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当第一批知青抵达我们连的时候，我正躺在老槐树下的竹床上酣睡。忽然就被喧天的锣鼓声惊醒。我“刺溜”滑下床，钻进欢迎的人堆里。踮起脚尖，我看到一群知青，清一色的黄军装，一张张莹白如玉的脸兴奋得汗津津的，看得见细致的绒毛。一杆红旗在他们中间呼啦啦漫卷，上面有两行金黄色的字。我扯住身边叔叔的衣角问写的什么，叔叔慷慨激昂地说，那是毛主席语录：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父亲当时是连长。简短的欢迎仪式后，他吩咐工作人员分别带着知青去了他们的宿舍---新盖的三排土坯房。围观的人群渐渐四散。邻居王奶奶一路踮着三寸金莲，颤巍巍的，没了牙的瘪嘴不停叨叨：一帮嫩芽芽，生瓜蛋子似的，还没长成呢，能下地干活？爹娘在城里不抵怎么担心呢!
　　 我当时少不更事,不懂当时的政治形势,也不能体察知青们远离大城市来到贫穷的苏北接受再教育的离愁与艰辛。但是，这些知青身上特别和青春的气息，吹绿了荒芜的盐碱地，吹皱了微波不兴的五图河水，给我们黯淡的生活带来了明媚的生机和色彩。这些，我感受到了。
　　 我们连距离团部最偏远，一帮适龄孩子的上学问题一直是父母们的心结。来过几任老师，都因忍受不了艰苦和寂寞，很快便飞走了。我们就像种子到了节气却没有落地生根的土壤，被遗弃在角落里，落满灰尘。
　　 九月的一天，我们正晃荡着腿骑在榆树上，忽然就听到了久违的上课铃声。“铛铛、铛铛”，铃声震得我们忘记了吞咽，足足发了有五分钟的呆。然后猴子样窜下树，急吼吼回家拿书包。当我将散落的书本胡乱塞进书包跑进教室时，一位女知青正领着同学们读课文。我好奇地端详老师：娃娃脸，杏仁眼，中等个。最吸引眼球的，是她两条乌黑油亮的长辫子，温顺地搭在花衬衫上。每次她一转身，辫梢上两只黄色的蝴蝶结便跟着轻盈甩动，恰似在花间翻飞的黄蝴蝶。此时，门外，一只山羊正在草地上安闲地觅食，大片夹竹桃盛放得云蒸霞蔚。而我内心的欢喜则无以言表——从此，再不用担心失学了！
　　 从我记事起，连队的业余生活就像朔风中冰封的五图河，寂寥无声。那年除夕，父亲告诉我，晚上知青要表演文艺节目辞旧迎新。这可乐坏了我们这帮孩子，早早就跑到连部打闹嬉戏，欢笑声在连队上空盘旋。几个知青在连部前空地上搭起了简易的舞台。夜幕四合，马灯亮起来，照得舞台如白昼，大红灯笼舞动着节日的喜庆。连队男女老少喜气洋洋大呼小叫拥到连部，把舞台围得水泄不通。
　　 演出在激越的锣鼓声中开始了。想不到那些知青个个多才多艺，在台下人好像也没什么特别，可一上了台，立马神采飞扬，判若两人。《沙家浜》中的《智斗》像收音机里的翻版。女声独唱《北京的金山上》如百灵初啼。还有小提琴独奏，我们听不懂，但那个小玩意竟然能发出如此美妙的音律，却让我们惊叹不已！这样的阵势我们何时见过啊？！欢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观众沸腾了！连队沸腾了！后来，除夕夜的文艺演出成了连队的传统大餐，是我们每年最热切的期盼。记得央视从1982年起举办春晚，年年媒体都要乐此不疲热炒一番，我却很不以为然：我们连队的春晚可比央视早了好多年，而且精彩万倍。
　　 回忆是快乐的，也有忧伤，而忧伤总是比快乐更难忘。
　　 七十年代末，父亲调到了团部副业队。那时政策松动，不少知青陆续返城，剩下的人心浮动。
　　 一位南京女知青，长着一双幽深的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像围绕在湖边的细杨柳。“大眼睛”经常来找我父亲，总是哭哭啼啼的。久了，我逐渐了解了原委。她的父亲出身资本家，解放前背叛家庭参加了革命，解放后在省城一家出版社担任社长。“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倍受摧残。母亲受株连，和父亲一起顶着高帽子游街，终受不了打击导致精神分裂。她是个独女，父亲在劳改农场服刑，母亲只得常年住在精神病院里。她微薄的工资全贴在母亲身上了还入不敷出。她想回城照顾母亲，却没有一家单位肯接收。有一天，我听见父亲跟母亲絮叨，说“大眼睛”有个青梅竹马的男友，就在团部的加工连。她家出事后，男方父母坚决反对两人来往。“大眼睛”担心牵连男友，坚持断绝了两人关系。可男友一往情深，一再放弃回城的机会，默默坚守。母亲唏嘘不已，对父亲说，多可怜的一双人儿啊，你帮帮他们吧！后来，父亲屡次去省城，究竟是如何为“大眼睛”找到接收单位的，我不得而知。当她欢天喜地回城时，我已到县城读书，从此再未谋面。
　　 再未谋面的何止是“大眼睛”？时光如神偷，盗走了流年。如今，我与那些知青即使在某个城市的阳光下撞个满怀，也未必相识。可每次在故乡的土地上行走，我都会禁不住翻耕记忆，怀念他们遗落在兵团的蹉跎岁月。
　　 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