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生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清朝末年，虽说经历过军阀混战、八年抗战、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的各种运动，但毕生远离政治，只是埋首于农村，一辈子务农。因此父亲的视野只能停留在崇明岛上，而不是百里之外的十里洋场上海滩。
　　 解放前，父亲曾在庙镇开过小酒馆，自己酿酒、卖酒。生意不错，也结识了不少朋友，包括三教九流的人。到了国民党统治末期，前方兵败如山倒，后方就乱抓壮丁。曾有几个农妇上我父亲的酒馆，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诉说她唯一的儿子也被抓了壮丁，正被关押在镇公所里。面善心慈的我父亲就动了恻隐之心，经过多方奔走、托关系，真的把几个独子放回家。这些人家每次看到我父亲就满口感激的话，甚至解放后还提起。
　　 解放后，政府铲除了所有作恶的富人，努力将所有人都拉到同一个生活水平上。于是我父亲一辈子务农，过着贫寒的生活，恨不能一分钱瓣开了花，但心里还是很向往从前大户人家的排场。每当跟我们说起那些白墙黛瓦包裹着的大宅子里那巍峨的门楼、高大的厦屋，粗大的房梁，大厅里三对镂雕合扇长门，绿琉璃镂空窗棂等，语气里就充满了艳羡。我小时候去过四爷爷的女儿，我的小姑妈家，她有半个大宅子，正厅六扇对门，粗大的房梁，泥土烧制的网板，看的我眼睛都直了。
　　 父亲生了我们弟兄五个，按照每个儿子至少两间房，那么他这一生想的、做的，就是努力造房。父亲是造过不少房子，但那时木料紧张，有钱也买不到；砖瓦必须凭计划分配。最主要的是我家没钱！因此父亲建房，都是用最简陋的材料如杨树棒、水泥梁、细木料等胡乱搭成。五、六十年代是芦笆墙、草顶房，质量很差，一到下雨天，就到处漏雨。到七十年代了开始砌砖墙、铺大洋瓦了，但房梁和椽子还是很细。住得时间长了，屋面出现明显的塌陷，我每次回乡睡觉前，总要多看一眼黑不溜秋的简陋屋顶，老担心它突然坍塌下来。
　　 当父亲在八十年代后期看到大哥、三哥家砌高大、宽敞的楼房时，心情别提多么的快乐和幸福，整天乐得合不拢嘴。1992年秋的一天上午，父亲突发脑溢血而躺倒后，一天时间不到，傍晚就走了。但那天下午，意识还很清晰的父亲关切地询问我妹夫：你家建楼的材料备齐了没有？
　　 造房子，是父亲一辈子最大的心病和遗憾！
　　 因此，我在九七年将父亲留给我的旧房全部推倒，按楼房标准翻建平房，就是想让辛劳一生的母亲能陪着父亲的遗像，在我那“固若金汤”的平房里舒适地生活。
　　 我喜欢花花草草，也可能得自我父亲的遗传。
　　 父亲经常给我们讲有关桂花的旧事轶闻，比如只有大户人家的深宅大院的大天井里才配种桂花树。寻常穷苦人家，糊口第一，因此所有的土地上包括路边、沟边的闲散零头地，见缝插针，全种了豆菽粟麦，谁舍得种中看不中吃的桂花树？
　　 父亲讲到鬼故事，常说在庙镇北面的观音堂旁，有个闹鬼出名的大坟场。半夜里经过那坟场的夜行人，经常看到一个漂亮的女鬼，披头散发，脸色惨白，坐在露天棺材板上给自己拍粉点胭脂。据说那女鬼身上还散发着浓浓的桂花香味。所以经过坟场的人只要闻到桂花香袭来，赶紧拔腿狂奔，不敢回头看一眼。
　　 在父亲的定式思维里，桂花树成了财富和身份的象征，甚至成了女鬼蛊惑人的利器。但父亲终其一生，没拥有过一树桂花。当时崇明岛上也没地方买桂花树。
　　 九七年我翻建平房后，根据父亲的遗愿，我到镇上买了四棵桂花树苗，种在平房的东边过道里。过了几年发现其中两棵不是金桂，就被我砍了。留下两棵金桂，一到深秋，满树金黄，香飘弥远，醉了全村。曾有树贩子几次上门问我母亲，想高价购买。我母亲斩钉截铁地回答：我儿子把他种的各种花树看做生命般宝贵，你们还是走吧，出多少钱我都不卖。
　　 零九年，我将平房扩建小楼时，为了不影响已经很高大的桂花树，我只能几次修改房子和院子结构建造方案，以尽量不影响桂花树的生长。现在，最高大的那棵金桂，就在我书房的窗前，探手可及。
　　 父亲的最后十几年岁月，是在我楼房前身的老房子里度过的。因此每当金秋十月、天香飘溢时，我就想起毕生酷爱桂花、却终身遗憾的父亲，说不定闻到我院子里浓郁的桂花香后，情不自禁地趁着皎洁的月色，蹒跚而来，跟我在梦中父子相聚，共同欣赏那纯金般的桂花、销魂般的天香，以消除他心中的第二个遗憾。
　　 说起来我的其他弟兄们可能不知道，但我知道：父亲还喜欢叫蝈蝈。
　　 我记得父亲不止一次说过，当他小时候经过庙镇西边有名大户人家陶家宅时，听到高墙里传出繁响的叫蝈蝈声：啧，啧！那声音真是没法说了。叫的那个脆、亮、响！哎，啥时让我也买一个玩玩。
　　 那时到了盛夏，镇上总有外路人挑了一担叫蝈蝈，沿街叫卖。那一只只用高粱秆子和劈开芦苇皮做的笼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巧玲珑，惹人喜爱。每只笼子里圈着一只精神十足的叫蝈蝈。有时几只、几十只蝈蝈争先恐后地开叫，担子就成了一座流动着天籁的小山，后面总尾随着一群口水滴答的孩子们。他们喜欢归喜欢，可一只叫蝈蝈要五分钱，谁也拿不出。
　　 我父亲也喜欢叫蝈蝈，却不舍得买。
　　 就是买回来了，挂在低矮、潮湿的芦笆墙上，屋内黑乎乎的，这压抑的环境，恐怕蝈蝈也没兴趣开叫。就算它赏脸叫上一阵，没有高大、宽敞的空间就产生不了迷人的回声，叫了也白叫。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某个暑假，父母亲为了帮我照看女儿，到我上海的家里住了几天。我偶尔在菜市场上看到有人卖蝈蝈，很自然地想起父亲喜欢蝈蝈，就花五毛钱仔细挑了只个儿大，叫声洪亮的蝈蝈，顺便买了些毛豆、青菜类蔬菜。
　　 回到家里，我把蝈蝈笼高高地举给父亲看，父亲当即小心翼翼地接过去，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再将剥出来的毛豆笨手笨脚地塞进笼子，聚精会神地看着蝈蝈甩开腮帮子大嚼一通。突然，蝈蝈一连串的叫声，把猝不及防的父亲震坐在沙发上，乐得半天合不拢嘴。
　　 半夜里，蝈蝈睡醒了就狂叫一通。我心里却犯了嘀咕：这蝈蝈不按人类的作息表，任性得很，凭兴趣想叫就叫，这半夜三更地不要影响周围邻居们的休息么？看来在闹市区养蝈蝈也不妥，怪不得菜场旁的蝈蝈担子上少有人问津。
　　 好在几天后，父母带着我女儿回崇明老家。我准备好所有行李，还把蝈蝈笼子也装进拎包里，让父亲带回家玩。
　　 尽管父亲留给我的老屋已经是砖墙瓦顶，但空间窄小，还是不能充分发挥蝈蝈的天赋。据说那只蝈蝈被带回家后没多久，就死了。
　　 等到我将平房翻建成高大、宽敞的小楼后，无论我在大厅或餐厅里放声高歌，那完美的回声效果往往使我陶醉不已。我想，如果在大厅里挂几只蝈蝈的话，那声音也一定是振聋发聩吧。
　　 可惜我父亲早就走了，否则我一定多买几个蝈蝈，挂在门廊里，让父亲听个够！以弥补父亲的第三个小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