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读到这本书纯属偶然，但我庆幸这个偶然的发生，它的价值在我看来并不亚于一本堂而皇之却遥远高古的经典名著。
　　 偶然在微信圈里看到一个标题为《江青vs陈丹青》的视频。陈丹青是我所熟悉和喜欢的艺术家，但他和“江青”怎么会扯到一起呢？好奇之间忍着已然疲劳的眼球打开来一查究竟。原来此“江青”非彼“江青”，但两个“江青”之间又因为同名而发生了种种风云际会、阴差阳错、血泪相和的啼笑因缘。如作者江青自述的那样——她的名字已经成了中国政治的晴雨表和试温计！这个视频并非一个单纯的访谈节目，乃是由陈丹青作为特约嘉宾在北京师范大学主持的《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一书的推介和座谈会。看完了视频我便决定要找这本书。上亚马逊一看果然有，立刻订购一本。接下来的几天我便一头扎进去，几乎是一气呵成将它读完……
　　
　　 江青女士，原名江独青，1946年生人，其外公巫惟润先生是解放前上海国润小学的创办人和校董，其母巫惠淑女士任校长。虽非官僚大资本家，但这样的家庭同样难逃解放后红色风暴的席卷和涤荡。尽管巫家积极响应“公私合营”、“自我改造”等一场场运动的号召，不仅将学校捐给国家，而且将江独青兄弟姊妹名字中的“独”字去掉（“江独青”因此成为“江青”）等等，但巫惟润老先生还是在一夜之间以“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锒铛入狱，巫惠淑女士也因丈夫居住香港而在“整风运动”中被拘禁审查。这个传统的书香门第、诗礼之家从此被打破宁静，开始在特殊的历史风暴中沉浮、幻灭。
　　 这也是江青女士最初的童年记忆和人生故事开始的背景。
　　 许是贵族基因使然，江青自幼勤敏、聪慧，1956年小学毕业后，极偶然地参加了北京舞蹈学校（北京舞蹈学院前身）在上海的招生面试，竟过关斩将，脱颖而出，最终远赴北京求学。尽管家庭已发生变故，自己因“出身”受到冲击，但年幼的江青仍如那时新中国所有少年儿童一样自觉地把自己当成国家的小主人公和“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在1957年夏天赴香港探亲时坚拒了父母“留下”的请求，毅然在暑假结束后返回北京（当时巫惠淑女士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已经携江青的两个弟弟赴香港与丈夫会合并正式定居）。北京舞蹈学院六年的求学生涯不仅让小江青打下了坚实的舞蹈基础，同时也开始了她的社会课堂——她在天坛公园大树下拍过“捉迷藏”的电影纪录片，去中南海怀仁堂表演过《拔萝卜》的舞蹈，陪同周总理向匈牙利总理卡达尔献过花；在学校参加过“除四害”、“大炼钢铁”，到四季青人民公社接受过与农民同吃同住的“思想改造”，赴天津、唐山、北戴河、哈尔滨、石家庄的工厂、矿山、田间地头进行过巡演……总之，特殊的身份与机遇让她得以亲身观察和体会那个年代中国大陆从最高层到最底层的生存状态。
　　 但她的人生在1962年再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折。
　　 那年寒假她还是赴香港探亲，但与上次不同的是，她的父母正式告诉她因为她留在大陆的原因，她的两个弟弟直接面临着无法出国升学的窘境——当年的西方国家虽无明文规定，但只要有直系亲属在大陆，在申请出国时就会遇上刁难。
　　 自己的去留直接牵连到亲人的前途和命运，这一回江青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那年她十六岁。父亲几乎是咆哮着告诉她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并直接扣押了她的出入境证件；母亲则是言轻意重的一句话——“难道你真的这么自私？”痛苦的思想斗争后，她竟给学校写信说明情况，要求补领证件，而几天后竟真有一位神秘的陌生人出现在她家门口塞给她一张纸条，告诉她于某日、某时、某地会面，自有人会安排协助她回校。江青再次陷入激烈的思想斗争——
　　 现在我终于可以回校了，可是我却害怕起来。
　　 我害怕，怕我必须公开坦白寒假后迟到回校报到的原委。
　　 我害怕，怕我不会也不能够撒谎。
　　 我害怕，怕学校里在我讲实话后要我表态：坚决和家庭划清界线。
　　 我害怕，怕我做不到，我爱他们。
　　 我害怕，怕我的弟弟们将因为我而不能出国升学，而造成他们和我的舅舅们同样的命运。舅舅们入学无门是因为不能改变家庭的成份，而他们却是因为可以改变的我。
　　 我害怕，怕我母亲湿漉漉的眼睛，父亲灰蒙蒙的脸。
　　 一年级（舞蹈学校）经受住学业的压力和生活的孤苦我没逃！
　　 困难时期，长年累月地生活在“饿得慌”的状态下，我没逃！
　　 脚疾导致面临退学改行，我咬牙顶过了，我没逃！现在呢？
　　 某日、某时，我没有到指定的某地点去和不知姓名的某人碰头。我又逃进了电影院，坐在黑暗的观众席上，眼睛对着看不懂的画面。是的，现在我承认我逃了。“我算逃兵吗？”我问自己，回答的只是哭声。
　　 就这样，江青最终“逃离”祖国，留在了香港。
　　 开始的日子依然是迷茫的，六年舞校生涯已经让她认定舞蹈为自己的终身事业，现在何去何从呢？不通英语、粤语更让她感到茫茫人海中的孤苦无依。百无聊赖之中，经父母友人介绍她去了香港邵氏电影公司举办的“南国演员训练班”，计划一边学习演技，一边兼职教舞蹈，总算可以找到一些精神的依托。
　　 但正是“天生丽质难自弃”。因为扎实的舞蹈功底和聪慧的天质，江青在邵氏电影公司的黄梅戏影片《玉堂春》便初露头角，随后因为与她签约的李翰祥导演（后来在北京拍《火烧圆明园》的那位导演）从邵氏公司脱离并组建香港国联影业公司，又随其前往台湾拍《七仙女》并一炮走红，十七岁的她被台湾影剧界选为“最有希望的演员”。此后她连续担任《西施》、《几度夕阳红》等等炙手可热“大片”中的女主角，在十一届亚洲电影节时被提名角逐最佳女主角奖，《几度夕阳红》则让她在1967年荣获金马奖最佳女主角的桂冠。如同在北京舞校的特殊经历使她见证大陆的政治生态一样，在台湾六年她也见证了那里的政治生态——
　　 在台湾拍片，几年住下来，我不禁想：台湾这边天天叫“反共、反攻”，大陆那边天天叫“解放、解放”，表面上打着完全不同的旗号，相互水火不容，但我在北京和台北所经验的高层人员的作风却是异曲同工——残旧的封建意识，暴露在对演艺人员特别是女性的观念和态度上，此外还有奢侈腐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副自命不凡的腔调。而不携夫人参加的“余兴晚会”完全是“一式两样”——两样的是北京方面以特殊任务为名，而台北方面却是下贴邀请，形式上倒是清一色的光明正大。有天，当我与国民党上将刘玉章在统一饭店夜总会共舞时，突然惊异地发现原来他和曾与我在中南海共舞的红军总司令，同样的在跳舞时分不出三四步来，三步或四步对他们是一式一样的。
　　 也是她在台湾的这段时间，大陆的那位“江青”在中共政坛迅速崛起，成为万人瞩目的政治明星，两个“江青”之间也因为重名开始发生令人啼笑皆非的“姻缘”——
　　 ……1967年，又因为我主演了由琼瑶畅销小说改编的电影《几度夕阳红》荣获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在生活环境当年还闭塞的台湾，这些都是轰动无比的话题。当年台湾报禁还未开放，媒体最禁忌江青这两个字，但基于事实现状，只好将我的名字用特号字在影剧版刊出，还常常用这岸这个江青和对岸那个江青来区分。虽然已华丽转身为港台影视界的璀璨明星，但天性单纯、率真的江青却拙于经济和感情方面精细的筹划——单纯的恋爱、草率的结婚、痛苦的婚后生活以及高筑的债台导致她最终痛下离婚的决心并寻求新的生活。1970年7月31日，她在时任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先生担保无“匪谍”嫌疑的情况下拿到出境证件，“西出阳关”，只身前往美国开始新的生活。
　　 江青到美国之后的奋斗史正如九十年代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中的情形一般。从阴冷、潮湿、简陋的租住处和二角五分钱一节的成人英语课开始，从离开舞蹈九年后下狠心“复功”到在美国靠舞蹈赚到第一笔钱——二十五美元，一直到后来接触并醉心于全新的现代舞，再到1973年正式在纽约组建“江青舞蹈团”（ChiangChingDanceCompany）并逐渐得到业内认可，这个温婉、文弱的中国女子凭借的不知是怎样一种信念和毅力？也许是苦难的童年经历给她打下的“底子”吧？无论如何，她最终向那个陌生的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吃苦耐劳、勤奋善良的优秀品质。不久，她再次登上新的艺术巅峰——第一位接触并融合和传播现代舞的中国舞蹈家。时光继续流逝着，但历史的闹剧还在断断续续上演。
　　 1976年“四人帮”垮台，“伟大旗手”一朝沦为阶下囚，但“江青”的名字却如魅影一般依然影响着现实的世界，甚至波及遥远的海外——
　　 1977年秋天，“江青舞蹈团”第一次到欧洲巡回演出，巴黎是第二站，应邀参加“第十五届国际艺术节”。艺术节负责人罗宾先生告诉江青他们预备了一些票，她可以请“自己使馆”的人来看。演出剧场的后门就正对着中国大使馆，江青踌躇着拨通了电话，果然接电话的人听到“江青”二字立刻敏感起来，最终还是表示因为“江青舞蹈团”并不代表中国，所以不便首演日来观看。第二天演出之后，中国使馆文化组的人才解释说，早就看到宣传海报了，但原以为是有剧团存心针对中国政府审判江青这件事演讽刺剧呢。
　　 1978年，江青舞蹈团又应邀到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艺术节”，这也是她的舞蹈团成立五年以来第一次需要印正式的中文节目单。所提节目，香港方面照单全收，唯独提出舞蹈团的名称要重新考虑，尤其中文名称非改不可。与艺术节的负责人面谈之后得知——香港的特殊政治及地理环境使香港有特殊的嗅觉，尤其在这种具有国际性的艺术活动中更要倍加谨慎。最后只好想出变通的办法——改为“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
　　 在“四人帮”垮台，国内举国上下欢庆中，大洋彼岸的江青也长出一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可以回大陆探望劫后余生的外公、外婆等等亲人们。但一次又一次的回国探亲申请都如石沉大海一般，后来她找到有关人员私下探听，才知道果然又是被“江青”的名字所害！直到1978年春天，恰逢中国科学院邀请与江青已相识、相恋三年的瑞典男友比雷尔访问讲学，这才促使她索性与比雷尔“闪婚”，获得夫姓，在签证申请表上填写了“青?彭贝克”的中文名字，于当年秋天顺利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签证，在“逃”离故土十六年后重新回到中国大陆。
　　 而回乡之后从亲人口中获知的因为“江青”的名字衍生的不仅是海外的嬉笑闹剧，还有国内血淋淋的悲剧——
　　 文革一开始，江青的三姨就被揪斗，众多罪名中一项就是替外甥女——江独青——改名字，故意将“独”字去掉而变成和伟大领袖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骂她：“胆大包天，没有自知之明，你外甥女是叛国投敌的国家叛徒，有哪一点配用江青这个名字？你居心何在？”三姨诚实的“自我改造”、“灭私”的辩解换来的不是宽宥，而是“不肯低头认罪，替反动家属涂脂抹粉”的怒斥和更加严酷的惩罚——“乘飞机”。
　　 母校北京舞蹈学校的陈锦清校长被打为走资派，罪状之一也是“培养出一个叛国潜逃的江青来”。
　　 后来直到1986年，江青的名字才正式出现在当年第八期的《电影世界》上。直到1987年，在中国舞蹈家协会的安排下“江青现代舞独舞晚会”在全国八个城市巡演才完全无顾忌地张贴名为“江青”的海报，才让江青意识到——大陆上人们的精神开始松绑了。
　　 再后来，1990年5月14日，大陆的江青自杀，关于江青重名的故事似乎才正式结束。
　　
　　 合上厚厚的书卷，我仍觉满头飞雪，直欲仰天长啸，长歌当哭。
　　 历史，这就是历史，活生生的历史！我把阅读感想发在朋友圈里，一位朋友说的好——每个人都有责任记录自己所属时代的历史，因为历史不可逆、不可重复。
　　 是的，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不经意间记录了最为真实和生动的当代中国历史。冥冥之中，江青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不停地“逃”，而不停的时空转换使她无形中担当了特殊的历史见证者。天时、地利、人和，使她成为一个特殊的历史见证者和记录人。
　　 没有人能像她一样在那个被冷战的意识形态割裂和隔绝的时代，如灵巧的飞萤般“自由”穿梭于不同的体制内，且轻松涉足上自军政高层，下至民间基层的各个社会层面，所以才会见证和书写出如此立体和质感的活历史。
　　 这真的是一个奇迹中的奇迹！
　　 最后，江青的这本书其实是写于1991年。但由于“你懂的”原因，开始只能在台湾以繁体字出版发行。简体字的大陆版本已经到了开头那段视频中的时间——2013年4月。
　　 这是不是“江青”这个名字的最后一次作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