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和我的同事来到邢江河。我们此行，既不是游山玩水，也不是走亲访友。我们是响应上级号召，到农村来开展帮扶活动。帮扶的对象，是那些贫困的村民。
　　 邢江河是一条幽静的小河，很温顺，也很秀美。河水清澈见底，水面平滑如镜。河的两岸，翠竹成行，好似碧玉雕琢的屏风，为小河挡住来自外面的惊扰，使得小河永远都那么美丽，那么恬静。小河边上，倚山傍水，座落着一个小村。村子的名字，随了那条美丽的小河，就叫邢江村。
　　 邢江村的村民，多数都是布依族人。布依族是一个美丽的民族，勤劳善良，民风淳朴。布依族人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祖祖辈辈，过着怡然自得的农耕日子。或许就是如此，他们安于对这份恬淡的守护，喜欢自然牧歌式的吟唱，喜欢唰啦啦的杨柳，哗啦啦的河！所有的音符，都出自于内心的质朴，有点跟不上时代的节奏。可是，这又有什么呢！喧嚣的都市，宁静的乡村，孰高孰低，真的不好评说。
　　 来的路上，我就在想，我的帮扶对象，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既然需要帮助，需要扶持，那么，这个人定有众所周知的困难，这是不容置疑的。我知道的信息，来自于挂村的干部，据他说，所有的帮扶对象，都享受了政府的照顾，是低保户。在以前，只有鳏寡孤独，才能享此照顾。这一类人，多半老弱病残，无依无靠，被人称为五保户。在我的印象中，五保户是一个带贬义的词，往往是用来骂人的，几乎与断子绝孙，享受不到祭祀的香火，是同一个意思。
　　 带我们去的村干部，介绍时说是李老师，矮小瘦削的一个人，戴了一副眼镜，时不时地摘下来，也不知是近视还是老花。之所以称为老师，大约以前，是教过几天书的。李老师领着我们，在村子里转，一家一家地登门，与我们的帮扶对象见面，了解这些人家的具体情况。走访了七八家以后，我终于明白，低保户不等于五保户。也就是说，这些人只是家中困难，不是鳏寡孤独。进村时，挂村干部念名单，我知道了我的帮扶对象，名叫梁明忠。可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粱明忠，竟然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转遍了整个村子，都没有与梁明忠见面，我不禁有点疑惑，这个人究竟住哪儿呢？出了村，李老师说，另外的一个小寨子，还有一户。我心里想，这一户，或许就是梁明忠了。我打听梁明忠的情况，李老师说，梁明忠就一个人。他不是邢江村的，是上门女婿。我想，莫非他的家人，都已遭了变故，仅剩下他孤苦零丁，独守残更，未免有点淒惨。谁知李老师话头一转说，前些年，他女人带着娃儿跑了，就剩了他一个人。李老师的神态，有点欲言又止，似乎有所顾虑。这里面，好像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倒底是什么故事呢？他不肯说。我知道，多问无益，便不再问。
　　 走出村外，便是一条上坡路。路的两边，都是土坡。土坡上，生长着高大的松树，其间夹一些杂树。正是阳春三月，一簇簇映山红，火焰一般，燃烧在绿树丛中，渲染着春天的风采。将至山顶，看见路边上，伫立着一间低矮的小屋。光禿禿的小房子，建在这荒山野岭，不知作何用途？李老师指着小屋说，这就是梁明忠家。我便趁机打听，想从李老师口中，了解一点梁明忠的家庭情况。李老师叹了口气，只是说，梁明忠不是本村的人，来上门的。媳妇带着娃儿跑了，就剩了他一个人。李老师讲得轻描淡写，似乎不太愿意作过多的介绍。既然如此，我也只得作罢。李老师领着众人，走到小屋前，见门上挂了一把锁，李老师既没失望，也没遗憾，只说，看来不在家，算了，下次再说吧！众人眼见如此，也没作落。看此光景，也只有先这样了！没见到帮扶对象，我心里很矛盾，也不知是欣喜，还是失望？在其他人的帮扶对象那里，当询问他们，对于眼下的困境，有什么打算，需要些什么帮助？坐在一旁的李老师，会在不经意间，摘下眼镜，向屋主人挤挤眼睛，所暗示的意思，大约他们彼此都懂，心照不宣。大多数的人，都表示出，他们最需要的，就是资金。想来也是如此，养鸡养鸭，喂猪喂牛，无论想做点什么，不都需要钱吗？有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个道理，看来谁都晓得。可是，对于靠工资吃饭的人来说，为人处事，人情世故，该出手时未必能出手，囊中羞涩、捉襟见肘的状况，总是时有出现。钱对于我们，也是心中的痛！所以，没见着梁明忠，不必听他诉说心愿，不用让自己虚伪，说些缺少油盐的口水话。可是没见着他，空跑一趟，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好似欠人钱财，偿还不过是迟早的事。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三十夜的年猪，早晚都是一刀！
　　 众人正要动身，突然听得左边山坡上，一阵唰唰声响，从树木中跳出一个人来。只见此人缩头缩脑，一副猥琐的样子，活像古时候，打草剪径的小毛贼。此人见了我们，神情略显慌张，不知他想到了什么。李老师说，正要找你。他嘴里呵呵有声，语音含混不清，不知在说什么。他腋下夹着一小捆柴，三步两步跳到门前，扭开门上的锁，进了屋子。
　　 在此之前，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梁明忠，倒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也许，他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凶残成性，拿妻子打不成价钱。不堪忍辱负重的妻子，含着眼泪，带着身心的创伤，携子逃离了他的魔掌。也许，他风流成性，寻花问柳，朝三暮四，只顾自己快活，不管妻儿死活。妻子忍无可忍，携子远走他乡。也许，他长年在外打工，妻子独守空房，久而久之，移情别恋，跟了他人，且带走了娃儿。总之，我想了许多令他如此落魄的理由，却都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着边际。
　　 一行之人，全都坐在路边坡上，见梁明忠进了屋子，我和带队的人跳了下来，走向小屋。虽然这个人给我的印象极差，但他毕竟是我的帮扶对象，不管怎样，我都要同他见上一面，给此行一个交待。我们走到小屋前，门是虚掩着的，我敲了敲门，门应声开了，梁明忠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队的人对他把来意讲了，他嗫嗫嚅嚅地说，情况么，有什么办法呢？就这样了。他一脸木讷，言不达意，神态近乎麻木。我们本意，是要进到屋子里去的。可当粱明忠出现在门口时，我们往屋里一瞅，只见小屋一分为二，里屋的门紧闭着，不知是什么状况。外屋的地上，坛坛罐罐，锅瓢碗盏，摆了一地，其间杂有柴草，乱七八糟。四面的墙壁，经烟熏火燎，早已面目全非，一团漆黑。屋子外面，不见电线的踪影。显而易见，这间孤独的小屋，与电是绝缘的。不知到了夜晚，他用何物照明？如此环境，叫人无从落脚。我们叫他去坡上坐坐，摆谈摆谈，他嗝嗝噻噻，丝毫没有挪动的样子。这样的场景，这样的人物，让人实在毫无办法。但毕竟是见识了他，我总算是不虚此行。
　　 李老师见状，摇摇头说，走喽，以后再说了。众人拍拍屁股，往前行去。走在路上，我想着刚才的那一幕，想着梁明忠近乎木讷的脸上，茫然无神的鼓眼，突起的颧骨，咧开的大嘴，往上翻起的厚厚的嘴皮，一口黄黄的龅牙，这一切凑在一起，不能说奇丑无比，但却让人不忍目睹。他上着一件已难辨颜色的中山装，下着一条褪色的绿军裤，一只裤腿长，一只裤腿短，脚穿一双泥痕斑驳的解放鞋。只第一眼，我就觉得这副脸嘴，这般模样，似曾相识，可就是想不起来，曾经在哪儿见过。人的记忆，因为时间的隔阻，也会模糊不清。也许，是这副模样的独特，牵动了心头的哪根弦，使我牵强附会，把他当作了我曾经见过的人。
　　 李老师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仿佛电光石火，一下子点拨了我，记忆的闸门，突然间就打开了。离开了梁明忠，李老师叹了口气，唉，懒汉！一个懒字，让我一下子就锁定了他。梁明忠，一个久远的记忆，虽然尘封已久，却又记忆犹新，恍若昨天。
　　 七十年代初，三线建设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在一个名叫菜花洞的地方，我有幸加入了三线建设的队伍，开山放炮，架桥铺路，挥洒着年轻的汗水，壮丽着闪光的青春。梁明忠，也是这支建设大军中的一员。当民工，他比我早。我进入民工队伍时，他已是老资格了。因为不在一个班，甚至都不在一个排，严格地说，我与他並不熟悉，能够记住他这个人，缘由于他生活上的一个细节。与他同住一室的，有我一位小学同学。一天，我到同学处玩，进到屋里以后，一个奇特的景象，引发了我的好奇心。时令尚为早春，不见蚊蝇踪影。室内共住四人，三间床铺，被子床单，清清爽爽，一目了然。唯有一张床铺，被一笼蚊帐，罩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蚊帐的颜色，已是黄中透黑，可见其坚韧不拔的程度，实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有点惊讶，为这个人的不同凡响。同学说，这个人叫梁明忠，是三班的班长。他的这顶蚊帐，一年四季从不取下。至于罩在里面的铺盖，犹如古时妇女的三寸金莲，从未在他人面前，露过尊容。正说着，同学住了嘴，只听门吱呀一声，一人走了进来。同学努努嘴，我心里明白，进来的这个人，就是梁明忠。为了这顶奇特的蚊帐，我不由得多看了他几眼。那个时候的梁明忠，因为年轻，显得并不如何猥琐。只觉得他鼓鼓的眼睛，白多黑少，死气沉沉的。还有就是厚厚的嘴唇、黄黄的龅牙。他上身穿一件白背心，汗迹斑驳，颜色已显灰黑，下着一条草绿色的军裤，一只裤管挽至小腿，脚登一双解放鞋。整个人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因为那顶一年四季从不敞开的蚊帐，因为那身独特的穿着，我记住了他，梁明忠。
　　 一个人，不管身处什么样的环境，洁身自好是做人的根本。不管穷也好，富也罢，只要是正常的人，保持一个整洁的形象，是至关重要的。那时候，工厂发给我们的工作服，是再生布的，极为粗糙。就是这样的衣服，我们也是洗得干干净净的。可是梁明忠，一个来自于农村的青年，竟然如此吝啬自己的力气，对与自己朝夕相处的衣物，也不肯略施一点恩惠。俗话说，笑脏不笑穷。梁明忠面对自己的脏，能如此地无动于衷，只能说明，他很懒！他宁愿忍受紧紧围绕着他的恶臭，而不愿动一动手！也因为如此，李老师的一个懒字。就像一根长长的鱼线，拴着的那只鱼钩，一下子就将他的形象，从我记忆的深处，扯了出来。
　　 九十年代中期，在县城里面，我又见到了梁明忠。那是一个赶场天，在县城的老街上，最热闹的地段。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小摊贩，卖香烛的，针头线脑的，卖耗子药的，杂七杂八，五花八门。在一个卖糖精的小摊子前，我看见了他。他站在一张小方桌后面，方桌上铺一张报纸，一堆亮晶晶的糖精，堆放在报纸中间，一只调羹插在糖精堆里，桌子边上放一叠包装纸，也是报纸裁的。有人来买糖精，或伍角，或一元，他便扯一张纸，或一匙，或半匙，舀了糖精，倒在纸上，包好递给人家。其时正值当午，赤日炎炎。梁明忠戴一顶旧草帽，呈现出一种发霉的颜色，显然已跟随他年长月久。依然是—件变色的背心，外罩一件说不清本来面目的中山装，依然是挽了一只裤腿的绿军裤，一双滿是泥巴的解放鞋。他弯着腰，给人包糖精，大约是眼睛进了汗水，他甩袖子揩汗，然后抬头看了看天，我便看见了他。因为那副特征鲜明的尊容，那一身几十年如一日的装束，而且正当壮年，我一眼就认出了他。
　　 当年民工解散时，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梁明忠是农民，回去的地方，自然是农村。想不到，时隔二十多年，他竟然弃农从商，做起生意来了。隔天，我去看望老父亲，不想又见到了他。父亲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小杂院。对面一户人家，因为分了新房，老屋便用来开廉价的旅社。若是临时住宿，每天一元，长期住宿，每月二十元。我走进小杂院，恰巧看见他从低矮的门里出来。做民工时，只能说我记住了他，可他并不认得我。我们之间，半点关系也没有。我从来没有，也不会关注于他。偶然看见，便会想起那顶鞠躬尽瘁的蚊帐，心里隐隐约约，会有一些感触，可又捋不清楚，仅此而已。从我在糖精摊子前看到他，到他出现在小杂院里，使我对他的生活，产生了一丝疑惑。照他目前的这种境况，养活自己，尚且费力，若是还要养家，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只不过，不知他是否成家。谈到立业，他所从事的这点儿营生，着实差得太远。一条气饱力壮的汉子，放着农村田地里的庄稼不种，牲口圈里的牛马猪羊不养，宁愿跑到城里来，做这种老弱病残维系日子的小种生意，若不是脑袋进水，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的独门懒功，已练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大约过了几年，糖精这个物品，在生活中逐渐淡化，终于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于是，在赶场天的街上，在小杂院里，我再没有遇到过梁明忠。因为没任何关系，我也并不在意。我的人生轨迹，不可能与梁明忠有任何的重叠之处。若是没有邢江河之行，若是，他正好是别人的帮扶对象，那么，也许终其一生，我都不会再见到他，也不会感悟到他生命的本质，以及他对世人的警醒作用。
　　 从李老师的只言片语里，从他给我最初的印象里，还有后来，我偶然间对他的猜测，以及他和他的小黑屋，带给我的感触，我能大致想象得出，他这一生的生活轨迹。一个农民的后代，因为机缘巧合，进工厂做了几年民工，耳濡目染了工厂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为自己也成了其中一员。谁知好景不长，美梦终难成真。等着他的，还是山高坡陡的边远之地。回家以后，每天面对着层层叠叠的大山，早已丢失的农活，也或者是还没学全的农话，半点也提不起他的兴趣。父母的责骂，兄弟姊妹的冷言冷语，乡里寨邻的鄙视，所有的一切，都促使他必须离开他的生养之地。于是，在一个懒觉睡醒之后，他离开了家乡，妄想在其他地方，实现他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