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夹板子
　　 对夹板子，农村人应该是熟悉的，尤其是车老板子。夹板子通常和套包配套使用。它是马或驴、骡等牲口拉车或拉犁时夹在脖颈上的工具。
　　 夹板子，是两根圆木中间打眼穿绳套，两根圆木，要长短一致，粗细均匀，一般是买现成的，因为手工制作，合适的圆木很难找到，特别是凿眼儿，要左右相当，不能走了板眼。使用时，夹住牲口的两肩。这之前，要先把套包套在牲口的肩上，使夹板不直接摩擦牲口的两肩，套包既能保护牲口，又能使牲口在拉车或拉犁时用上更大的力气。
　　 夹板子是牲口拉车或耕地时的重要工具，也是较为残忍的工具。拉车或耕地时，两个板子夹在脖颈上，在老板子的挥鞭抽打之下，要拼命地往前拉，那叫“负重前行”啊！有时，道路泥泞，车打误了，在老板子扬鞭催打下，驾辕的牲口，因为死命地往前拉，都能把固定在夹板上的皮条拉断，造成牲口蹿辕子，车扑辕子，以致会把端坐在车上老板子从车上张下来了，大鞭杆子压折了，有时老板子都容易丧命。
　　 一年四季，最辛苦的是拉车和耕地的牲口了。送粪、耕地、秋收、送公粮……起早贪黑地劳作。忙了一天，收工来家，卸下夹板子，才发现，通身是汗的牲口脖颈上早已磨出了殷红的鲜血。
　　 生产队的车老板子，高焕最能驯服烈马，他一鞭子下去，马的要害处一条血淋子，不管什么样的烈马，他几鞭子下去，这马便会服服帖帖了。为了降服烈马，他通常把马套上夹板子，套上车，然后再把马缰绳拴在电线杆子上教训，那皮鞭子噼啪山响，马身上的伤痕一道道。不过，谁都知道，他鞭子下的马，谁都使唤不了，别看在他鞭下服服帖帖，一旦别人套上拉车或耕地，那是干嗷喽不动地方，扬鞭子也没用，因为换个人手，你的鞭子没高焕的力度。有句话叫做“恶鬼怕恶人”，牲口也怕心狠手辣的车老板子。
　　 分队前，马是主要的劳动力。记忆中，沉甸甸的秋天，就是靠戴着夹板子的马一车车一趟趟搬运回屯子的，场院里被山一样的一垛垛、一堆堆挤满了。
　　 我见过马拉车把套拉断马蹿辕子把马腿别折了的惊险场面，也见过驴车车轱辘进沟驴跪在地上拉车那让人震撼的一幕。然而，牲口脖颈上那副枷锁啊，却始终如同双节棍，生死相依，默默无语。是谁发明了夹板子？已无从考证。夹板子，这伴随着牲口的一声的伤痛与桎梏啊!
　　 夹板子，属于牲口，因为它适合于牲口更好地拉车或耕地；也属于老板子，属于老板子的鞭子。当然，它也应该属于农民，因为它一直是农民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
　　
　　 二、生产队
　　 如今，许多人都爱吃农家饭，这类饭店的生意也确实不错。有一次出差，我就去过一家农家饭馆，感觉很新鲜的是：那些个雅间还在使用人民公社时的称呼。见一间门上写着“小部队”，我把老板叫过来说应该是“小队部”。
　　 “小队部”也就是当时的生产队，也叫小队。生产队是1958年大跃进农村成立人民公社后才有这个说法的。人民公社下分大队，大队下分生产队。其实，那时的生产队也没有队部，也就是说生产队的组织机构没有办公室。只有大队有队部叫大队部，就是今天的村委会办公室。而生产队开会，通常是临时找个地方，有时在饲养室（也叫更房子），有时也选在住房宽敞的人家。
　　 生产队作为大队下边的一个基层的集体，就像一个完整的大家庭。在生产队，所有社员（就是劳力，也就是现在的村民）都听从生产队长的领导。生产队设有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出纳员、保管员、饲养员等。在这个集体中，队长在劳动上享有一定的特权，虽然有时也拿着劳动工具和社员（就是现在的村民）一起劳动，但只是象征性的；而副队长（也叫领工队长）就不同了，他首先具备和掌握各种农活的技能，按农村的老话说是个很好的庄稼把式，主要是带领社员劳作在田间，指导社员劳动技能，监督社员劳动质量。妇女队长在生产队里也起到一定的作用，除了组织妇女们参加生产队一些辅助性的劳动外，有时也要组织一线妇女和男社员干一样的活儿。生产队的会计，是生产队的老管家，是管账的，年终所有的收益都是经过他核算出来的。出纳员是生产队管钱的，生产队的所有收入也包括副业收入都由他掌管。保管员一般是由最认真的人担当，他具体负责保管生产队的仓库和所有农具。饲养员负责饲养队里牲口，一般是年岁大的社员担任。
　　 在生产队，工分是衡量劳动强度或劳动量的重要指标，也是当时最敏感的概念，其工分多少直接关系到家庭的粮食收入和生活水平的高低。那时，一个劳动力劳动一天记工分10分，半劳力记工分7分，未成年人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记工分5分。生产队分配粮食就按一家人全年的工分总值计算，工分多的分得多，工分少的分得少。也有些少量的农产品，为省去按工分分配的麻烦而按人口分。
　　 在当时，生产队与其说是个生产单位，不如说是个执行政治任务的集体。当时的一切工作都是为革命服务。上边叫你种什么，你就得种什么，那怕这个品种根本不适应你这里的气候和条件。社员们种田也没有什么积极性，因为庄稼长得好不好、秋后收成如何，都是大家的事，跟自己的关系不是很大。社员们心里没什么负担，因此，干活时也都是有说有笑，很难感受到劳动的特别艰辛；只是那时的活总是干不完，只要不是遇到阴雨天，几乎没有一天的闲时候。
　　 大冬天也闲不着，队长还经常组织社员外出拉脚挣钱，实在没啥活了也坚持让社员在屯子里捡粪积肥，甚而抡起镐头整天刨大粪堆儿，往地里送粪，记忆中，社员也就年前年后能歇上几天。即便这样，社员干了一年，也没什么收入。年终结算（也叫分红）时，集中到会计家签字按章。劳力少的，或是没劳力的职工户，就要花钱买口粮，买不起就打欠条，转账到下一年，所谓旧账未还又添新账；劳力多的，工分挣得多，不欠队里的，但分红时也分不到几个钱。总而言之，那年月，大家伙是一块儿穷啊！
　　 当然，生产队长家要比社员家好过一点。一队之长，权力最大。最起码，队长一句话，让谁干啥就得去干啥。队长的家属还有他的亲戚一般都能干上好活。给上级来的干部做饭，大都是队长老婆来做。用公家的米和柴，既烧了自家的炕，还落下泔水，剩下的饭菜自然也不上缴自家大人孩子一起享用，还要记工分，但没法，谁叫人家男人当队长有权。所以，说起生产队那会儿，认为那时的大小干部怎么怎么廉洁，其实也不尽然。
　　 上世纪80年代初，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变成村民组，队长改叫组长了。生产队的大锅饭，被分田到户的“单干”取代，农民有了土地经营自主权后，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昔日的穷社员，总算走上了勤劳的致富之路。自然，当年的生产队也就成为了历史的产物和我们曾经的记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