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以上阳村为中心，往东南西北四散开去，共有六条路可以通往周围的村坊。自前大路小菜场向南约五十步，往北分出的一条小路，是这六条路中最小最弯的一条。这条路绕过一个大的池塘和村子北面的那座小庙，到了一个叫作杨家坟山的小小黄泥山岗下，就顺着山脚连续转了两个弯后，才笔直地往北而去，约莫走出一里的路程，便汇入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路，从那里往西，照例可以上公路，往东则可以到达沿江的一个大镇。
　　 小路两个弯中间的那一段，与山脚之间的一带空地上，有一户人家，屋前有一棵很大的香樟树。人家座落在西面，三间平房由东向西一字排开，香樟树立在东面，离屋子东山墙大概有二十步远。这三间平房与村子里其他屋子很有些不一样，因为它抹在外墙上的砂灰中明显黄泥多于石灰，所以使得整幢屋子看起来有些黄橙橙的，仿佛随时都披着夕阳的余辉，很有一点怀旧的情调。不仅如此，在它的东山墙外，主人还用碗大的石块作材料垒了一间堆放柴草杂物的小屋，有一段时间里面也养过猪。石屋顶上盖着稻草编成的草扇，与屋后的小山岗和顶上的树荫相映，真可谓野趣十足。
　　 这一户人家只剩下一个人了，他的名字叫作田伟章，四十多岁了，还没有娶老婆，单身一个人住在这三间平屋里，日子过得很寂寞。其实，伟章在家里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上妹妹。姐妹三个都已出嫁了，大姐叫做伟朵，嫁在东面那个沿江的大镇上，二姐伟华嫁在安桥镇南面一个村子里，而妹妹伟芬则远嫁到太湖边上与外省交界的地方，离娘家足有二百来公里路程。
　　 伟章的父亲在世的时候是个瞎子，一辈子生活在黑暗当中，大概没见过一个天日。在上阳村人的记忆中，这瞎子在有生之日里与东面那棵香樟树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常情况下，只要夏天不下雨，冬天无风雪，他便整日坐在那树底下打发光阴，只不过夏天跟着树荫转，冬天里追着阳光转，象一只日规过着静默的日子。这瞎子活到六十九岁的那一年，在冬日的一个傍晚，当他独自从那大樟树下摸索着回家的时候，不小心被路上一块石头拌了一跤，脑袋磕在跌落的凳子上，倒在路上就死了。按照上阳村里某些人的说法，这瞎子死得那么干净利落，走的时候没有喊一声痛苦，更没有卧一日病床，这是“有福之人”的死法，言谈之中居然很有那么一点羡慕的意味，不足的是没能再多活几天，要是等满了七十岁再走，似乎就更有福了。然而，象这样一个一辈子没有见过光明的人，到头来又落个这样的死法，却把“有福之人”这四个字按在他的头上，实在太过戏谑了一点。就算他真能活满七十岁，又怎么样呢？
　　 瞎子的老婆是个相貌丑陋的女人，不但生了一脸的麻子，并且还是个癞头，要不然的话，恐怕也不会嫁给一个瞎子。不过这女人生得很健壮，身板壮实得象个男人，尤其胸脯和屁股都很大，按照上阳村人另外的一种说法，这是生养丰富的长相，所以她生了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可是，四个儿女都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幸福，这麻脸女人的整整一生都过得很苦。丈夫既然是个瞎子，家中一切大小事情自然指望不上他，不仅指望不上，连他自身的饮食起居也还得仰仗她来照顾。于是四个孩子的抚养质任都落在这女人一副肩膀上。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这女人凭着一个人的劳力在生产队里做工，却养活了家中大小六口人，虽然这中间有村里的一部分照顾，但那份艰辛却也很可以想象得到。托天的福，好在女人自身强壮，据村子里人说，在当时整个上阳村里，只有这麻婆一个人能够凭自己的手力，把一部丈八水车凌空上下肩膀，并独自扛到地里的池塘边，这在村里许多男人来说也是办不到的事。也就是凭着这一点，早年还是生产队的时候，她成了上阳村里唯一的一个评上十分工的女劳力。
　　 丈夫死的时候，麻脸女人也已是六十多岁，将近七十的老太婆了。当时农村里已经分田到户，并且两个大的女儿早已嫁人，家中只母子三人，田地也并不多。老太婆终于不必再下地去了，只在家中为那兄妹二人做些烧茶煮饭，浆洗缝补的琐事，东面石头垒成的小屋里并且还养了一头猪。
　　 一年后，小女儿伟芬也出嫁了。上阳村里的人们一直没有弄明白，平常几乎连村外都很少去的伟芬怎么会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在这之前，村里人似乎一点消息也没有，只在突然之间听说伟芬要嫁人了，并且嫁得那么远，都到太湖边上了。太湖究竟在什么地方，上阳村有许多人也并不十分清楚，只听说太湖里有强盗，强盗这两个字离上阳村的人们大概很遥远，于是那地方就因此而仿佛显得更遥远了。伟芬嫁到那么远的出强盗的地方去，村里人始终没有弄明白，伟章与她的母亲也从来没有跟人说起过。伟芬嫁人后只回过两趟娘家，一趟是她女儿满一岁的时候，另一趟是她母亲去世。
　　 这个时候伟章已经离三十岁不远了，可婚事却一点眉目也没有，这可是他的麻脸母亲最最操心的事情。
　　 伟章是个性格脾气都很倔的人，平时说话也很犟，常常喜欢为一个无关紧要的话题而与人争执。一起争执，他的脸和脖子便都红了，肩膀以上的血管也一条一条地胀得很粗。当他所坚持的道理在争执中占了上风时，他的脸上就会浮起一股很不屑的神气来，把头微微朝上仰着，仿佛得了怎样的胜利似的。而每当被别人的道理占去上风时，他便把一嘴牙齿咬得紧紧地，以至于在脸颊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他的咬饥在一鼓一鼓地跳。
　　 伟章不但喜欢与人争执，并且心眼不很大，会记仇。他总是把因争执而起的不快记在心里，暗地里等待着“报仇的一天”。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变得喜欢喝一点酒，量虽不大，但瘾却似乎有点大，一喝起来就没有节制，常常独自一人自倒自喝就给喝得醉熏熏了。一喝到这个程度，那些长年累月地积存于心底的一大堆不快事便一股脑儿地涌上心头来了，所以他会借着一点醉意而去寻仇惹事。
　　 分田到户后，上阳村里造新屋的人家渐渐多起来了。伟章家门口那条小路往北转过第二个弯后，有一段地方与那小山岗之间也有那么一带长长的空地，倘若把山脚往里开挖一点，也是可以建房子的。附近有好几户人家都在这地方批了地基，有的已经砌了墙，有的却只打好了基础。当伟章受了酒精的刺激，胸膛里填满了仇愤的时候，最常做的事情就是拿了一把尺去量人家地基的尺寸，并且扬言要去上告他们超出了规定的平方。于是他在村子里，尤其在附近邻居之间结下了不少的怨气。
　　 其实呢，伟章的本性并不很坏，他对麻脸母亲很孝顺，自己也勤劳，还带着一些小聪明。农闲时节，他也出去做小工，据他做过小工的工地里的几个头头说，他这个小工在许多时候是可以当做大工使唤的。他对于支模板，搭架子，弯钢筋，或者一些小小的修理工作，都比一般的小工要内行得多，每当这些班组里人手短缺时，头头们总是派他去作数。而每当工地里有特殊的情况，比如有较重的材料进场，需要他格外地出一份力时，头头们只需对他说些极廉价的恭维话，浇一点“麻油”，他便会毫不吝惜体力地奋勇上前，把事情做得妥妥帖贴。可要命的是伟章的脾气终究太犟了一点，他在工地里完全是一个刺头。喜欢争执已经很不招人待见了，何况他还常常凭着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和一身的气力去鄙薄别人。尤其是吃过一点酒后，有好几次他都借题发挥，在工资待遇一类的问题上发过不少的牢骚。所以他在工地里的人缘也很不好，总是吃亏的时候多。
　　 由于种种原因，伟章的婚事一直没有解决。他的母亲虽说四处托人，两个姐姐也曾经替他做过介绍，但双方接触后，不是嫌弃家境不好，就是埋怨他脾气太差，最后没有一个愿意的。
　　 伟章的母亲活到八十岁才过世。那时候已经是新千年了，上阳村里绝大多数的人家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是伟章的家中还是原先的一番景象，不但家境毫无起色，并且由于女儿先后出嫁，媳妇却迟迟还不见来，以至于在人事上却比先前时候萧条得多了。所以当这位麻脸老太太离世的时候，走得很不安心，心中留下了无限的牵挂和担忧。无奈人力终究争不过命运，最后也只得带着诉说不尽的遗憾去另一个世界里见那瞎眼的丈夫。
　　 母亲死了以后，伟章剩下只身一人。由于孤独，使得他在原先喜欢争执的基础上，更多了一份唠叼。他常常在晚上到一些自以为有点交情的人家去串门，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说一些没头没脑的话语。有时候主人家已经瞌睡沉沉了，他却还意犹未尽地东拉西扯，一个人唠唠叼叼地说个不停。日子久了，几乎所有人家都对他感到厌烦和害怕，每每见到他的时候，都远远地避之大吉。又由于没有了牵挂和责任，他的日子慢慢地过得越来越糊涂了，一日三餐也没有定时，吃过了不记得收拾，两三天不洗碗是常有一事，于是家中益发变得脏乱不堪。吃酒倒比先前更加没有节制了，因为酒精的作用，使得脸颊上的咬肌被绷紧的机会也自然比以前更多了一些，即使不与人争执的时候也常常一鼓一鼓地愤恨地跳着。
　　 伟章的两个姐姐在母亲去世后开头的一段时间，有时还会回娘家来走走，看看兄弟的情况，顺带给他收拾收拾那几间凌乱的老屋。当看到弟弟那一副落托世相的不争气的模样时，免不得心里有气而数落几句，但招之而来却是伟章满口的牢骚，有时甚至恶语相加。几次过后，两上姐姐都觉得好心不得好报，每一趟都讨个没趣而回，眼看着娘家和兄弟没有指望了，除出心中有那么一点痛惜而外，想想也只好随他而去，所以慢慢地就不再理会，到后来连逢年过节也不太来往了。
　　 从那以后，伟章真真成了一个“无亲无故”的光棍汉了，日日与他相伴的，就只有那三间老屋，以及老屋东面那棵比屋子更老的粗壮的香樟树。
　　 这一棵香樟树，说不清在这地方生长了多少年了。据上阳村里年纪最长的老人们说，在他们还是光屁股小孩子的时候，这树就已经在这里了，几十年来，树形还是原先的样子，只是树身长大了不少，到如今要两个人合抱才围得过来。但这大樟树一直长得很好，不但树冠浓密圆整，主杆粗壮挺拔，并且没有空心，树身上连一个突出的树瘤也没有，只有那匀称的树甲密密如鱼鳞。站在远处看，这大树就象一朵巨大的蘑菇稳稳实实地长在那矮矮的小山岗下。
　　 在上阳村人的心目中，这棵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树，而是樟树娘娘的化身。按照乡村人家传统的信仰，凡是到了一定年份的大樟树上，都有一位樟树娘娘。樟树娘娘就象观音菩萨，能保佑人福寿康健，远离邪祟。上阳村村口的这棵香樟树是远近闻名的，所以附近村子里很有一些家中小孩身体瘦弱，或者母子俩在命运上相互冲突，需要认一个“合命”的干亲却又找不到合适的对象的，就都叫孩子来拜这樟树娘娘做干娘。拜樟树娘娘做干娘有一个很便利的好处，除出不需要合命之外，四时八节来临时也不必作亲戚之间的礼尚往来，只需在孩子生日那一天和每年新年时节，由家中大人带着孩子到树底下来瞌个头，烧上一柱香，点一对小蜡烛，摆一点水果三品就行了。讲究一点的人家，也会在大树的身上绕上几圈红棉子，以表示心中对于娘娘的格外的虔敬。所以，这一棵大樟树底下隔三叉五总有人来烧香祭拜，于是常常香火不断，树身上也常年围着一缕一缕的红棉子，有的颜色尚鲜，有的却在日久的风雨中褪去红色，与树杆呈一样的调子了。
　　 有一年，一个外村来的游访的风水先生从上阳村走过，当他走到这棵大樟树底下的时候，脸上现出了极诧异的神气来。他回头看看那一条弯弯的小路，以及大树底下的这一户人家，对路边的人说：“这个地方的风水可不得了，这样来回盘曲如风车摇手似的路，路边有这样古老结实的大树，后面还有小山做依靠，这种难得的风水可是上了书的，这户人家占着了这么好的地方，日后必定要出一个贵人！”
　　 风水先生说这番话的时候，伟章的父亲才死去没多久，那时伟章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从年龄上来考虑，联系到这“贵人之谈”倒也并不十分离谱。然而，随着时间慢慢消磨，尤其是伟章的母亲过世以后，对照起这户人家的破落景象，这一番话到后来在上阳村却成了一个略带讽刺的笑话。
　　
　　 中、
　　
　　 安桥镇上有一家专做车胎的私人橡胶厂，按照某些有文化的人的说法，在完成了一次创业和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后，想要图谋二次发展，就建造了新的厂房。新厂开工时招收工人，伟章也去了。他觉得到工地里去做小工不光常常被人利用，出大工的力，赚小工的钱，没有意思，并且有些地方工资还要等到年终时才能结清，还不如到厂里去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相对来说要稳定得多。于是他就成了橡胶厂里的一名搬胎工人，每天的工作是把机器上下来的轮胎用手拉车搬运到另外一个专门修边的车间里去，等那里的工人把轮胎上多余的毛边修割掉后，再拉到成品仓库里去。
　　 修边车间里有一个叫方菊琴的女工，是个江西人，脸略显长，短头发，面上有一些雀斑，左边眼角上有一块伤疤，年纪约莫四十挑零，平时很少说话。她是与伟章同一批招进来的工人，是原先就在厂里做工的同乡介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