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姐叫彩云，今年五十有四，大家都习惯这样叫她。彩姐的身个儿小小巧巧，瘦瘦弱弱，像刮阵风都能被卷走。彩姐做事却是个好把式，扶犁倒耙，耕种收割，七八亩田地全靠她一个人。这么丁点个儿，一只手拎得起，干活却像头牛，男人们咂舌。彩姐有粗也有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人家有的她有，人家没有的她也有。快到腌制腊肉的时候了，谁家还有上年的陈腊肉，彩姐家就有。坛子菜，咸萝卜，酸豆角，剁辣椒，腌榨菜，应有尽有，清一色透明的玻璃坛子装着，一溜儿整整齐齐摆放在桌子底下。女人们叹服：这女人，有天法。
　　 彩姐是有男人的，长年在外，极少回家，三两年难得见一次。彩姐生了第二个女儿后，男人出门，说是做生意，年头到年尾，既不见钱，又不见人。男人的心不在家，捆住身子有啥用?彩姐想得通，由他漂，任他浪，只当没这个人，一个人拉扯两个女儿，日子照样过。
　　 家里没有男人，容易被别的男人怜惜。彩姐赶牛耕田，阿贵说：“彩姐，咱帮你犁。”彩姐说：“你先坐边上抽支烟，歇口气。”牛走前，彩姐走后，一条线，一条心，黑油油的泥土“哧溜溜”像翻书样一页页翻过去，欢快流畅。阿贵一支烟抽完，彩姐由外而内把一块田犁得只剩中间一点心子，像海面上裸露的礁石。犁过的地方，像均匀的波浪，漂亮极了。阿贵默默地走了。
　　 深夜，“咚咚”两声，清脆坚定，让人发毛。彩姐紧盯窗上的黑影，不开口，不动身。又响两声。“谁？！”一个字，简单里含着果断。“是我。”“你是谁？”彩姐听出来了，故意问。“我是云生！”云生说。“大半夜的，啥事？”彩姐给他留点面子。“没事，坐坐。”彩姐说：“困了，要坐白天来。”
　　 第二天，云生果真来了。彩姐正烧开水，水壶“哧哧”地冒着白烟，外面墙角一只母鸡下完蛋，从鸡窝上飞下来，邀功样“咯咯嗒咯咯嗒”叫着不走开。彩姐朝鸡笼一指，云生心里像倒了蜜罐，以为彩姐做冲花蛋他吃，屁颠屁颠地去鸡窝拿蛋。彩姐接过，细瞧，自言自语：“没缝啊。”云生说：“刚下，还是热的呢。”彩姐又说：“那怎么有一只苍蝇一直钉在这儿？”“苍蝇？没见啊……”云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他的脸红了，脖子却软了，于是灰溜溜地离去。
　　 女儿十七八岁的时候，像一朵初开的花，假期里帮着忙活。二狗打门前经过，总要逗留。二狗老婆陪读，一个人在家，每天往城里送水产，一身腥味。手伸出来像鸡爪，却故意伸，露一露那枚硕大的戒指。没电话也把苹果手机摸出来，在女儿跟前晃。彩姐见了脸一沉，像凝霜，转身去屋里拿出砧板和菜刀，一屁股坐门前骂无名娘，骂一句剁一刀：“遭炮子打的，遭车撞的……咱摊上个老公一辈子下流，又偷又抢还贩毒，我会怕谁……今儿咱交个底，你家井水要是有毒，就是老娘投的；你家要是火烧了，就是老娘放的……”骂声送远了二狗，彩姐收了砧板和菜刀，回头狠骂女儿几句。女儿正莫名其妙，彩姐“啪”地一声关上房门，“哇”地大哭起来。哭够了，哭累了，眼泪一抹，出门下地了。
　　 广场舞流行到村里来时，两个女儿都出嫁了，彩姐轻了担子，晚饭后来到村部前看热闹。那个千疮百孔的晒谷坪打了水泥地板，灯光，音响都是政府安排的。大婶大妈们撅着肥大的屁股，抖着干柴般的手，左一跃，右一扭，肚子都笑痛。彩姐喜欢那舞曲，爱听那歌声，音乐一响，心里像鸡汤熨过。再来时，彩姐脸上抹了一层“石膏粉”，刷了一面“904“，虽然风一吹，白色粉末纷纷扬扬，但灯光下不怎么见，倒显几分娇媚粉嫩。彩姐先跟在队伍后面混，慢慢地，熟练了，挪到了最前面。
　　 村长说上面送文化下乡，要来演节目，安排彩姐牵头组织表演广场舞。彩姐挑选了十几个人，加班加点排练，在“文化下乡”时得了表扬。那次她遇见了一个人，众目睽睽下主动打招呼，那人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那人是文化局的领导，彩姐的昔日同学。他认出彩姐后很热情，有人说他当年对彩姐还有那么点意思，是真是假说不清楚，但他后来帮彩姐销空了地里滞销的西瓜是真的。
　　 彩姐还带队去城里参加过几次广场舞大赛，虽没夺过名次，但自己风光，村里人羡慕。秋天的时候，彩姐的男人突然回来了，蓬头垢面，胡子拉渣，像个垂头丧气的长毛贼。村里人猜，老了，收心了。
　　 彩姐说：“先收拾下自己。”男人便去理了发，然后洗澡。洗完澡，彩姐的饭菜做好了，满满当当一桌子。吃饭的时候，男人感动而愧疚地看着彩姐。彩姐说了一句话：“把手续办了。”
　　 离婚后彩姐更爱打扮了，显得年轻了十多岁，像一朵彩云，经常挽着一个男人的手臂去跳广场舞，年轻人一样，甜甜美美，恩恩爱爱的样子。这个人是退休教师，彩姐在城里比赛认识的。这在山旮旯里还是有点轰动的。人们议论纷纷，是羡慕还是嫉妒，不知道。但有一句话是少不了要说的：彩姐，是个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