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氏家族源远流长，我们黄氏香火：“江夏源流垂万古，春申世泽永千秋。”江夏，说的是江夏黄香，黄香以孝顺名扬天下，其精神影响早超出黄家范围；春申，即春申君黄歇，名列战国四公子之一，以博学善辩著称，其名字已经载入中华史册。
　　 奇怪的是，“承前祖德勤和俭，启后孙谋读与耕”是客家人的对联，这幅对联最核心的四个字，“勤、俭、读、耕”也是我们黄氏家族的祖训之一。“勤”和“俭”是要求，是目的；“耕”是“勤”的具体形式，是“勤”的重点，而“读”则是讲修养和讲学习，是勤俭的重要补充。
　　 勤，就是勤劳，这是黄氏子孙必须牢记的。我们黄家人认为，勤劳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只要勤劳，家道就能殷富；只有勤劳，人道才有尊严，而富裕和尊严是人活得有价值的前提。曾祖父在解放前能够成为一方小富，靠的不是剥削，而是勤劳。这里的勤劳，曾祖父理解为首先是农业上勤劳，即重视耕。那时候没有除草剂，“要想草不生，多犁多翻深”，曾祖父常年在外做竹木生意，早年他是花钱雇人负责农田的“四犁四耙”，后来伯祖父、二伯祖父长大了，“四犁四耙”就落在了他们肩上。曾祖父的勤，还有要勤于思考，勤于搞活经济的意愿。那时候，习水上面的乡镇到县城官渡没有通公路，曾祖父他们常常利用习水河漕运木材到四川合江做买卖。习水河流时而沟深山陡，时而水少滩多，可以想象，一根根，一漕漕杉树杆子，要花费曾祖父他老人家多少精力和多少汗水啊！曾祖父讲义气，有一次，曾祖父给他的祖上，当然也是我们的祖上做道场，同村好友杨少林送来一石银子做礼金。后来杨少林接儿媳，曾祖父又从习水河漕运一大批杉树杆子到合江转卖。木材在石堡码头停驻时，习水河洪水暴涨，一夜之间洪水把曾祖父漕运的木柴全部卷走，曾祖父倒赔白银。他只得临时低价卖掉两股地方，攒足一石银子作为好友杨少林接儿媳的贺礼。
　　 祖传家风在我祖父几兄弟上更有体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我祖父，祖母上山挖蕨根，起床早，走得远。祖父祖母挖的蕨根块头大，沉淀出来的蕨粉多，这就保证我祖父祖母，我爸爸没有被饿倒。
　　 曾祖父、第六个曾祖母、大祖父、二祖父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因病去世。我二祖父的大儿子（黄德怀），就是我的堂大伯父，从小学习十分用功，是文革前高考考上大学的大学生。据父亲讲，堂大伯父考的大学是哈尔滨重型机械学院。当时的石堡乡叫石堡公社，属于官渡区管辖，那一年，整个官渡区仅仅考上包括我堂伯父在内的两个大学生。本来，我堂二伯父（黄德穗）、四祖父、五祖父（他兄弟俩是我第六个曾祖母出生，年龄比他们的侄子，我堂二伯父还略小）在习水县城读高中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正因为遇上了三年经济困难的苦难，叔侄三人响应“支援农业第一线”的号召，高中没有毕业就回家“耕田”支援农业。堂二伯父那时候大约二十岁吧，回到老家后，趁着第一次包产到户的政策，就拉着大水牛包产了六七份水田，勤于耕种，耕种的粮食吃不完，就换成粮票支持他哥哥（就是我堂大伯父），在哈尔滨读大学。四祖父、五祖父尽管年龄更小，他们兄弟俩也牵着大水牛包产到户，耕田种粮食吃。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后，我祖父祖母的勤俭更值得称赞。祖父祖母除了完成生产队的生产工分以外，还精心耕种自留地。另外，父亲除了在校读书，还要回家割草喂牛，别的人家是几家人轮流喂一头牛，父亲他们是一家人养一头大水牛。农活虽多，却能保证年年有余粮，祖父兄弟几个都是队上能吃饱饭的人家。祖父好客，隔三岔五的，就约三五几个客人在家吃饭，吃的菜是腊肉豆花，吃的饭是玉米拌大米饭，那个年代算是美味佳肴了。没有客人的日子，一家人就吃红薯稀饭。父亲后来总结祖父会当家，年年有余粮的经验：一是全家人在队上干活勤劳，挣得的工分多，分到的粮食自然多一点；二是没有客人和劳动强度不大的日子喝稀粥，甚至吃点野菜，用节省的方式保证避免粮食青黄不接。
　　 我懂记忆的年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时候，我堂二伯父是公社民办中学的校长，我在他家第一次接触了《人民文学》、《天方夜谭》、《吹牛大王记》等文学书籍。我四祖父虽然只是一个农民，但他舍得钱购买《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小说书，这些书被父亲借到家里阅读，只有小学文化的我，有时候也偷看一两章有插图的章节，然后给我的小伙伴们津津有味地讲“三国”，说“水浒”。党兄弟叔侄们也看这些书，我们还编了几句顺口溜：看了“红楼”说情话，读了“三国”学奸诈，看着“西游”笑唐僧，读完“水浒”学打架。四祖父、五祖父都擅长毛笔书法，也擅长写祭文，编对联。四祖父还能写写反映民情民意的文字到省市报纸发表。
　　 正是受到“勤”、“俭”、“读”、“耕”文化思想的浸染，我们王家田（就是我曾祖父购买的百年老屋的名字，有时候也作为我们曾祖父膝下一大家人的称呼）的孩子在校成绩几乎都还可以。我们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那一批孩子，我和我堂哥（就是我堂二伯的第四个孩子）成绩更突出一些。一九九零年，我考上了仁怀师范学校，堂哥考上了贵阳建材工业学校，当时的中师和中专学校，竞争都是激烈的，我们兄弟两个的“王家田”效应又一次赢得了乡亲们赞叹。今年，我堂弟——我亲幺爷的儿子黄松考上了华北电力大学，黄氏家风在九零后的年轻人身上又一次得到了传承落实。
　　 我的父亲母亲是农民。父亲在文革期间读初中，他讨厌初中生的那种“闹革命”读书方式，未上完初中就辍学了，我母亲从来没有上过学。父亲把“勤”、“俭”、“读”、“耕”的家风说给了母亲听，父亲母亲把这种家风传承了下来。
　　 父亲母亲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闲着，他们都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人，都曾是吃着野菜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他们把“耕”当成是“勤”的第一要义。把农业生产做好，把牲畜喂好，我们全家五口人有饭吃，有肉吃，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就能吃上了光光饭（就是不掺杂杂粮的大米饭）。农闲时候，父亲母亲想方设法挣钱。我从小身体就不好，参加体力劳动比普通人吃力很多，父亲母亲就在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我几乎没有什么娱乐贪玩的时间。白天，我要么协助父母亲劳动，要么在家做饭喂猪喂牲口和照看两个弟弟，晚上才能在灯光下读书学习。也看课外书，主要看的是那时候比较流行的连环画。那些连环画开拓了我的视野，拓宽了的我的思维，对我以后的学习特别是写作帮助很大。
　　 穷人家孩子早懂事，外加父母用勤俭家风开导我们兄弟三个。我们从来不问父母要零花钱，我还喜欢背诵当时的《小学生守则》的一条规定“不挑吃穿，不乱花钱。”嘿嘿，我们的家风和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合拍了。我们三兄弟穿的衣服是厚布缝制的衣服，这样的衣服劳动时禁得住摩擦，冬天可以套棉袄穿，只是夏天穿起来十分闷热。在没有上学的暑假，我们就穿个背心或者裸着上身劳动。
　　 现在，我参加工作已经二十多年，妻子经过努力从代课教师考上了在职教师，女儿在赤水县城读高中，父亲母亲仍然在老家从事农业生产。党的政策好，我们都富裕了，吃穿不愁了，寒暑假就在赤水县城购买的房子里居住。我们的家风不存在过时，而且有继续发扬光大的必要。“勤”，就是对工作要认真，要主动地、热心地工作。“俭”，就是要继续坚守节约的习惯，现代社会，用钱的地方更多，节约钱才能让家庭经济更加宽裕。“耕”，可以理解为在事业上耕耘，就是要积极地投入到创造性的劳动之中。先有耕耘，才有收获。“读”，就是要多读书，读好书，汲取贤达仁人的智慧，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家风，是祖宗流传下来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值得我们代代传承，永远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