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姐在一起的日子很短，但我这辈子都成了有姐的人。
　　 姐家里生活条件在这座小城算得上宽裕，寄爷寄娘偏就生她一个，还是个女孩，那时这样的情况很少见。仅从五官上看，姐是典型的江南闺秀，而体格却高大壮实，人又有几分豪爽劲儿，气质上更接近北方姑娘。姐住二楼，每次她上那老旧的木楼梯时，数着有节奏的步子，我便专心地听着，觉得奇怪，怎么大人还没这样把楼板踩得咯吱咯吱响呢。
　　 按那时的说法，寄爷寄娘属于旧社会有历史问题的人。因老实本分，还把家里的资产入到公私合营里来，街坊邻居也都帮着说好话，被政府允许经营小银庄。全城仅此一家，划归县五金厂统一管理。各种银饰放进水盆迅速降温后，再从水里捞出来，逼仄的空间里散发出浓浓的金属味。回到家，寄娘喜欢弄我爱吃的枞菌炒肉。这时候，野枞菌的香气满屋子跑。晚饭后，只要天没黑，姐就会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女孩玩跳房子的游戏，我一屁股坐下看热闹。跳到最后一关，要倒翻着身捡起丢在地上的石块。见姐还没摸到，我赶紧把石块挪近她的手边。伙伴们判了犯规，以后再看她们做游戏，姐就画个圈，只许我呆在里面。
　　 邻居家有个同龄女孩，叫小文。一天晚上，到了睡觉时还不想回去，姐说：“小文，再不回去，以后不要你来玩了。”
　　 小文不服气，眨了眨眼睛，对我一指，“他为么子不回去？”
　　 姐说他是我弟。
　　 “羞啊！”小文伸出食指在脸上划了划，朝姐做个鬼脸，飞快地跑了出去。
　　 我上学前，姐已读初中了。好像是秋季开学不久，那天她穿一件青花长裙，显得特精神，在衣镜前转来转去地照，然后斜背起靛蓝布书袋，把我手一拉，说声走，刚好将我的拳头圈在她的手心里。走出东门坡，就见沿路尽是背着书包上学去的人。再一会儿，便到了姐的学校。从没见过如此大的操场，操场远端一栋栋二层红砖楼房整齐排列着。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学。几个女生把我们围住，“我弟弟”，姐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被她们簇拥着到了教室走廊，男生们退到两边，鼓着眼睛好奇地看我们。姐检阅部队似地昂首挺胸，目不斜视地牵着我走进去。嘈杂的教室突然鸦雀无声。刚坐定，她朝我诡秘地使了个眼色，伸手往我脸上抹了一下。
　　 挨着姐的床头有个两门柜，柜子上放着一口板栗色的楠木箱。箱子里不仅放着衣物，她还能变戏法似的从里面倒腾出各种各样的东西。印象中，姐一没事就喜欢跪在床边，头顶着箱盖，两条齐肩的辫子甩在外面，双手伸进箱子里乱翻。每次都能掏出意想不到的宝贝来。
　　 那时很少吃水果零食，对气味特别敏感。女孩子也从不用化妆品，个别讲究的成年女性要是涂了点雪花膏，多半会骄傲地绕城一周。有天我闻到她身上有什么特别的味道，一种淡淡的水果香。我说，“姐，你也抹雪花膏啊。”她忙用手把我嘴蒙上，轻轻说了声：“你等着。”便又去翻那口楠木箱，头还埋在箱子里，手里握着一个苹果送到背后。我拿过来，在衣上揩了揩，吃了几口，才说，姐，你分一半吃吧。
　　 她说，“姐不要。里面还有哩，还有水果糖，让我的衣服先吃后我们再吃，好不好？”我说好。姐叮嘱，要替她保密，让寄娘知道就不给我做姐了。
　　 隔几天，见书桌上有一粒水果糖，我剥开糖纸闻了闻，又包好放下。玩了一阵，心里还牵挂那粒糖，馋得吞口水，便跑回来把糖果吃了。舍不得一下子嚼碎吞掉，一面让糖丸在嘴里慢慢溶化，一面欣赏糖纸上潦草而模糊的线条画。我计上心来，去屋外街沿边找了颗小石子，用糖纸包裹起来，照原先的样子放回书桌上。
　　 姐放学回家，一蹦一跳地，噔噔噔上了楼。悄悄跟去，我躲在门口往里看。只见她把我的“杰作”拿手上捏了捏，又放回去，大声叫我。走进门，我不像平时那样和她靠那么近，隔着几尺远就站住。姐剥开糖纸，手里捏着小石子晃了晃，说，“好哇，学会骗姐了。”我说不是我干的，姐说不是你是鬼老二干的。“人家想逗你好玩嘛”，我斜了她一眼。看谁逗谁，姐两只手往我身上一个劲地挠，我笑得在地上直打滚。过后，姐说就是留给你吃的，你这样一调皮，姐开心死了。
　　 吃饭了，寄娘要我去叫姐。我远远地喊了几声，没答应。到里屋一看，她倒在床上正出神地翻阅连环画，一只脚伸出床沿。我看了看姐的脚，又看了看自己的脚，说，“姐，你一个女儿家，脚好大啊。”
　　 “姐是苦命人”，她把脚缩了回去。我不太懂这话的含，想了想，又说：“大人不给我零钱看电影，他们不在家时，还让我一个人守屋，我算不算苦命人啊？”姐没再说什么，默默地用手在我脸上抹了一下。记忆中，她是第二次做这动作。
　　 几年后，寄爷被抓进了牢里。从此，父母就很少让我去姐家里了。有天中午，母亲刚下班回家就说，姐在院子楼梯口等你。父亲因组织上正调查他和寄爷的关系，嘀咕了几句，母亲说，“孩子见个面要什么紧的。”
　　 那是个大大的木架子，楼梯上下部分连接处就搭在上面。我们在木架格子里见了面，她带来一把银勺，是寄娘制作的，上面刻有我的名字。姐好久没做声，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只有盛夏的知了不知疲倦地唱着。
　　 半天，她才说：“我们要去乡下了。”
　　 我问几时回来，姐说不知道。
　　 我还不太懂这意味着什么。“都去乡里了，屋哪个守？光那只猫肯定不行。”听我这一说，姐眼里闪着泪花，手在我脸上抹了抹。这是她最后一次这样做，只是这回手停留脸上的时间似乎稍长了点。
　　 天下起了雨，她跑到十多米开外的荷塘摘了两片荷叶回来，一片给我，自己拿一片，接了雨水，不断变换角度，水丸似透明的珍珠在荷叶里滚来滚去。离开时，姐将荷叶慢慢偏斜，晶亮的水珠落在石板上，摔得粉碎，悄然无声。她顶着那片荷叶，跑向风雨中。我想大声喊姐，喊不出。
　　 小时候，大人们都说我是个孤僻的孩子。姐一走，我变得更不爱说话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上初中了。那天放学回家，母亲一边炒菜一边说，“你姐来过了。”她放下锅铲，从里屋取来一个纸叠丢给我。打开一看，是姐写给我的信，内容大概是要我好好学习，还有些当时的流行语言。她作为“可以改造好的子女”出席知青积极分子大会，回乡前来拜访父母的。我问为什么不留姐吃饭，母亲说她自己急着要走的。我不信，冲进屋把房门“哐”地一关，闷在里面。母亲在外面喊吃饭喊了好久，父亲也来喊，我偏不出去。
　　 第三天，我给家里留下一张纸条，说去乡里同学家玩几天。先是坐熟人拉煤的汽车走了几个小时，中途下车再拦拖拉机，到乡场后走了五六里小路，见前边田里有一群人正在割稻子，我便向他们打听，有个人直起腰来对我看了看，走过来。这不是姐吗，她衣袖和裤管都挽得高高的，“姐都差点认不出你了。”她把脚上的泥在沟渠里随便洗了洗，仍打着赤脚，带我去见寄娘。
　　 那是一栋新盖的木板房，两个苦命的女人被发配到这个不熟悉的偏远山乡，相依为命撑起一个新的家。吃过晚饭，寄娘带我到每一间房里看，到第三间厢房时，说，“这间是留给你的。”房间里就一张小木床，干干净净的，什么杂物都没存放。我说，“今晚就睡这里，要不要得？”寄娘说，“当然要得。”
　　 山风凉凉的，从小木窗吹进来，天上的星星格外亮，蛙声和低低的虫鸣声交织在一起。山村的夜熨帖心灵，不知什么时候，我便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
　　 这间屋，我一生就只住过那一次。
　　 一直等到寄爷出狱，姐才成家。好日子没过多久，寄爷就不在了。又过几年，寄娘也走了。姐留在那座小镇，再没回城。她说，当年走投无路，是这里收留了她和寄娘，她这把老骨头已交给这片山水了。
　　 写到这儿，抬头向窗外望去，一轮圆圆的月亮挂在天边，我才想起时已月中。可转眼间，月亮就钻进厚厚的云层里去了。美好的时光总是如此短暂，还没想出法子怎样抓住，它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