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锦州解放了。夜里，父亲正在灯下看书。门开了，轻轻地走进来一个身穿便装、手里提着一只皮箱的中年人。“你咋还没走？”父亲惊讶地问。“这只皮箱暂时先放在你这儿，千万要保存好。我还麻烦你一件事，我妹夫被炸死了，妹妹腿被炸断了，躺在伤兵医院里，走不了了。有时间的话，你去看看，照顾一下。”说完话，这个人就神色匆忙地走了。此人叫江文涛，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连长。细高的个子，白白净净、文质彬彬的。他和妹妹江雪都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九一八”事变后他们跑到关里，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江雪认识了十九路军的一个营长，就嫁给了他。后来，江文涛也就参了军，到了他们的部队。日本人投降后，他们的部队就调防到了锦州。
　　 由于伪满警察、侦辑队汉奸和一些地痞流氓来做衣服不给钱、还打人，父亲赌气关了洋服店。但养家糊口还得干点啥呀，隔壁的杨叔就从大白楼请来一位会做“天津包子”手艺的牛师傅，父亲就在老马路开起了“天津包子铺”。江文涛是经常光顾的主顾。一个人来了也不吱声，默默地吃完了包子，把钱往桌子上一放就走了。天气热的时候，他就从皮夹里拿出一把绢面骨扇，一边等着包子、一边煽着扇子看书。一来二去的，父亲看他挺和顺，就多给他加了几个小咸菜儿。他每次都点点头、微微笑一笑，表示谢意。一次，他发现柜台上有一本线装书，拿起来一看是《救风尘》，就问跑堂的伙计二贵：“这是谁的书？”二贵说是陈掌柜的书。就这样，他和父亲成了书友。我太爷教过私塾，有两大黑皮柜各种内容的线装书。父亲从小就爱看武侠小说，什麽《包公案》《施公案》《七侠五义》《三侠剑》等，都能给我们一本一本地讲下来。江文涛喜欢的却是《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之类的元曲话本，我父亲说那都是搞对象的事儿，没啥意思。他就经常向太爷请教里面的词啦、曲啦什么的，可太爷总是爱搭不理的，一副挺傲慢的样子。可越这样，江文涛越来劲儿，非常虔诚，之后来还时常给太爷带点小礼品。
　　 当时国民党抓兵抓得利害，父亲拖家带口，哪能去当兵啊，就一直东躲西藏。江文涛来了几次没见着父亲，就问怎回事儿？太爷说明了情况以后，他拍了拍胸脯说：“没问题，这事儿我来办！”不几天，他就带来一个头上戴着白帽，外面穿着白大褂，里面却穿着军装的大夫。对父亲说：“这是伤兵医院的邱院长，以后你就在他们医院挂个值勤兵的名，隔个月儿八的去医院站两天岗。拿着！”他递过来一套黄军服和一个军人证。解决了这件使全家人心惊肉跳的事情后，太爷把脸放了下来，让父亲把江文涛请到后屋太师椅上坐下，从黑皮柜里翻出一本孤版的《搜神记》送给他。指着《搜神记》，给江文涛讲起了元杂剧与昆曲的联系，居然还在江文涛的绢面骨扇上题了一首张养浩的《山坡羊.述怀》：
　　 “无官何患，无钱何惮！休教无情人轻慢。你便列朝班，铸铜山，止不过只为衣和饭，腹内不饥身上暖。官，君莫想；钱，君莫想。”
　　 江文涛站起来拿着扇子，仔细端详着，连连赞叹太爷的瘦金体字写得“风骨清奇”，有如“高僧面壁、玉树临风”。父亲说：“行了，行了，我说哥呀，你看后边这是写的啥？”父亲指着结尾两句诗说：“‘官，君莫想；钱，君莫想。’你当连长的能做到么？”江文涛低着头看着扇子一脸戚容地说：“为了国家兴亡，我投笔从戎。没想到，战端一开，兵连祸结、民不聊生。跟日本人打仗，那是义不容辞；但跟共产党打仗，那是手足相残哪！可我一个小小的连长，你说能怎么办吧？”他把扇子合起来放进皮夹里，坐在椅子上痛心疾首地说：“看看吧，官场腐败，战场焉能不败。民心向背，军心安能不乱？你看看那些当官的，他们…”他越说越激动，父亲连忙递给他一杯水，安慰他说：“消消气儿，心静才能少忧烦。”“我能心静吗？”父亲还想说什么，太爷用眼神制止了他。
　　 江文涛放下皮箱走后的第二天，父亲就在街上看到了政府收缴武器、弹药的告示。回到家里偷偷地打开江文涛的皮箱一看：衣服、书信下面有一只戴着牛皮枪套的手枪！父亲很害怕，也很为难。觉得把手枪交出去，对不起朋友不说还兴许惹出不少麻烦来。不交吧，还害怕落个“窝藏枪支”的罪名。想来想去，最后干脆夜里把衣物包起来藏到杂物房里，出去把皮箱扔到小凌河里。回来后把手枪埋在后院墙根底下，顺手就把枪套扔到房顶上。没想到，就是这个枪套惹出了麻烦。
　　 太爷有一块十分珍视的祖传怀表，跑堂的二贵觊觎了很久，一天趁太爷不注意，悄悄地偷去后，送到东门外的“恒泰”当铺给当了。当铺的大掌柜的王开顺，是我太爷的私塾学生，念书的时候就看过这块怀表。当下把二贵稳住后，就派人把太爷和父亲接来。三头对案，人脏并获。太爷盛怒之下，就要把二贵送到局子里去。二贵吓得跪在地上直磕头，王掌柜的摇了摇手，说：“算啦！东西不没丢吗？干脆辞退了，让他走人吧。”父亲是个心宅宽厚的人，看着二贵面色如土的可怜相，一时心软下来，就对太爷说：“他乡下还有一个瞎眼老妈，全靠他养活呢。念他是初犯，年轻不懂事，先看他一段儿吧，不行再撵走。”转过身来对二贵说“起来吧，以后再犯，决不轻饶！”
　　 我家门市房是个筒子房，房顶上有个天窗。这一天，二贵早上揭天窗时就发现了父亲扔到房顶上的手枪套。二贵利用开板、挂幌的机会就到公安局去了。不一会儿，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跳下来几个穿着灰军装的军管会的人，带着二贵匆匆走进屋里。一个红脸的，操着南方口音的，大概是个队长什么的人，拿着枪套让父亲交枪、交人。父亲吓坏了，连忙说枪是有一只，可没有人哪。二贵没等父亲说完就抢过话来说“咋没有人哪？那个国民党连长，姓江的，你们不是好朋友吗？”太爷气得脸刷白，颤抖着过来就要打二贵，被军管会的人拉开了。“枪在哪？”红脸队长厉声问。“在后院墙根底下埋着呢！”“走!”父亲带人来到后院墙根下，挖出了那只枪。“姓江的连长藏在哪？”“我真不知道啊！”红脸队长挥了挥手“好吧，跟我们到军管会去一趟。”父亲被军管会带走了。
　　 “孽障！引狼入室，养虎为患哪！”太爷捶着炕沿又气又急地骂着二贵，奶奶和母亲哭成一团。杨叔来了，问明了情况后就说：“不用着急，一点事儿也没有，我马上就把二哥带回来。”
　　 原来，父亲有两个拜把子兄弟，一个是杨叔，还有一个是吴大爷。
　　 果然，不一会儿工夫，门前又开来一两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了父亲，杨叔还有一位胖胖的，身穿灰军装的人。进到屋里后，这个身穿灰军装的人给太爷和奶奶“啪”地打个立正、敬了个军礼。原来是吴大爷！杨叔说他是刚刚从部队调到地方的市公安局当副局长。杨叔找到他后，他就到军管会与红脸队长说，“陈掌柜的是个本分的生意人，哪会窝藏枪支呢？伪满时期，他曾经掩护过抗联，对革命有功。”就这样，哥儿三个有说有笑地回来了。
　　 第二天，父亲和母亲就去了伤兵医院。邱院长和大夫们都跑光了，只剩下几个伤兵哼哼呀呀地躺在床上。江雪躺在里间的特护病房里，她人长得很漂亮。眉请目秀的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腿上打着夹板，动都不能动。母亲就每天来给江雪送饭，照顾她到取下夹板后，就把她送到西郊汤诃子姥姥家养伤。病好了，父亲就把她送回她的老家齐齐哈尔。江雪走了以后经常来信，开始得知她一直教书，后来还当上了什么大学的校长，嫁给了一位教授。出差时还到我家看望过几次，关系一直没断。闲谈间隐晦地说过她哥哥先后在台湾和日本做生意，也没具体说干什么。
　　 1982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位西服革履的，30多岁的中年人，手里提着一只皮箱，来到老马路十字路口。在“锦州帆布造革厂”门市部门前逡巡了一会，推门走进屋里后，恭恭敬敬地对时任门市部主任的父亲，鞠个恭，说：“您好，十分冒昧，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一定是陈叔吧？”父亲放下茶杯，打量起着这位衣冠楚楚、风度翩翩的客人：细高的个子，皮肤白哲，文质彬彬。觉得好象有些面熟，但一时想不起来究竟是谁了。客人从皮包里拿出一把绢面骨扇，轻轻展开，双手送到父亲面前。父亲仔细一看，扇面上正是太爷当年为江文涛题的那首《山坡羊.述怀》，父亲印象最深的是结尾那句“官，君莫想；钱，君莫想”。父亲手一抖，扇子差点掉在桌子上。立刻站起来说：“你是…”“我是江文涛的儿子江枫。”“快，快请坐！”父亲连忙离开办公桌，过来握住江枫的手，拍着他的肩膀说：“哎呀！我说在哪见过呢，你和你爸长得真是一模一样啊！”让江枫坐在沙发上，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坐在他的对面，“快说说你父亲的情况！”
　　 原来江文涛退役以后，先后在台湾和日本开书店，都不景气。后来就接过日本岳父手里的制革厂，做起了生产人造革的生意。从七十年代起，生产规模越来越大，目前是亚洲最大的人造革生产经销基地。江枫说：“我爸身体挺好，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一定要好好报答你老的恩德。只是因为过去大陆对外关系挺紧，一直没法联系上。和我姑通讯中才知道，陈叔也在做人造革买卖。这可忒好啦，我爸说直接给钱，怕你老不收…”江枫一口地道的东北话，说得不慌不忙，很有乃父风格。他伸手打开皮箱，拿出一份合同书和一本资料“我爸让我代表‘怀夏公司’和贵厂商定人造革制品供销协议。”他指着那本资料说“这是目前欧美最流行的大、中、小三号人造革套式皮箱。‘北斗七星’暗锁和‘潜龙勿用’八卦标识一律采用中国传统工艺。料子要采用100忽米规格的人造革，而大陆目前最高规格的人造革才50、60忽米。关于这一点，我爸是这样考虑的：100忽米的料子全由我们怀夏公司提供，价格全按你们50、60忽米的市场价格核算。所得差价作为对你个人的报酬，按我们合作产销以后最低效益考察结果估算，仅此一项，每年你老可得利润15万元人民币。我爸说，硬给钱怕你老不能要，所以他以此来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父亲慌忙接过合同书说：“哎呀，我的老天！这家伙可是天大的好事，我这个门市部主任当的，现在是又愁料、又愁销，正转轴呢。对我个人的好处就用不着操心了，厂子好了，我就好了。再者说啦，别说一年给我15万，就是给我一万五我也不敢要哇！那我不成了全国头号贪污犯了吗？另外，这里外差价的发票不好开，手续也不好做啊！”江枫夹了夹眼睛，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那是和他年龄不相符的，一种生意人特有的圆于事故，精明干练的笑容。“陈叔，大陆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仔细研究过，具体细节我要找贵厂的厂长洽谈。你老放心，决不能给你老带来任何麻烦。”
　　 仅五年的工夫，父亲的厂子在老马路的中心地段——十字街上，盖起了5000平方米的转角大楼，厂房、设备一新。父亲当上了副厂长，收入明显增加，不但自己住进了楼房，在我两个姐姐和三个弟弟买楼和建房时都给予了很大的资助。1985年我买平房时一次就资助5000元，后来上楼时又要给我钱。我感到父亲到了60多岁的老年时期，生活状况才彻底好转，其中与江文涛的资助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