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写作计划中，讲述父亲的故事，是我早早就想要去认真讲述的，但是一直以来没有去讲。原因是父亲反对过，父亲说过去的就让过去吧！这样的悲伤勾起父亲的回忆是悲惨的，疼痛的。此外，父亲不是那么一种很热衷于把自己的过去翻开来看的人。或许，这里面的原因很多，我并不想去猜测。今天，当将这一切，用非虚构的手法记述下来，是作为我认识世界的方法之一种。
　　 云阳，一个出生和养育父亲的地方，也同样养育了我。当年，红军到了云阳镇，在镇子上改编东征。父亲就出生在小镇城墙东南角的小村里。村里有一棵四百多年的古槐树，树下有一石桥，有一石桌。这棵古槐树在我十几岁后被村里有权势的人砍伐了，槐树被装上了大货车卖到了城里。石桥和石桌，我的童年记忆仍在这里，村里的人们都会围坐在古槐树下的石桌边闲聊，孩子们总会在这槐树旁嬉戏。古槐树上有一个大铃铛，生产队里上工有人专门司铃摇这棵古槐树上的铃铛，后来，人们在古槐树上架了大广播。铃铛还在，但是没有人去再摇了。村里的会议有时也在古槐树下召开，而我家就在古槐树下。
　　 父亲的乳名红安，寓意是红军来了，就安宁太平了。红军在云阳镇住在了毛家大院、文家大院，在我们村里也驻扎过的。
　　 父亲出生的家境也是我最为关注的，应该是殷实的家庭，有着好地百亩，有着好多长工，比如叫什么王相、什么张相。回想当年定成分时，我们家被什么的小组划定成为了富农。而事实上，有人也说了是我爷爷得罪了村里的人，我们家顶多是一个中农。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是过继给了同村的另一户杨家，因此，我爷爷的名字从原本的德理改成了长德，在家排行老四。我祖爷，按照血统上讲的是应该是杨居耀，过继给的另一户杨家的我祖爷名叫杨天佑，有着一大家子的人，还有要经营的生意。杨天佑有三个女儿，没有儿子，我爷爷到了杨天佑家，延续了香火。而杨天佑家里的生意都是由我父亲的婆婆赵氏，也就是杨天佑的内人来经营着的。
　　 父亲上学时，按照当时来讲，是有钱家的孩子才能上得了学的，大冬天的能提着暖手的火炉子上学，相当得气派，穿得自然要好点。父亲的婆婆赵氏很支持父亲的学业，因此，父亲能顺利地从陕西泾干中学高中毕业。听父亲讲，家里人把一头毛驴卖掉了供父亲上学。父亲的勤奋也证明了这头毛驴卖掉是正确的。在我爷爷的八个孩子当中，父亲排行老二，也就只有父亲一个人跳出了农门，到了外面做事，当了干部。也有人说，父亲是赵氏一手养大看大的娃娃，性格和脾气很像赵氏，而赵氏出自泾阳县里的一个大家族。在历史上，从赵氏的娘家大户焦家的确走出了几位泾阳名人，《泾阳县志》２００１年版上都有记载。
　　 父亲到了古城西安读书，学校的校址早先在西安大雁塔，后来搬迁到了外省。父亲十八岁参加了工作，分配到了贫困甲天下的甘肃定西，前往通渭组建畜牧兽医机构的筹建工作。父亲与丁守仁一起动员培训了民间兽医108人，组建了乡镇兽医站8个；又与马俊兴一起培训兽医防疫员200余人，重建了各公社的兽医站，实现了社社有兽医站，队队有防疫员。1962年，父亲出任定西地区绵羊改良样板工作组负责人，主持绵羊改良工作，通渭北城四个大队66个生产队实现了改良化，羊毛产量翻一翻，定为全国绵羊改良会议代表，而随之来的“文革”迫使会议流产。有一年，父亲过年回家，父亲的毛列大姑给父亲介绍了我母亲。在甘肃，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了。分家后，理应分给父亲的一间厢房的松木木料到手时成为杂木和杨木的碎木料。本应能从家里拿到了几尺布票，在几经许诺后迟迟不能兑现，父亲最后“咆哮”着说，不给了算了。
　　 平静的幸福生活并没有给父亲太多的柔绵，各样的不公正和不公平，一起涌向了父亲。
　　 父亲是怎么卷入“文革”的，我不是很清楚。我曾经好奇地问过，每次，父亲总是轻描淡写地说几句。父亲忠告我说，不要去写这些事情。而我从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也只能大致讲述到父亲在“文革”中受了苦，挨了整。父亲先是到了五七干校鹿鹿山改造，又关进了牛棚，这段时间不到两年。再后来，回到了故乡，当了九年零四个月的农民。这期间，父亲学会了做豆腐，学会了干农活，学会了很多技能。父亲始终没有放弃学习，没有放弃信念。1979年，父亲平反昭雪后回到了原工作岗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事情，父亲不愿意提说，很大的原因是这场人祸让父亲身心受到了伤害。差点丢了性命的父亲从甘肃辗转回到了故乡。从此，父亲的左腿和骨盆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伤痛。父亲在回忆牛棚生活时，说同室的一位当地干部耐不住身体上折磨和受不了精神上煎熬的用麻绳子勒住了自己的脖子，掉在了床沿上结束了性命，舌头吐得长长地，瞪着双眼，就这样离开了人间。父亲始终坚持信念不动摇，始终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始终没有向邪恶低头，表现出了革命的硬骨头精神。我也深深感受到了，父亲是一个从不认输的人，很少求人，更不会巴结什么人，说话做事情都很耿直，还带有一点点小脾气。
　　 父亲平反昭雪后，恢复原职。有很多的机会离开通渭，但是父亲都没有离开。我曾经问起来父亲，父亲说，没有离开也是好事。父亲坦然地看待人生。有人眼红父亲，父亲说，现在的这一切是拿命换来的，有什么要眼红的。回想起来在计划经济下，我家靠粮证、油票过日子，每个人都给规定了相应的标准。我因为是上学的学生，粮和油好像要多点。
　　 关于平反后父亲的工作，我想讲述的是父亲工作的激情没有改变。父亲曾任通渭县畜牧兽医学会副理事长，系中国畜牧兽医学会会员。1979年参加省种草科学讲习会，支持省上王素香种草工作，在通渭大面积推广种植红豆草、紫花苜蓿，增加农民收入，大力开展通渭的扶贫工作，先后开创性地引进了孵化器，引进种蛋，孵化肉鸡，推动养鸡事业发展。还担任省饲料总站种养加综合服务课题组通渭工作组组长，参加全国农业区划资源调查工作和省上种草养畜农牧综合试验课题工作，成果显著，著述颇丰，连获省地多项表彰，最高奖项是国家农业部颁发的科技推广奖。这些看似平淡的工作，在当时是小县城里是创下了第一，这也是敢为人先的创举。让农民得到了实惠，让农民从畜牧养殖和种植上看到了发家致富的路子。
　　 我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与我二姐一起跟随父亲到了甘肃通渭读书。之前，父亲对我的影响不是很深，几乎是过年才回老家。我对父亲的认识很浅，印象中就是过年给我穿新衣喂糖果的人。平时，都是深受母亲的影响，在农村的土地上爬来爬去地自然长大。到了通渭，我和二姐到了城西的小学上学，这期间父亲对我们的关爱才渐渐地多了起来，但是父亲忙于工作，还是照顾不多，几乎仍然是一种自然长大的状态。在父亲的单位大院里，吃着食堂大灶的饭菜，作息时间都是两点一线在学校和大院里跑来跑去，改变的情况不会很多。周末，我们也会去爬北山，或者是去温泉洗澡，但是由于受到交通状况的限制，几乎还是在大院里过着平静的生活。大院里的中央有一个很大的花园，花园的外围种了好多的苹果树，每年到了秋天，红彤彤的苹果会给我们分一大竹笼，我和二姐能吃很长的时间。到了冬天，也会分取暖的煤碳，我们在铁炉里生火，架着长长地烟囱，在炉子的盘面上烘烤土豆吃。这样的日子再也回不来了，回忆在填充了我所有的少年记忆。父亲因为要下乡蹲点，一外出就是一个月，什么时间回来，我们也不知道，走时给二姐留点钱。生活的照料都是自己来做的，我们从小受到了家庭教育要自立、自强。这也许是父亲给予我们最好的财富，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之路。
　　 父亲工作忙，因此，很少回老家。与母亲交流最多的是书信。多年后，当我重读父亲与母亲的两地书时，母亲对父亲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理解很大，忍受着几分愁苦和悲凉。在哥哥工作后，大姐和二姐也相继参加工作后，母亲也回到了甘肃，和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时，我正在甘肃读初高中。我们家也搬到了大院后面的单位家属院。小院就几户人家，和谐温馨，回想起来，这也是我自身感觉成长最为明显的时刻，父亲和母亲在自家的庭院里种花养草，也尝试着在半干旱地区种植葡萄，而且，我们成功了。家里能吃到了自种的葡萄，一到深秋，庭院来葡萄架也是一到绿荫的风景，想来很惬意。到了冬季给葡萄枝围裹着干草来过冬。我家里也先后养过多条小狗，都是父亲朋友送给我们的。最早的是从武装部里领回来的德国品种，我给小狗起了名字叫阿米。之后，从陇阳水泉村朋友家里要了一只小狗，父亲给起名字叫阿熊。阿熊之后，又从帮我家做家具的木匠家，也是父亲的朋友，要回来了一只黄狗，是母狗。这只黄狗连名字都没有起，就在我家下了五个狗崽，小狗崽都送给了别人。因此，我从小热爱小动物的习惯也是在这时养成的，在阿米不幸患了肠梗阻后，我们请来了通渭医院最好的医生来帮阿米动手术。父亲也亲自参与了给阿米的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是阿米后来又吃了鱼刺，旧病复发，当请来的医生再来我家时，阿米已经没有救了。我在邻居家李伯伯的帮助下，包裹了阿米，给阿米进行了体面的“水葬”，送别到了县城南边清凉山下流过的牛谷河里。阿米之后，再来我家的小狗结局都是完美的，这一切，出乎我的意料。有的再送朋友，有的是别人看上了，要走了。总之，用皆大欢喜来说小狗在我家的命运是不为过的。而父亲对于我们养狗是很支持的，这也是我至今难以忘怀的。
　　 父亲从十八岁开始抽烟，纸烟在当时很贵，父亲从没有间断过。有一段时间，父亲抽起了铜制的水烟袋，我家里也有这样一件烟具。从烟摊买回来水烟，浇上水，扣出烟丝，填到水烟袋里，用嘴吸时，能听到烟气在水烟匣子里打转的声音。雪茄类的卷烟，父亲也抽过。退休后，父亲的烟抽得少了。
　　 父亲也喝醉过几次，我见到的。早些年，也听父亲讲，喝酒是养生，每天喝一点点。后来，不知道为什么父亲滴酒不沾了。父亲不喜欢吃土豆。因为在穷山沟里，土豆成为了餐桌上的主食。人们就变着花样把土豆这样主食做得精彩又好吃。父亲很无奈，还是吃着土豆。父亲不喜欢喝稀饭，保持着吃干馍的习惯，或许是能耐饥。因为工作的需要，父亲练就了一手好文笔，在单位里，“老杨”能写就成为了大家的共识。父亲的出身理工科，但是文科功底不差，对于社会科学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爱读名人传记和历史趣闻，保持着爱记笔记的好习惯。退休后，回到老家，每天把发生的细微的琐事都记在了日历上，密密麻麻的，有时，我会翻看，都是日常的花销，还有来来往往，谁来电话，说了什么。村里又有什么小事，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国外又怎么硝烟四起了等等。
　　 父亲很爱衷与我谈论时事，但是话题交锋太多。父亲每次观点总是让我暗地里佩服，我嘴上还是不服，用很刺耳的话说，这都不可能。父亲的话很间短，没有长篇大论，但是字字句句都是真知灼见。父亲看问题的角度一直也在影响着我，而我自身感觉有很多是学不来的。父亲朴素的话语揭示着现实的严酷，一种事实摆在了面前，需要我们正确应对和积极破解。如今，公开出版有关“文革”的各类作品越来越多。只要我读到的，都会推荐给父亲去阅读。父亲说的最多的是劝我不要去触及这个话题。一个根本的原因，父亲给我讲述了，位卑未敢忘忧国。
　　 父亲给我讲述了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在“文革”开始后的几个月里，一次，父亲下乡到了农村，走进中国最小的细胞——家庭。父亲了解到了真实的情况。有这样的一位农人，在山洼里，农人通过读书看报了解到了当时外界的信息，研判出了中国的未来。这样的结论也在后来真的发生了。农人朴素的话语里，包涵着对大地的热爱和对党的忠诚。农人没有豪言壮语，农人没有油腔滑调，但是农人的观察力是洞开的，并没有闭塞在山洼里。
　　 父亲尽管忙于工作，对我的关心照顾不是很多，但是我也给父亲惹了很多的麻烦，让父亲很操心。一次，小学的班主任叫我父亲到学校谈话。主题是我打架，让把我领回家。父亲把我领回到单位，就用棍子撵着打我。我在大院中央的花园转圈子，跑在前面，父亲在后面追着恶狠狠地教训我，我是怕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父亲在我脑海里伫立了。我再也没有给父亲惹什么麻烦的事情，也没有丢脸。这也是我上了三年级遇到了马世英作班主任兼语文老师，对于我的影响很深，对于我的人生轨迹有了一次历史性的改变。我热爱上了读书和写作，更懂得了学习。从此，我也在班级里当了班干部，每学期都能领回奖状和优秀的成绩单，顺利地考取了地区的重点中学。当我上了初中后，父亲尽量给我创造好的学习环境，母亲也到了甘肃，和我们生活在了一起。我能感受到家的温暖，倍感父亲和母亲给我们爱是博大和无私的，因为哥哥和大姐几乎是在外婆家长大，上学才回来了云阳。
　　 高考后，我没能考上大学，就求学民办大学。父亲送我到了学校，父亲在火车问了我，如果现在后悔，我们下一站就下车。我没有下车，来了民办大学读书。
　　 在我工作后，父亲来过我上班的翠华山下的学校。唯一遗憾的是父亲和母亲没能参加我的婚礼。父亲在我结婚前，来过一次翠华山下我工作的地方，我含泪送别了父亲。到了西安火车站，父亲拄着拐杖给我说，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家里都好着呢！可谁会知道，父亲这次会了甘肃就病了。大姐和二姐在身边伺候，求医看病。父亲总算是挺了过来。我内疚的也就在这段时间和以后的很长时间里，没有在父亲身边。也就只能按照父亲忠告我的话，忙着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几年前，父亲也曾经严厉批评过我的不听话，但是我都在按照自己的方法和方式找寻着自己的方向。
　　 片刻的宁静，让我有了回味人生的余地。初为人父，我有了孩子。父亲在我儿子出生前就起好了名字。男孩就叫杨嘉轩，女孩就叫杨静瑄。
　　 当我儿子出生后，父亲写了一首诗。
　　 调寄长相思
　　 望嘉嘉盼轩轩，春草绿时来人间，举家齐欢颜。
　　 思悠悠想悠悠，天崩地裂梦始休，翠华山依旧。
　　 父亲有一次开玩笑说，家里有了轩轩让他能多活十年。香火的延续，让父亲长了精神，从内心燃起了不曾有的一种力量。我也惊奇父亲的力量是如此巨大。
　　 父亲从十八岁就戴上了高度近视镜。从不多的父亲的照片里，可以看到父亲上学时是不戴镜子的。也就是说参加工作后才戴上近视镜的。
　　 我从内心深处来细嚼父亲的伟大，或许别人不这么认为,而我们都在体味着父亲的艰辛。我由衷地敬佩父亲也不曾想着过问往事，平静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