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不小心用菜刀划破了手指，血一汩汩的冒出来。母亲看见我快流泪了，急着去找止血片。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除了能填饱肚子的食物，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止血之类的药丸子。
　　 母亲说用盐试试吧。她匆匆地去提盐罐子，回来蹲在我跟前，倾着罐子倒起来。盐粒儿像精白的流沙落在我淌血的伤口上，一会儿就淹没了血口子。你知道那种疼，疼得我呲牙裂嘴，忍不住大声地嚎啕。接着，母亲一边给我抹眼泪，一边用白布和小细麻绳将伤指包扎好。没过几天，手指很快就愈合了。
　　 父亲去了亲戚家，好几日才回来。父亲最疼我，见我手指受伤，责怪母亲没把我照看我，狠狠地训斥了母亲一顿。母亲没有吭声，一直沉默着。等父亲气消了，才说是我不小心弄破的。母亲还说现在都好了，没什么关系的。父亲暴跳如雷：白酒可以消炎的，比盐来得快，你就不知道用酒擦一下。母亲再没有做声，擦了擦眼颊，轻轻地推开后门，坐在院子里悄悄地落泪，黯然神伤。
　　 那已是深秋了。外面的风凉飕飕的，树叶儿哗哗地响。我担心母亲受凉，拿一件厚衣服披在母亲身上。母亲拉着我的手叫我挨着她坐下。母亲说：你爸，他的脾气咋那么大？我想安慰母亲，但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要是母亲没把我管好，父亲都会不高兴。母亲常常为了我受气。好像我就是父亲的命根子。记得有一次，我帮母亲端菜汤的时候，不慎烫伤了脚，结果母亲还挨了父亲一巴掌。这是一个永久的烙印，刻在我心里，以至于到现在还不曾忘记。
　　 我一直陪着母亲在后院坐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说话，母亲也没有。我想，我只能这样陪着她，心里才好受些。那时，我不懂什么是安慰，也不会兜着圈子去说服父亲。我知道父亲的脾气，换来的结果肯定会让母亲更受伤。
　　 父亲发完脾气，照常吧嗒着旱烟，不时啜几口老白干儿。因为这两样东西是父亲的最爱。父亲每天干活回来，第一个是抱来一堆旱烟，用手掐下一截，用嘴濡湿，然后摊在膝盖上展开，裹好后点燃了有滋有味地吸起来。烟味儿浓得呛人，母亲看到父亲吸烟，就把脸别到一边去。我看着父亲吸烟的样子，有一种很轻松、很惬意、很舒服的感觉。
　　 父亲毕竟是初小文化，认识几个字，在村上是村官。母亲没有上过学，地地道道的非文化人。但是，母亲的记性特别好，她常常记得村里人逢年过节给父亲捎来的白酒，尤其是瓶装酒。只要喝完后，母亲定要收藏起来，一直不舍得去卖。父亲常常纳闷，斜着眼看着母亲：你把这些破瓶子藏起来干啥？母亲说：好看，可以熏蚊子和臭虫的。其实，母亲说的并不是真话。她常常把鸡蛋藏在床下的竹篮筐里，招待客人的时候每次都少拿一个，等攒多了就到集市上卖，然后换一些白酒和瓶装酒。粗心的父亲从未发觉，以为家里的酒从来就没有喝干过。
　　 父亲喜好一口酒。不论家里再穷，也是不能断顿的。中饭和晚饭都要喝上二两，这也成了他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或者说一个习惯。在思考的时候，父亲的脸是微红的，非常沉练。然后去看一大堆母亲一字不识的万县日报。母亲常常对我说：你瞧，你父亲最得意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生气的时候要抽烟，高兴的时候要喝酒。和年青的时候一样，改不了。
　　 母亲好象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已经习惯了父亲对她的催促和吼叫。如果父亲声音过大，她就会躲到邻居家，等父亲脾气过了，才回来做一些针线活。我经常举着煤油灯，看母亲扎鞋底儿。母亲扎鞋底儿的时候很美丽，神情非常专注，只见针线在鞋底儿上下穿梭，象电影里那些女纺织工。有时侯，母亲扎着扎着就莫名其妙地笑起来，笑得真好看。
　　 特别是扎父亲那双鞋底儿时，神态自若，眉心是亮的，好像要把许多心事都要扎进鞋底里。累了，把父亲那双新鞋底儿翻来复去地看，有些不忍释手。我觉得那是母亲最安详、最得意、也是最幸福的时刻。
　　 ??我问母亲：鞋底儿弄些花做什么，那么费劲，还用牙去咬线头。母亲说：小孩子家，你不懂，长大了就会明白的。然后，母亲淡然一笑，继续用手指比划那些图案，沉沉地思索些什么。
　　 家庭的硝烟不很弥漫，但总是因我而起。对于几个姐姐，父亲好像不很在意。她们先后辍学后，他表面上没有感到很伤心和遗憾，反而暗地里还有点庆幸。因为这样，就可以让我多上几年学了。但是母亲坚决反对。
　　 那一次，母亲真的下了决心要和父亲干上一架。几个哭哭啼啼的姐姐都站在母亲一边，都嚷着要上学。母亲奋不顾身地抓住父亲的衣领，非要父亲答应不可。母亲嚷得好大：女娃子不上学，以后都成了我一样的文盲，你就开心了。你不同意，我就带她们走。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母亲第一次敢在父亲面前这样大声的怒吼。父亲知道输了理，这次没有打母亲，而是悻悻地带着我去屋后的树林里。父亲依旧裹他的旱烟，依旧狠狠地吸着。
　　 在我近三十年的记忆中，第一次看到父亲哭，而且哭得没完没了。父亲哽咽着说：孩子，你老汉儿没本事，养不起你们了。你看，五个孩子上学，我一年才挣60块钱，你母亲要顾家里家外的，让你姐姐也帮一下她。你就争点气，好好学，家里也得有一个知识分子呀！她们埋怨就埋怨吧。
　　 我十二岁那年春节前，为了挣点学费，父亲带着我在街上支着一张桌子写春联卖。他用那点微不足道的津贴买来红纸，父亲裁纸，我写字。父亲说：你就写吧，你是知识分子呢。他逢人便讲：这是我儿子，比我写得好呢。不知道是真写得好，还是上天的眷顾的缘故，我在父亲第一次安排下，竟赚来了二元八角钱。从那以后，村里的红白喜事，只要是写联，他们再不找父亲了，而要我去张罗。回到家时，父亲从口袋偷偷地添了两毛，凑成了三元整，见着母亲就炫耀：我儿子今天挣的呢！看样子，以后要吃文化饭咯！
　　 听村里人讲，在红卫兵横行的年代，父亲作为被批斗的对象，常遭到一些戴红袖标人的批斗。戴过高帽子，游过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几乎丧失了劳动力。在批判会上，那些坏家伙揪他的头发，踹他的背脊梁，逼着父亲忏悔。父亲说：你们可以打我、骂我，但请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家庭，特别不能伤害我的儿子。
　　 文革结束后，在母亲的调养下，父亲身体渐渐好些了，后来还可以挑粪水浇烟叶。父亲后来有了一些转变，很少和母亲拌嘴了。再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三个姐姐也陆续出嫁了，家里安静了很多，父母的吵闹声也渐渐少了。我九二底年离开家乡后，邻居说家里几乎没有吵闹声。我想，是我们这些孩子都走了，没有谁再惹他们生气的缘故吧。老两口也没有力气再吵了。
　　 就在父亲病重期间，母亲把积攒下来的酒瓶子都卖掉了，全部换成了酒，足足一坛。母亲说，你父亲闻到酒味儿就会好的。除了伺候父亲，更多的时候，母亲还在纳鞋底儿，还在沉思，依然很美丽的凝视着父亲。父亲走后，那一箱鞋底儿，父亲只能穿一双去天堂。而那一箱崭新的布鞋只能陪在父亲身边。陪着他的，还有一大撂烟卷和一支发黑发亮的旱烟枪。
　　 现在，母亲一个人守着一幢大房子，空空的大房子。有时候，她就在院子里转来转去；有时侯，她就发呆；有时又不自主地去捏摸着剩下的酒瓶子，扒拉着那堆燥得快成面的旱烟叶，魂不守舍的。
　　 我回去看母亲的时候，母亲对我说：你还记得我给你包伤手指的事情吧。我说记得，一辈子记得！“你父亲最喜好酒，我当时真的舍不得用酒给你消炎，就用了盐巴。”这句话，那么些年，母亲好像就是为这个而活着的！
　　 “其实，你们几个，都是我的心头肉，都是我的伤口，谁不疼呢！而你爸，就是那伤口上的盐粒儿。你看，现在想疼，却没有盐粒儿了。”还未等我悟过来，已有一种最晶亮的液体，从眼睑簌簌地淌进嘴角，咸咸的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