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月】诗意,诗歌生存的意义(随笔)
(一)
和一个写诗的朋友聊了几句,她说,当代中国不可能出一个好诗人,写诗的人都满怀极强的功利心,或山山水水、或花花草草、或凄凄惨惨、或怨怨艾艾、或不知所云、或淫秽下流、或破口大骂、或信口开河、或阿谀奉承、或疯疯癫癫。而且像腐败分子一样,结帮拉派,或相互吹捧,或互相倾轧,不堪入目。
我告诉她,即便诗坛满目垃圾,你仍可自珍自爱,做自己的诗人,写自己的诗意,做自己的清水衙门或埋没之黄金。毕竟人世间生前被发现或正名的“黄金”太少,而恪守自身的清水衙门之“小吏”甘于清白的也微乎其微。我认为,诗人何必求关注,满箱诗笺胜浮财。诗名本是身后事,今世只管写出来。人性骨子里,大多害怕并排斥寂寞忽略,而向往热闹关注,其实,诗人一生能有三两个知音足矣,何必追求沸沸扬扬,满城风雨。诗人的幸福是在诗歌中自我满足。所以说在一个权名横行、利益熏心的所谓诗坛,你要做的不过是守住纯美之本性,什么叫好,什么叫坏,写给自己看的,自己来定标准。诗歌本无坛,庸人自扰之。嗟呼吁。
(二)
看完余秀华,感触颇深,她是一个苦女人,这样的人不疯,就会傻,或者就是死,好在她会写诗,给自己找一个发泄的口。2015年刚开始,媒体就把这样一个女人包装流行,我看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余秀华没有一个好的心态,那就是害了她。
突然想起前几年的车延高,一个纪委书记,因诗集《向往温暖》获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被热炒。诗歌被关注,他是有功劳的。沉默了这么多年的诗歌一下子吸引了国人的眼球,不管起因如何,我们都不得不感谢车书记和他的羊羔体,随着这位湖北官员诗人一夜爆红,终于让诗歌也火了一把。禁不住在网上查看了车延高的诗,平心而论,确实不能说出色。和自己的诗比较了一下,总算找到了几分安慰,原来自己写的就是诗。不管网络上沸沸扬扬的怎么评论,我认为,车延高理所当然的可以称之为诗人,此次鲁奖评委会给予车延高的获奖评语:“难得一个坚硬的市纪委书记有如此柔软的诗心———”也有一定的道理。一位高官能在勾心斗角的官场上保留这样的心态,并且能够这样看待生活,有时间去“诗化”它,就真的难能可贵。坊间有评论说他是“双重人格”,我觉得这恰恰是他独特的地方,值得称赞。流行过了的车延高现在不知如何,后来也没有见到他的诗,希望他归于平静,埋头写自己的,自己的心里事让大家都看到,有时未必是好事。
(三)
昨天晚上有人说我“看似卑微,骨子里高傲”,是吗?写了许多年诗歌,过去总以为自己很神圣,脑袋里的思想和其他人不一样,虽然混迹于俗世凡人,但总有几分清高。因为,我把相同的生活想象的和“他们”不一样,用诗歌来记录生活,让自己看起来很美。最近一段时间就感觉写不下去了,生活虽然可以继续“分行”,可离诗意却背道而驰。翻出来过去写的那些劳什子,突然有一种酸楚涌上心头,——这就是诗歌吗?不对吧,我究竟会不会写诗?
(四)
前一段看了一些东西,是关于德国美学家阿多诺1955年出版的文集《棱镜》的评论。记住了他的一句话,那就是“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感到灵魂的一种震颤,但是又无法言出这种震颤的产生究竟为何。奥斯维辛揭露了这个世界的残忍,人性的本恶。在奥斯维辛,善是被抛弃的,生命丧失了热情,爱是无法履行的,自然是毫无意义的。被奥斯维辛揭示的世界正是这样一个丑陋而残虐的世界,而这对于对生命和世界的善充满热情的诗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如果在奥斯维辛之后他们还写诗来称赞这个世界的美好,那将是是一种对自身的不诚实。相似的经历我们身边也有,比如南京大屠杀,那种残忍和人性之恶时时在刺痛着我们的心。所以,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
(五)
诗人,对生命和世界充满热情,他们有着无与伦比的信念,坚守自然的美好,爱情的可贵,善的执着。用诗来歌颂爱情,称赞生命,述说执着,是诗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但现实之恶和诗歌之美总是无法统一。他的这句话提出了一个很沉重的命题,诗歌要表现什么。结合车延高的《徐帆》和《刘亦菲》等诗歌,有人说“句不工,韵不畅,诗无魂,言无义,语无品,人无德。诗歌成为表达一般情感的工具,必是诗歌的沦落。一个人将诗歌作为日常言语的替代品未免可笑。”有点言过其实,白话诗作为“日常言语的替代品”也是一种尝试,并且有写的不错的。《徐帆》里面具有很自然的状态,心灵的自然流露。我赞同一位网友的话,“他在叙述着一个白日梦的过程?借徐帆之梦而意在青春的少年的易逝,现实与理想的融合与分离,人性与物化的演变与重塑,社会与个人的博弈与扬弃,成功与失败的情感的反差与沮丧,这首被称为羊羔体的诗得到了很好而完整的心灵表达,这是一首完整的现代叙事诗。”只是他也脱不了俗人的“声色”,写的东西和他的身份相去甚远。其实大家的争论不要只停留在形式上。我认为重要的是内容,诗意是诗歌存在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