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太爷爷有一个相对富裕生活的童年，因为我太爷爷的爷爷在河南省濮县当过师爷（相当于今天的县委秘书），正因为他的爷爷当过师爷，才挣了一些家产，有土地40亩，所以家境不错。
　　 他的一生勤劳，粪箕子没有离开过屁股。农忙时，除干完自己家的农活外，太爷爷还去给富人家打工。说起打工，我们家现在还有一个石磙，父亲告我说，那是我太爷爷打工挣来的。因为太爷爷给西李庄村的一家姓李的富人家打工，干了一季农活，那富人家没给太爷爷工钱，就把自己打油用的石磙，抵给了太爷爷算是工钱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有了这让村里人羡幕的石磙。
　　 据村里老者介绍，那时候，村里有石磙的人家并不多，主要是运输不发达，买个石磙就要进一次山。在农闲季节，赶着牲畜到山里，从山里买了石磙，再赶着牲畜拉回来，拉这一个石磙，来回至少也要半月二十天的。不像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用汽车一趟就运来一车石磙，其实，一个石磙也不值多少钱。
　　 农闲季节，太爷就推着一个小红车，带着红薯和烤炉，到濮县城里卖烤红薯。找个空地儿，对来往的行人开始吆喝叫卖：“红薯，热红薯；红薯，热红薯。”
　　 除卖红薯外，有时候，太爷爷也卖盆。太爷爷去清丰县西边的韩村去批发盆，然后回来卖，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来都是丢下扫帚拿耙子，手上从不失闲，忙里忙外。
　　 因为我家住在黄河的岸边，有时候黄河泛滥，太爷爷也和太奶奶一起逃到黄河的南岸边，我们这里俗话说是去河东逃荒。太爷爷在那里给富人家打工，太奶奶给富人家做饭。一次，太奶奶给富人家和面，因为那富人家的和面盆的边沿是打破了的，不小心，太奶奶的小拇指被那盆沿划破了，把太奶奶的小拇指划残了。小时候，太奶奶看着她的小拇指，时常还给我们兄妹讲述过他们年轻时逃荒的事。
　　 经过太爷爷的勤劳和省吃俭用，没几年，太爷爷家的土地又增加了半倍，还养了两头耕牛，并购置了一辆大车，一盘石磨。家中三间堂屋，两间东屋，两间西屋。在我家门口南北路的东边还有一间草房，草房里有一盘石磨，一家人吃面就全指望那盘石磨。村上的人都认为太爷爷很能干，很争气，继承并振兴了家业，每每听到大家的夸赞，太爷爷也舒展了笑脸。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村里发生的一件事儿，对太爷爷的触动很大。
　　 爷爷8岁那年，一天，有几个外乡人到我们村里买红薯，买卖成交后，买红薯的让卖红薯的人家添一些小红薯，因为卖红薯的人家家里养着猪，也想把小红薯喂猪，卖了一些红薯，就没有再给买红薯的人一些添头白送小红薯。就这么一件小事，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没几天，买红薯的就把那家卖红薯的儿子给绑票了，并要600块现大洋，那家人没有办法，除了东借西凑外，一时还是拿不出那么多大洋，只好卖了自己家的地，赎回了自己的儿子。同时被绑票的还有村上其他两户较富裕的人家的儿子，三个孩子都是家里的“独子”，他们只好满足了绑匪狮子大开口的要求，太爷爷也热心帮助了村上那家卖红薯的村邻。同时，太爷爷教育幼小的爷爷要除恶扬善，从小立志惩治坏人。
　　 当我的爷爷13岁时，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打响了第一枪。1938年，我的太爷爷和爷爷在家乡就看到从北方溃败下来的国民党部队，部队中混杂着他们的眷属，坐在木轮大车上，在黄河金堤上缓缓颠簸行进。在黄河滩上，太爷爷和爷爷他们看到一个农民用铡刀将一个日本侵略者劈死，因为那日本兵强奸了农民的妻子。日本侵略者还一把火将那村庄烧成灰烬。这些是我太爷爷和爷爷，最初在家乡看到的血与火的残酷战争场面。随后，这种战争的场面几乎被那个同时代的人都经历了。
　　 我的太爷爷，与濮县城濮城东街有一张姓人家结为干亲戚的故事，至今在村里流传。说的是濮县城濮城东街有一张姓人家，为逃避日本作乱，在家族长的带领下，一家20余人逃荒来到我们的村上，被我家太爷爷背跨粪箕子捡粪碰见，便把那张姓一家20余人领到家里，管吃住一周之久，没有让张家吃随身带着吃的米、面。事后，那张姓老者感到蒙情不过，见我家太爷爷比他大几岁，也是忠厚老实人家，逢年过节便带着礼物到我太爷爷家来，我太爷爷因经常到濮县县城去卖“热红薯”，也想在县城里有个落脚的地方，他也时常到张家去。
　　 就这样，你去我来，两家关系不错，成为好兄弟。张姓老者膝下只有一个女儿，我家太爷爷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张姓的女儿和我家太爷爷的三女儿同岁，两个老人家便让他们结为干姐妹，自此两家成为干亲戚，只是没有“改口”，张家的女儿就是我的“干姑奶奶”。村里年纪大的老人都知道我太爷爷和濮县城结干亲戚的故事，因为这干亲戚走了几十年……
　　 太爷爷的一生最大的贡献是70多年前，他让儿子参军，爷爷参加了革命，并且，在爷爷革命期间，太爷爷还赶着大车支援前线去山东吉山给刘邓大军送粮食的故事。并不是太爷爷一生购置了多少土地。
　　 如果70多年前没有日本进中国，太爷爷也会有着幸福的中年，一家人也会过着“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自给自足桃花源式的生活。但是战乱打乱了农民平静的生活。
　　 1931年9月，日本关东军自己拆毁南满铁路柳条沟路轨，反诬赖是中国的东北军破坏的，并以此为借口于18日悍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及沈阳城进攻。东北军要求抵抗，而国民党当局却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政策。蒋介石命令东北军“即使日军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
　　 随后日军便占领了沈阳，而东北军几十万部队，一枪不发，撤离山海关以内，不到四个月，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人民，惨遭日军铁蹄的蹂躏。“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32年1月28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5月5日，国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这一切的一切激怒了全国的爱国志士，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东北三省后，立即作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各级党组治积极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蓬勃地开展了起来。
　　 在我们的家乡除了1938年的“濮县惨案”外，日军1942年9月27日和1943年10月12日对范县也进行了两次大“扫荡”。《范县志》上说的“九·二七”、“十·一二”扫荡，就是指的这两次。据统计：日军对范县的两次大扫荡及8年中几次小股的骚扰，共杀死范县男女同胞5428人，打伤炸死15108人。被奸杀的妇女711人，其中被奸至死者537人。被拉走1000多人，被抢走粮食17亿斤以上。被烧房屋53740间。抢、杀牲畜百万头以上，抢鸡10190200只，被毁农具及大小车辆近万件（辆），砍伐树木五百万棵。
　　 我的爷爷曹洪江，是曹家的独生子，当战火燃烧到家乡时，是我的太爷爷毅然积极支持年仅16岁的儿子参加皇姑庙村模范班。当时爷爷任班长。村上的人对太爷爷的这一举动不理解，就这一个独子，怎么能让他参军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我太爷爷说：“没有国家的安定，怎会有小家的安定。”爷爷是194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于1945年参加了八路军，曾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侦察班班长、排长等职。于1947年底调团任侦察排排长。
　　 据和爷爷同时参加革命的最亲密的战友、曾任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的作战参谋巩树祥（原昆明军区参谋长，离休后在北京第一干休所，现病故）同志1988年撰文回忆“曹洪江烈士在他的7年多革命生涯中，英勇战斗，多次完成党交给的重要侦察任务。于1948年1月14日在山东菏泽小刘集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3岁，他曾立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一等功一次，并给他银质奖章一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并有记载。曹洪江烈士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真不愧为中国共产党员。”
　　 这和太爷爷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父亲曾告诉过我：“爷爷在参军期间只回过三次家。”爷爷牺牲之后，撇下老小一家人。他是曹家的独子，他的牺牲给我家带来巨大的悲痛，这种创痛一直萦绕在我太爷爷的心中直至去世。。
　　 父亲告诉我说：太爷爷生活在那个时代，做了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是每个有觉悟的中国人都应该做的。
　　 太爷爷，他是有点精神的人，当时像他一样的人有很多，事情过去这么多年，我们还是不能忘记。
　　 我们今天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就是让我们记住他们，记住他们那时候的抗战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