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辩护的继父强奸继女案宣告无罪后，窗户纸里吹喇叭，声名大震，但毁誉参半。有的怀疑我和法官有勾搭，说女儿告继父还能有假，能拿屎盔往自己头上扣吗？也难怪，几年来这类案件还没有辩护无罪的。当然，检察院不抗诉，更多的是肯定我辩护能力的。这不，突泉县一个老乡吴冬慕名找我，要求我为他弟弟吴春强奸案辩护。他肯定地告诉我，他弟弟和那个女人好了五、六年了，为此他还打过他弟弟。他问我辩护有没有把握？从他叙说打他弟弟经过的诚恳的语调、恨铁不成钢的表情、期望的眼神，我感觉到又可能是一起错案。
　　 别不相信第六感觉，有时候很准呢。当然不能光凭初时感觉办案，不撞南墙不回头，极易犯主观臆断的错误。我问他，还有什么事使你感到他冤枉呢？他吞吞吐吐说：“他媳妇劝他，他抄起凳子把媳妇的头打破了。”说完，脸变得通红。也难怪，无论南方北方，大伯子讲兄弟媳妇的事，都不好听。
　　 一个农村二流子形象立即浮现在我面前。这种“小错误不断，大错误不犯，气死公安局，难死法院”的小混混，搅得村里鸡犬不宁，人人厌恶，我见过不少，实在讨厌。尽管第六感觉他可能被冤枉，不情愿为他辩护心情已挂在脸上。吴冬也察觉到了，说：“他不是个东西，给他请律师辩护都嫌丢人，也不愿意，可他毕竟是亲弟弟呀。我是慕名来的，帮帮忙吧。”
　　 他的诚心打动了我，而且“拒绝辩护是可耻的”名言约束着我，但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也提醒着我，绝不能向委托人打保票！于是我说：“即便你说的是事实，他俩早就相好，法律规定最后一次女方不同意也是强奸，也是犯罪，也要判刑，这需要查清事实后才能结论。”没想到他说：“就请你了。”
　　 “我可不保证什么。”
　　 “打百分之百保票的我还不请呢。”
　　 “为甚麽不在本地请呢？在异地找辩护人花费太大。”
　　 “我们那打保票的没本事，有本事的没胆量。”他接着激动地说：“俺们那律师说点轻的话还可以，说重了怕公安局检察院找麻烦。”
　　 他一针见血道明了小地方律师的真实处境，我心里不免有些悲凉。
　　 他弟弟已经被捕，正在预审阶段，依照法律规定，我提出会见申请后，公安机关必须在48小时内安排；会见时公安机关可以派员在场。果然我会见时警察始终在场进行监督。被告吴春根本不在乎什么人在场，像标准的地痞癞子一样连呼冤枉。我讲了许多官话之后，问他过去承认过强奸没有？他大呼小叫说他俩好了好几年了，身上有几个黑痣都清楚，那天在杨树林里还是她主动的，干嘛承认？
　　 “你和公安局讲过这些吗？”
　　 “抓我的第一天就讲了，比今天还详细，我媳妇、嫂子、奶奶、邻居、赤脚医生都抓住过。公安局说都没用，人家告了就是不愿意，裤衩上的精液和血型也对上了，板上钉钉是强奸。”
　　 “你媳妇不管吗？”
　　 “我打她后不管了。我哥哥为这事打了我一顿。”
　　 他像讲光荣事迹那样滔滔不绝讲起了偷情史，没有耻辱感。我打断了他。
　　 出了看守所，搭档和我几乎同时说：“错案！”
　　 但是路在何方？怎麽才能证明是错案？我决定先去看现场。这是我的习惯。尽管时过境迁，现场痕迹已不复存在，但环境还在，会让你产生许多灵感。
　　 会见嫌疑人的当天傍晚驱车到了发案地，距县城二十公里一个自然湖边的村落。已是初冬季节，玉米在家家户户院落、房顶上晾晒，从山坡上望去，村子里一片金黄，是东北黑土地上特有的一道美丽的风景线。人们脸上充满了丰收的喜悦。我们先去看了现场：吴家和受害人白凤英家中间隔着宽约七十米的榆树林。树林是人民公社时期栽种的，夏季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冬天树叶尽落，肆谑寒风抽打着树梢发出阵阵呼号，听惯了也很舒服。人们常用风声大小来判断风级。大部榆树的胸径约四十厘米，漆黑的夜里完全可以挡住人的视线，印证着吴春讲的是实话：十天前晚九时，白在吴家喝完酒，吴送白穿过树林发生关系时，听到二十多米外小青年大狗喊：‘春哥，干啥呢？’‘没干啥。你到哪去？’‘我和胡哥到你家打扑克！’‘你嫂子在家，我一会儿就回去。’吴春对白凤英说了声‘坏了，让他们看见了’，就匆匆和分手回家了。第二天清晨他还没起床，就被派出所戴上了铐子。
　　 晚上征得证人同意，调查很顺利，邻居、赤脚医生、大狗、胡哥都如实证实他俩关系暧昧多年，医生还证实吴妻前额疤痕就是吴因妻子不满用木凳打的。大狗和胡哥证实那天晚上找他打扑克的对话，但不证实那天晚上他和白在树林里，因为天太黑看不清楚。吴的奶奶八十多岁，不同意和我们谈话，托人给我们捎来一封信，只有两句别人替她写的话：“我不能出证明；最冤的是孙子媳妇。”
　　 我和搭档都知道，老人家一字千金。我们达成共识：这是一起关系爱昧男女被发现后，女方出于面子考虑告强奸的典型案例。此时搭档反倒担心公安机关提出我们无权侦查，因而材料无效，甚至向司法局提出异议。我说：“不必担心，律师法赋于了调查权，我们不违法。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太不明确，但没有禁止性规定，因而也是合法的。律师不调查怎麽保护当事人利益？”
　　 果然，我们向县公安局提出律师意见书，要求无罪释放号春生时，真的被批评为违法调查。我不软不硬地说：“老百姓都有权向公安局提出意见，请求详细调查，何况律师乎？侦查权和决定权在你们手里，兼听则明，有何不可？不都是为了公平公正吗？我们把材料全部给你们，是充分相信你们办案的正义性。收下吧，起码可以当做线索使用。”终于预审股长收下材料，我们长长松了口气。回到所里时，已是第三天子夜，但兴奋得睡不着觉。我们已预感到离胜诉不远了。性格内向的搭档竟开起了玩笑：“那个股长竟不相信吴春和长他八岁的白凤英爱昧五六年；吴春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放着生儿育女的年轻妻子不爱，专走旁门左道爱一个老太婆！”
　　 县公安局到底把案子交到了检察院，提请起诉。这是意料中的事。预审股长给我打了电话，通报了此事，并告诉我把我们的材料也全部随卷转给了检察院。他很正直、负责任。事后才知道，他的看法和我们一致，只是局长另有看法才提请起诉的。基层就是这样，分歧大案子，一般都交给检察院，省得当事人整天到公安局上访闹事。我们还估计到，县检察院孙检察长一定亲自过问此案，不难做出正确决断。孙检察长是自治区优秀检察官，不贪腐，不殉私，国字脸上一派正气，使讲情者望而却步。他对律师提出异议案卷都亲自看阅，几年来起诉案件百分百成功。果然，审查起诉、复查后很快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意见书，将吴无罪释放。公安局和白凤英均未提出复议。白家很快搬到小兴安岭深处落户去了。白托人给被告留下一封信，白纸上歪歪扭扭写满了对不起，对不起……
　　 湖边村落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那片榆树林还在寒风中呼号着，继续忠实地记录着屯中往事。吴春出狱后变得少言寡语，使劲地干活。有人说他在向妻子赎罪，有人说他还想着瘦小的长他八岁的白凤英……但谈论最多的还是赞扬公正的检察官，在审查起诉阶段就将吴春的错案予以纠正。人们还发现吴春妻子脸上有了笑容，那么灿烂。
　　 孙检察长在法律界有口皆碑，在律师心目中形象也更加高大。我后来见到孙检察长，请他写一篇论文，论述律师在被告逮捕后可以调查的论文，他没答应，但他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和义务向办案机关提供线索，律师为什么不可以呢？正是他的真知灼见避免了一起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