影集看完了。刚放下手中的影集，她推门进来，“真气死人，这么早就没有一个电话亭了，害我一直跑了一站路。”她气喘呀喘地告诉我。
　　 “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你也该休息了，累了一天。”我起身告诉。
　　 “急什么？还早着哩，车子多的是。”她说着，又示意我坐下。
　　 “我说，太晚了，我怕……”我说。
　　 “怕什么？怕我把你吃掉？还是大男人家呢！”她说着，又把一个大苹果塞到了我手里。
　　 这时，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拒绝了，就吃掉了这个苹果。
　　 她说话很多，谈她在北京打工的酸甜苦辣，谈她遭到了一次小车祸的前前后后，谈她自己创办燕京文化艺术交流中心时的情景，栩栩如生，活灵活现。最后，我们的话题转到了当今文坛的现状上。比如，针对卫慧﹑棉棉等一批所谓“美女作家”的写作，我们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说：由于卫慧﹑棉棉她们这一批七十年代写手们的文字中有太多性﹑自恋﹑另类等当今文学市场所敏感的时尚话题,被捕捉便再所难免。我则认为,她们中有一部分人在用身体检阅了男人,检阅了生活与社会之后,在去掉了只关注自身的短视之后，在力尽浮华之后，会在写作这条道路上坚定地走下去……
　　 这晚，我感到我们谈得那样投缘，只恨时间过得太快了。我说：“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那好吧！以后常来玩，有什么困难就只管说，我尽力而为。”她在送我上公交车的路上对我说。
　　 “行。但愿我没什么困难，首先谢谢你。”我有点风趣地说。
　　 “你就坐这趟车，有零钱吗？”她向着开过来的“112”招手。
　　 “有，谢谢你！”我说。
　　 “客气什么，快上车！再见。”她递给我十元钱之后，向我招手道别。
　　 “再见！快回去吧！”我说。
　　 我坐车走了，她亦转身走了。我看见她转身的姿态很潇洒，发亮的披肩发在路灯下闪着晶亮的光泽。
　　
　　 五、
　　 后来，由于学习太紧张，我很少给她打电话，也很少写信。但我还是忍不住那份寂寞和谒望，时不时给她写封热情洋溢的信，谈得最多的不是学习，就是写作方面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