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是位国学大师，学贯中西，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与走向是梁漱溟终生所关注的。用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要用心替民族替人类开出一个前途，创造一个新的文化”。他认为这是他的责任和使命，“觉得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
　　 的确，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现代化，中国文化必须走向现代化。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究竟是依靠中国人民新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动来建设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新文化，还是以所谓“全盘西化”将整体西方文化移植到中国来，抑或以所谓儒家精神为主导，从传统中引发出现代化呢？
　　 站在时代的岔路口，梁漱溟选择了最后这条路。他力图通过儒家文化的复兴，使中国乃至世界都走“中国的路，孔家的路”。
　　 梁漱溟所说的“文化”是广义的，他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总括起来，不外三方面：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他所研究的“中国文化”主要指“周孔教化以来”至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文化，而且主要指儒家文化。他所指的“西方文化”主要是文艺复兴以来欧洲近代文化。
　　 梁漱溟的“文化”概念是宽泛的，“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有非文化的成分，没有打上人类印痕的“自然存在物”，虽是我们生活所依赖的，但不能算“文化”。他认为文化是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又是不尽的“意欲”，为我们对“文化”内核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充满了人文想象和个性张力。若是按照传统哲学观点，这是主观唯意志论，有唯心主义倾向。但如果我们放弃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论，文化的确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一个人的活法。
　　 梁漱溟认为文化不是死东西，而是有趋往的活东西，文化永远处在进化发展中。文化在空间中延伸，在时间中流变，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又有高低快慢之不同。的确，当我们徜徉于雄伟的长城或金碧辉煌的故宫时，谁不赞叹古老中国文化所创造的灿烂业绩；而当我们徘徊于圆明园废墟或塘沽古炮台时，谁又不为近代以来民族的屈辱而黯然感伤？这时，人们不能不想到：曾一度领先于世界的中国古代文化在近代失落了，没有跟上现代化的步伐，那我们的传统文化中缺乏什么样的现代化质料？通过总体透视剖析，梁漱溟总结出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西方文化走上现代化所具有的内在因素。
　　 梁漱溟考察了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总结出十四项，包括广土众民；偌大民族之同化融合；历史长久，并世中莫与之比；有力量似又无力量；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重家族轻个人；不注重科学；缺乏自由、平等、民主一类观念要求；道德气氛特重；不属普通国家类型；无兵的文化；孝的文化；隐士与中国文化有相当联系等，其中有四个特征是值得重视和思考的。
　　 道德气氛特重。梁漱溟指出，中国文化“融国家于社会人伦之中，纳政治于礼俗教化之中，而以道德统括文化，或至少是在全部文化中道德特重，确为中国的事实”。具体表现在：一是政治伦理化。在中国，政治之根本法则与伦理道德相结合，伦理与政治终为同一。“此二千余年间政治之特殊，把政治作为伦理间之事，讲情谊而不争权利，用礼教以代法律，是曰政治伦理化”。二是法律道德化。儒家思想主德治，施教化，而以刑罚为辅。法律是为维护伦常秩序服务的。梁漱溟指出：中国法系自具特彩，建国之基础以道德礼教伦常，而不以法律；立法之根据以道德准则而不以权利。中国制度似乎是礼而不是法，其重点放在每个人自己身上，成为一个人的道德问题。
　　 重家族轻个人。中国人特别重视“家”，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安乐窝、避风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个人与国家联系的纽带。梁漱溟说：“中国的家族制度在其全部文化中所处地位之重要，及其根深蒂固，亦是世界闻名的。”“中国人的家是极其特殊的。”人总是家庭的一员，他的所作所为都应以家庭为重，宁牺牲个人也要维护家庭的门面。中国人一生依赖家，为了家，而人的个性也正为宗法伦理所扼杀。
　　 梁漱溟揭批封建社会，“中国人除一面为皇帝的臣民之外，在亲子之间便是他父母的儿女，他父母所属的东西。他父亲如果打死他、卖掉他都可以的。他的妻子是他父母配给他的，也差不多是他父母所属有的东西。夫妇之间作妻子的又是他丈夫所属有的东西，打她、饿她、卖掉她，很不算事。她自己没有自己的生活，只伺候她丈夫而已”。“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使人不成为人，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人的所属物。我们知道，重家观念是长期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造成的。
　　 缺乏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观念要求。梁漱溟指出：“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观念要求，及其形诸法制如欧洲所有者，始终不见于中国，亦事属可异”。他感到德谟克拉西风气实为人类社会生活一大进步。民主期于尊重人权，而肇始于限制王权。政治民主之本义，在于政权公开，凡团体内事，大家商量，共同做主。但在封建旧中国，数千年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能伸展，社会性不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
　　 梁漱溟说：“中国人不当他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他当他是皇帝的臣民。他自己一身尚非己有，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可说呢？皇帝有生杀予夺之权，要他死，他不敢不死；要他所有的东西，他不敢不拿出来。民间的女儿，皇帝随意选择成千的关在宫里。他们本不是一个人，原是皇帝所有的东西，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必要有了‘人’的观念，必要有了‘自己’的观念，才有所谓‘自由’的。”在那个时代，梁漱溟对封建专制的揭露可谓淋漓尽致，对“自由”观念的获得讲得可谓精辟入理。
　　 他又继续谈论平等观念。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秩序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没有尊卑大小的社会，是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远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扼杀。”“照中国所走那条路，其结果是大家不平等，同时在个人也不得自由。”梁漱溟痛感封建中国缺乏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平等，呼吁人民要从“权威下解放出来”，过真正人的生活。
　　 不注重科学。梁漱溟看到中国旧学术不向着科学前进，“中国人的心思聪明恰没有用在生产上，数千年知识学问之积累，皆在人事一方面，而缺乏自然之研究”。中国人何以不注重科学？梁漱溟认为，东方学术的根本就在于拿人的聪明来用在生命的本身上。“它之所以盘旋不进，就是因为智慧不向外用，它只讲反观内照，这如何能让生产技术进步？”
　　 “周孔以来，宗教缺乏，理性早启，人生态度遂以大异于他方。精神移用到人事上，于物则忽略，科学之不得成就出于此。既不是中国人拙笨，亦不是文化进步迟慢，而是文化发展另走一路了。”而且，所谓“人事”，也不是今日之社会科学，因为它不是顺着自然科学的路子做出纯客观的研究，而是以道德观点或实用观点，寓主观评价于其中的。
　　 诚然，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不够发达这是事实，但梁漱溟得出“卒未产生科学”则有失偏颇，更不能将其归之于“宗教缺乏、理性早启”。这不仅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思维结构有关，更主要的是当时中国长期小农经济的制约、长期封建制度的封闭统治。不只是中国，欧洲中世纪封建神学统治时代，同样视哥白尼“日心说”如虎，火烧了布鲁诺。
　　 通过分析，梁漱溟清醒意识到传统文化轻个人、缺乏民主自由平等观念、不注重科学，是与现代文化的发展趋势相背离的。中国传统文化所缺乏的这些因素影响了迈向现代化的进程，延迟了中国的工业文明。人是现代化的生力军，实现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传统文化的这些不利因素束缚压抑了人的创造性。而科学的发展是文化现代化的动力和尺度，传统文化不注重科学，削弱了自身更新改造的内在机制。梁漱溟指出的四个方面有其很大的合理性，但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建立在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基础之上。
　　 梁漱溟从文化结构的精神生活、社会生活、物质生活三个层面比较了中西文化，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劣势。
　　 精神生活方面，中国虽然缺乏自己的宗教，但由于外来宗教的传入，还是很盛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则在近代大受批评打击。中国的哲学还是古代的形而上学，而西洋人对于形而上学差不多弃去不讲。此种现象，“的确是西洋人比我们多进了一步的结果”。
　　 社会生活方面，“西洋进步比中国进步更为显然”。东方所有的政治制度也是西方古代所有的制度，而西方早已改变了。至于家族、社会，中国也的确是古代文化未进的样子，比西方少走了一步。
　　 物质生活方面，“东方不及西方尤不待言”。我们只会点极黑暗的油灯，而西洋用电灯；我们的交通上只有很笨的骡车，而西洋人用火车飞艇。西方的枪炮、铁甲舰、望远镜、显微镜、轮船、火车、电报、电话，同后来的无线电、飞行器，与我们本土的走内河还要翻的民船，一天走上数十里的骡车，以及油灯、蜡烛等等一切旧东西比较真是异样的很。
　　 总而言之，“所谓文化只有此三方面，而此三方面中东方文化都不及西方文化，那么东方化明明是未进的文化，而西文化是既进的文化”。“东方化即古化，西方化后来居上，就是新化”。若特指中国文化失败之处，“那要不外两点：一是缺乏科学技术；二是缺乏团体组织；更无其他”。
　　 梁漱溟很钟情中国文化，但也不能不承认自家文化中有很多不如人处。他清醒认识到，从来中国民族在文化上的自大，很快地为西洋之实际的优胜打击无存，顿尔一变为虚妄之极。“你若看清中国这套老古董是怎样，再明白西洋那一套新玩艺是什么，试想他们相遇以后该当如何，则今日的事正一点一毫都有点来历，无足异者。”
　　 其实，中国封建文化之落寞在于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制度所击败。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里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由内因决定的，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外因要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文化的发展必然受到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是外在的，还在于文化自身的改进。一个民族的文化并不是随其经济政治的现代化而自然地挤进现代之门，一个民族的文化未走上现代化并不仅仅因为外在社会环境影响，更有其内在机制的深层原因。对此，我们不能忽视。
　　 五四运动期间，曾被视为保守的梁漱溟也同激进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样，感到新文化运动之必要。他认为“现在最要的思想之改革”是文化运动，“从前枝枝节节的做法实在徒劳无功”，而“要向咽喉处去著刀”，要从最深刻的层面去研究中国文化不及西方的缘由，研究那时中国何以没有走上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那么梁漱溟所“著刀”的“咽喉处”在哪里？这就是他的“文化三路向”说和“中国文化熟”说。
　　 梁漱溟的思路是这样的：由“人生三大问题”——产生“人生三种态度”——导致“文化三个路向”。
　　 世界文化何以产生不同的发展路向？他以为去求一家文化的根本或源泉有个方法，那就是要看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样法。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无尽的“意欲”。而所谓“意欲”就是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正因为意欲所向不同，文化发展也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那么人的“意欲”何以不同？为解释这一问题，梁漱溟引出了“人生三大问题”，即：（一）人对物的问题，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二）人对人的问题；（三）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这三种问题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然遇到的问题。正是人们面临的问题不同，“意欲”所向也就不同。人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态度。
　　 对第一问题，意欲采取“向前奋斗”的态度，从对方下手改造客观境地以解决问题。对第二问题，意欲向前要求以图征服对方是行不通的，只好“两眼常转身回来看自家这里”，“反求诸己”，“尽其在我”，调和融合我与对方之间，或超越乎彼此对待，克制自己，求得自我满足。对第三问题，生死规律不可逆转，意欲只好“转身向后”，排解对生命和生活的情绪，“以取消问题为问题之解决”。正是这种不同的人生态度的积淀，形成了不同的“生活的样法”即文化。由此产生了梁漱溟著名的“文化三路向”说。
　　 一是本来的路向：向前要求，以奋斗的态度去改造局面，满足要求；二是调和持中，只求自我满足，随遇而安，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三是转身向后要求，禁止欲望，取消问题。所有人类生活大约都不出这三个路径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