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国庆刚过，县文化局打来了电话，要我立即动身去陇西，说市文联的蔡学仕老师在那里等我。这是我第一次要将出门，兴奋而又胆怯，晚上翻来覆去不能入睡，设想着路途上可能要发生的种种可能。第二天一早，为慎重起见，将零用钱装在上衣口袋里，总钱叠在一起，踏在鞋垫内，然后搭乘了一辆出差拉货的汽车，犹豫中，把静宁小城甩在了身后。
　　 汽车下了华家岭，在一个交叉路口，司机很客气地停车，叫我下去等待通往陇西的班车。他一年四季在外跑车，我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十几分钟过去了，不见有班车过来，内心突然紧张、疑惑了起来。正想着，一辆班车停了下来，还没有看清楚是驶往何地的，就听见司助喊：“去陇西，上车。”车门打开，赶紧钻了进去。车上的人不多，班车摇晃了几下，我便糊里糊涂落座。班车再没有停，直通目的地。可它的终点站却是那个全国药材集散地的文峰镇，陇西县城与我擦身而过。下了车，步行了一会，眼前的景象农村一般，疑心是走错路了。张口问了一位大爷，他说，还有好几里路哩，步行，大概要到天黑。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有时，我怀疑自己的运气不坏，总能在困顿中得到帮助。这时，一辆公交车停了下来：“去县城，上车。”车上挤满了进城的旅客，我一直站着，摇晃了十多分钟，抵达了县城边缘。有人告诉我，我去的文化馆在钟楼附近，便朝向耸立的古钟楼前进。
　　 在文化馆的三楼，我找见了蔡老师，一下子有了回家的感觉。不大的房间里，他正和一位老师说话。门开着，我没有敲门，直接走了进去。看我突然进门，两位老师都吃了一惊，蔡老师一把拉过我，推到和他说话的那位老师跟前，说：“老李，这就是小李。”忐忑不安地坐下，交谈中才知道，他就是我一直想见到的李禾老师。那些年，我狂热地迷恋小说，在农村老家，写下了一沓沓稿子，然后步行十多里路到邮电所，把它们一次性寄出去。恰好经李禾老师之手，在当年某期《飞天》编发了我的一篇习作。这次在陇西办笔会，蔡老师和李老师提到了我，李老师说：“叫他上来见见吧。”能有这次见面，我当然很是激动，暗自庆幸当时没有因为盘缠问题而放弃。
　　 和蔡老师第一次见面，是一九八六年，大约在五月二十三号前后，市上召开文代会。县上去了三五人，由王知三老师带着，我滥竽充数混在其中。我年龄小，且瘦弱，加上胆怯，一直坐在偌大的会议室的一角，不敢抬头扫视与会者，到现在回忆不起当时还有哪些重要人物。会议上要作自我介绍，我也记不得是怎样介绍自己的，想来那慌慌张张的样子十分可笑。晚上住在宾馆东楼，我少有熟人，便没有出去走亲访友，也没有串门子，一直守在黑白电视机前。与会者陆陆续续回来得差不多时，门外有人说话，打开门，是蔡老师几人，说是来看望各位代表。他和同房间的老师们握手，我站着，不敢动。他握我的手时，说：“新立。”那么多代表，他能记得起我，一下子拉近了距离。当时，和蔡老师简单聊起他的小说《大院深深》。这篇小说因为主题敏感而对号入座，给给蔡老师惹来了许多麻烦。这次能去陇西与李禾老师见面，真多亏了蔡老师的有心，李老师的留意，原因很简单：笔会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没有带任何作品。
　　 我敢肯定，在来陇西之前，蔡老师和李老师聊起过我的生活。一九八六年初春，随父亲进城后，城里的生活并不比我想像的理想。那时我在工艺美术厂上班，尚未被眼下混日子的地方龙头企业兼并，但月收入只有三十七元六角，连一月的伙食费都不够，经常是当月的收入支付上半月的伙食，下半月得赊欠着，生活过得和眼下强不了多少。而正在一九八九年，家里出了件大事，父亲把所有的积蓄全部耗光。厂部把文化局的电话转达给我后，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想必肯定有好事等着我。但愁的是没有盘缠，尽管陇西距我不是远在天涯。文化局的领导十分重视这事，当即同意借我六十元，供我上路。在陇西，打算只住宿一夜，准备第二天和已经完成写稿的蔡老师一起返回平凉。吃完早餐，上楼收拾简单的行装时，李禾老师走了进来，叫我再玩上两天，等会议结束后大家一起走。我实话实说“还要上班呢”。他叫我去他的房间，我去了。李老师坐在椅子上，看了我好久，对负责会务的说：“把他的车票报销了吧。”听李老师这么说，赶紧把车票掏了出来，得意自己幸亏没有把它们当作废物丢掉。票是按双程计算的，回去后，我按李老师的吩咐，把回程票寄了过去。后来从蔡老师那儿知道，这次会议经费紧，其实只给学员管食宿，是不报路费的，我是个例外。感激和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我不是可教之材，平时懒惰缺少勤奋，这一点只有自己知道。但常感激于老师和朋友的鼓励。陇西之行后，李禾老师对我关照有加。一九九○年九月，收到来自省城兰州的来信，信件是直接写给单位的，说是十月上旬在陇西召开笔会，要求“贵单位李新立按时参加”。我不在企业的重要岗位，且领导待我一向不错，通知我说，想去就去吧。这次，我坐班车到定西，然后倒车去了陇西。不像上次在文峰镇下车，而是看到陇西的标志性建筑钟楼时，就喊司机停车。到目的地，李禾、冉丹等老师一行刚到，正在做会议前的准备工作。李老师见我来，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说，这次开会，吸取了上几次的经验，以杂志社的名义，把通知直接发到学员的单位，这样，大家伙儿就好请假了。可见李老师的良苦用心。
　　 这次会上的人多，有叶舟、雪漠和现任主编马青山等老师。所谓“文章没根，全靠烟熏”，好像与会者没有不抽烟的。我把香烟习惯叫“纸烟”，雪茄叫“卷烟”，李老师只抽“工”字牌雪茄，一毛七分钱一盒。其他人包括我只抽纸烟，比如简装兰州、燎原，四毛八分钱一盒。晚上，李老师挨着学员们的宿舍打招呼，谈稿件，也要量一下自己的雪茄。我拿过一根，点燃，当即呛得咳嗽了起来。李老师乐了，说：“我瘾重，就这个过瘾，还节省。”会上每人发了个小笔记本，好多人都在本子上留言。我也学着大家的样子，挨个儿签名记地址。趁着李老师来宿舍的机会，请他签名留念，他叫我来他的房间。在他的房间里，李老师放下手中燃烧的雪茄，拈起桌上的小楷毛笔，沉思一下，在小笔记本上竖着写下了“只要你敲门，就会让你进去”一句话，鼓励我多看、多练、多观察。此后，见杂志上的一些手写标题，就知道是李老师用毛笔书写的。后来，收到过李老师的来信，没有一个是钢笔字迹，又听说，他给作者的信件，都是用毛笔写就的。多少年了，李老师这个老文化人的习惯没有变。仅这一件，让人感动。
　　 在陇西，按照李禾老师的安排，除了报到那天的见面会，再没有开过群体性的大会，我们与编辑都是面对面，有时聚在一起谈天说地，显得轻松愉快。当时，因为我的稿子一次性过了关，显得更加轻松。聊天时，我给李老师和宿舍的几位讲了上次自陇西回家的事。因为是真实的事情，连自己都觉得可笑。那次，我和蔡学仕老师一起坐班车去了文峰镇，蔡老师问我坐过火车没有，我说没有啊，火车咋坐呢？在售票窗口，我说去定西，便买了两张火车票。火车就停靠在站内，西去的，东去的，我不懂，蔡老师拉一把我说：“赶快，就这一辆。”就糊里糊涂爬了上去。没有座位，路不远，我们一直站着。时间很短，约莫十几分钟就到了定西站，下火车后又坐车到了定西汽车站。还不到中午，不想吃饭，就买了两张去平凉的汽车票。长途班车上的人不多，我和蔡老师上去，发车时，我又跳下车。结果是肯定的，我错过了班车――从静宁到定西，得摇晃近八个小时，下午没有班车。直到第二天早晨，我才坐了去静宁的班车回家。我下车的原因也很单纯：我是要回静宁，应该坐发往静宁的班车！这个简单的故事，李老师听后，深思半晌，说“下次我写小说，把你写进去，就写新立坐车记。”又抚摸着我的头，说：“现在不会坐错车了吧！”我生长在农村，极少出门，也不避讳错误，老师觉得疼惜，倒让我倍感亲切。
　　 其实，这事我也曾经给蔡老师说过。具体时间记不清了，但可以肯定是一九八九年冬季。那次，蔡老师去静宁某乡镇采访一位抗美援朝的老兵时回到小城，晚上住在东关一家小店里。我常住在工艺美术厂，西边狭窄低矮的宿舍与简陋的办公室相对，距离不过十步。晚上九点前后，黑色手摇电话机响了起来，我跑过去接上，蔡老师说过来聊天吧。我赶紧跑到隔壁一家单位，喊上了在土地部门帮忙编辑土地志的李政民老兄，骑上加重永久牌自行车，去了东关。路上，我俩商量着顺道买只烧鸡，但可惜大摊点都已经关门，只有几个小流动摊子还在营业，便匆忙包了一只，赶往小旅社。蔡老师守在火炉边烤火，互相打过招呼之后，蔡老师问我：“去年你到车上，咋又下去不见人了？”我红着脸把情况述说了一遍，蔡老师感叹：“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当时大家都没有可供联络的通讯工具，另说手机，就连BB机我们都购置不起，真得感谢四通八达的交通条件了。
　　 东关旅社的条件十分简陋，只有一排平房，因常年烟熏火燎，本来就昏暗的房间更加昏暗，手指在墙壁上划一下，就能擦掉烟土，写下字迹。一只十五瓦灯泡悬在头顶上空，可能因电压不稳，忽明忽暗，连人的影子都模糊不清。觉得蔡老师为了节约经费，住这样的房间实在有些不该。我们围坐在火炉旁，把烧鸡摆在炉子边上，准备在聊天的过程中消耗掉。我撕下鸡腿，递给蔡老师，可是，我们几乎同时看到了血。鸡竟然还生着，难怪它那么小！我不免十分尴尬。蔡老师见我和政民难为情的样子，说：“没事没事，这不是有火吗，咱们就烤着它，吃烤鸡。”看着他把肉撕下来，放在火上烧烤，我的神情才安静了下来。事后，我和政民分析，一定是商贩贪图生意，把半熟的东西急着摆到货架上去的。
　　 静宁的烧鸡久负盛名。第二次在陇西，我向李禾等老师吹嘘得天花乱坠，说老师们到了静宁，我一定拿烧鸡招待。李老师说：“好啊，我就找你。”果然，一九九一年秋天，李老师和冉丹老师因事路过时，在不大的静宁小城打听着来到工艺美术厂。而我那天下午正好去了新华书店闲逛。我的同事把老师们让进我的宿舍后，骑着自行车满街道寻找，几乎找遍了我能去的地方，但就是没有来新华书店。我的宿舍仅一桌、一椅、一床，再无长物，如果有，就是扔在床上的几本杂志和沾满油腻的工作服。李老师抚摸着单薄的被褥，为我的环境难过了好久。两个小时后，见还没有找见我，他放下几期杂志和几本稿纸，一行人就那么离开了。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同事抱怨说：“几位老师说你答应要带他们去买最好的烧鸡呢！”这只是个说辞，而事实上，是老师路过静宁时想看看我这个不争气的学生罢！我自然懊恼不已，抱着杂志和稿纸，眼睛有些潮湿。
　　 错过这次机会，再没有见到李禾老师。一九九二年的成县，负责我的稿件的张存学老师说，李老师已经退了，“他还专门说起你的情况。”我的嗓子便有些哽噎。李老师是西安人，想必他退休后回到了西安。二○一○年九月，马青山老师告诉我，李老师没有回西安，一直生活在兰州，有时还来编辑部坐坐。我不成器，一九九五年后，大约有近十年未动一字，觉得文字不能养家糊口，只能聊以养伤和自慰。多年来，我寓居小城，因多种原因足不出户，未能去省城看望他老人家，但说一口陕西方言、头发灰白、身材清瘦、精神矍铄的李禾老师对我的关怀和鼓励，一直牢记在心头。庆幸的是，二○一一年五月，在知三老师的作品研讨会上，见到了蔡学仕老师。他坐在前排，向身边的人打问我的情况时，把身材朝后扭了过来。我一眼看见了他，赶紧跑前去，抓住他老人家的手，泪水就流了下来。蔡老师头发稀少且灰白，脸上布着老年班，眼神慈祥平易，一如我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