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新闻界的中老年人，知道柯灵名字的人不少，可是很多人未必知道他的实名叫高季琳。就像很多人不知道著名作家巴金姓李一样，我知道柯灵的名字已经很多年了，最近才知他是我的本家！
　　 柯灵(1909.2.15—2000.6.19)，原名高季琳，笔名朱梵、宋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广州。中国电影理论家、剧作家、评论家。
　　 柯灵因家境贫寒，小学毕业后即辍学，1924年他到小学当老师，1928年在浔阳当小学校长。曾在《越铎日报》发表散文，后向上海《儿童世界》等杂志投稿，被誉为少年才子。
　　 他1931年到上海，先后在明星、联华影片公司任厂务秘书、宣传主任，金星影片公司编剧部主任，文化影片公司编剧，主编《明星半月刊》，在杂志上发表了大量反映社会现实的杂文。抗战爆发后，任《救亡日报》编委，主编《文汇报》副刊《世纪风》、《民族呼声》等刊物，刊载了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红军在前进》，杂文《暴力的背后》，宣传抗战，《世纪风》鲜明的政治立场，使之成为孤岛上海一座文学堡垒，团结了不少进步作家，受到日伪的胁迫，因此于1939年5月被迫停刊。
　　 上海沦陷期间，柯灵编辑《万象》杂志，刊物具有很浓的文学政治色彩，后来崛起于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张爱玲就有多篇小说在《万象》发表。1944年及1945年夏，柯灵两次被日本宪兵逮捕，后经营救脱险，撤到后方。
　　 抗战胜利后，柯灵回到上海，任《文汇报》主笔，主编《读者的话》，帮助读者解决了不少问题，又兼编《新民晚报》副刊《十字街头》，同时参与创办政治性期刊《周刊》。在此期间，柯灵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后被选为中央常委。
　　 1948年，他出走香港，参与创刊香港《文汇报》，1949年4月到北平，参加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历任《文汇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文化部电影局上海剧本创作所所长，上海电影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专业作家，《上海电影》、《大众电影》主编等职，从1954年起，历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五届委员，第六、七届常务委员。
　　 文革后，柯灵继续从事政协工作，他对我国新闻事业仍非常关注，认为新闻工作的最根本出路在于法制化，什么时候新闻工作者真正做到对法律负责，而不是对某个组织、领导人负责，英雄就有了用武之地。
　　 晚年他笔耕不辍，出版了《柯灵散文选》、《柯灵六十年文选》、《长相思》、《香雪海》等，90年代他开始收集资料执笔撰他最后一部小说《上海百年》，惜未完成。
　　 2000年6月19日，柯灵病逝于上海。
　　 柯灵曾回忆说：“我对文艺有兴趣，联系文艺界的作者也多，在别人看来，我应该编文艺副刊的，可是我却编了群众性的副刊《读者的话》，而且留有最深厚感情的，也是《读者的话》。”
　　 《读者的话》是《文汇报》的副刊之一，创刊于1946年元旦，直到1947年5月24日报馆被封，几乎天天和读者见面。“这里范围虽小，可是园地公开。上至国家大事，下至市井琐屑，乃至个人的切身痛痒，有意见不妨贡献，有问题不妨讨论，有义愤不妨控诉，有愁苦冤屈或什么难以解决的疑难杂症，也不妨表而出之，或者大家可以想想办法。人类有互助的天责，我们大可在此携手，推诚相见。”
　　 好玩的是，1946年12月14日这一天的《读者的话》刊有柯灵的《找寻皮包》：“鄙人于本月九日晚七时许，在杜美路一三轮车上遗失公文包一只，里面大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个人文稿与信札，且毫不值钱。惟其中有征集陶行知先生纪念教育基金捐簿一册，因忙于生活，未逞征募，不幸一并遗失。”“据当时情形判断，这皮包当为三轮车夫所得，敬在此请求：将捐簿及文稿信札赐还，这些东西，别人得之无用，在我个人却不无关系。我想如果车夫朋友看到这个启事，必能帮忙。皮包可以奉送你，劳神并当酌量奉酬。来件请交圆明园路一四九号文汇报鄙人收，尾感。柯灵谨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