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就是一种特定语境里混杂着音韵、情感，嗅觉、味觉、触觉种种知觉皆可描述表达的鲜活东西，它是有气味的有温度的载体，决定着某种文学质感。
　　 我的小说《忘川之花》（载《十月·长篇小说》2013年第5期），内页介绍文字里有这么一段：小说叙事悠转柔曼，以一种别致的南方口齿娓娓道来，战争离乱背景下的国仇家恨因此获得一种温情的救赎。
　　 作品刊发后，与责任编辑季亚娅聊天时才听她说：半夏，你这篇小说语言里的那种南方腔调非常好，我很喜欢！为此我与这篇小说的责任校对进行了艰难的“斗争”。你知道么？你的小说碰着了我，我是南方人，家在湖南，我特明白你小说里的这种方言运用，真的很可贵，我自己觉得很有价值，若照校对说的改，你的这小说将通篇划红，这将失去这个文本的一部分重要价值。毕业于北大的文学博士季亚娅的这番话，让我小出了一身冷汗。
　　 今天我就来扯扯《忘川之花》的滇西腔调。先请列位看官读下面的文字：
　　 《边城》沈从文湘西方言——
　　 那只黄狗便口衔绳子，最先一跃而上，且俨然懂得如何方为尽职似的，把船绳紧衔着拖船拢岸。
　　 翠翠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赶去。
　　 你个悖时砍脑壳的！
　　 《阿Q正传》鲁迅 绍兴方言——
　　 “我和你困觉，我和你困觉！”阿Q忽然抢上去，对伊跪下了。
　　 读这样的文字，我们有阅读障碍么？显然没有。
　　 对方言在文学写作中的认识我在十年前就有所思考，记得从前开笔会遇见本土大胡子作家徐刚，他对我说，你的矿山系列小说，比如《俱乐部》那样来写我感觉很好，那种腔调也好。于是与他对方言有一番探讨。他说我要用昆明话写个小说，小说名就叫《拿爱情散干焖》，我听了连说好。这是我自我无意识地被同行说到用方言写小说的好。多年过去，没见徐刚写出那个小说，倒是知道他写了一本书，大约叫《根究昆明话》，一直找这本书也没找着。2007年在鲁院学习期间买到山西作家曹乃谦的小说集《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一读，那山西腔调真是鲜活得可以，非常有特色。这让我意识到，尽管我非北方人，我也没跟山西人处过，但小说语言里的山西话我咋那么“懂”呢？
　　 回到昆明后，我在一个昆明背景的短篇小说里放开手脚用昆明方言说话。朋友黎小鸣初读后说，语感不错，但他又真诚地提醒我，运用方言写作要谨慎，毕竟，我们是有标准语系的国家，小说用方言有可能影响小说的发表。我说了我的看法，北方作家的作品用方言写作我咋个可以没阅读障碍呢？我若用南方腔调写小说，北方人读到也会明白的吧？
　　 后来这个小说电台主持人王革用昆明话读了个片断，在场的人都说好听好玩。
　　 没想到我另一个昆明话写的小说《唱断的花灯调调》发在上海的《小说界》上，当时的主编魏心宏老师电话我说这个小说的语言有异质感。
　　 四年前我着手创作《忘川之花》这个发生背景在保山（永昌）、腾冲（腾越）的长篇小说时，我毅然绝然地启用了滇西腔调。因为我从小就在父母的滇西腔调（我父母是保山昌宁人）里听他们说话讲从前的故事。这个小说故事里有家族的影子，我必须用那样的语言思维方能编织结构这部小说，否则我无法写。
　　 让我从《忘川之花》里捡一段滇西腔调出来：麻三面有难色，还没吭声，玉兰又问：“咦，这头在搞嘛子？在打跳么？闹轰轰的！” 院场心烧起的一大堆火映照得周围红彤彤的，玉兰好奇，提脚便跨进门槛，想看个究竟。火堆边一些人在打跳，空气中除了浓郁的烤肉香，还混杂着些酒香，有个人正扯着干涩的嗓子吼赶马调调——
　　 蜂子跟野花好上么，
　　 春风么就是媒人，
　　 男人和女人好上么，
　　 我的山调调就是媒人
　　 对面过来的妹子么，
　　 你那粉冬冬的脸么咯是给我来掐？
　　 大磨盘一样的屁股么咯是给我来摸？
　　 木瓜一样饱满的奶奶么咯是给我来揪？
　　 火堆旁边那些赶马人轰地就笑。这方唱罢，那方就另从起头唱起别的调调，一个赛一个地滥俗。那调子像是直冲着玉兰唱的，玉兰听了羞愤难当，脸都歪扯了，脸憋得通红，狠瞅了一眼麻三折身就走。
　　 以上挑选的文字里有一句“对面过来的妹子么”，《十月》刊发时把我原稿的“妹子”改成了“女子”，为此，曲靖写小说的朋友窦红宇先生拿到我送他的《十月》杂志读到这一段时用笔勾出“女子”来，疑惑地说，这里应该是“妹子”才合嘛，别扭！我回家电脑上查我投出的稿子，原文正是“妹子”。“女子”实非南方口齿！这也反证了责任编辑季亚娅说的她与校对的“斗争”！
　　 两年前，上海作家金宇澄用上海吴侬软语写了一部当代上海的浮世绘《繁花》，三十万字，读下来毫无障碍，就觉得他非得用那样的语言才能写出这样一部有关上海的优秀作品来，他的语言无比生动鲜活。这让我确认文学作品是个载体，它对于方言有保护作用。将来不会说上海话的后上海人必然要从《繁花》这样的小说里来找寻他们的母语和味道！
　　 你说，我要是在我的滇西小说里把“吃茶”写成“喝茶”，岂不是很别扭怪异？
　　 陈忠实在《白鹿原》里用了不少陕西关中方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
　　 不仅是中国作家这样认识到民间语言的妙处。意大利著名作家卡尔维诺在谈到文学的语言时有如下一段话：几个世纪以来，文学中有两种对立的倾向互相竞争：一种倾向致力于把语言变为一种像云朵一样，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像纤细的尘埃一样，或者说得再好一点，磁场中磁力线一样盘旋于物外的某种毫无重量的因素。另外一种倾向则致力于给予语言以沉重感、密度和事物、躯体和感受的具体性。但丁真正的天才在于，他善于从语言中提取出全部潜在的音韵、情感和感觉。
　　 我的理解，语言就是一种特定语境里混杂着音韵、情感，嗅觉、味觉、触觉种种知觉皆可描述表达的鲜活东西，它是有气味的有温度的载体，决定着某种文学质感。
　　 我用滇西腔调写就的这个小说为我赢得了一位铁杆粉丝，她是一个生活在成都的白族女子，我们的认识是《十月》做的媒，她叫杨海云。小云读完这个小说后写了六七千字的一个长评发给我，我贴在了我博客上，篇名是“这一生有如锦衣夜行及其它”。从小跟奶奶生活在大理十年，小云说她在这小说的语境里找到了故乡。允许我摘录一段这位真诚读者的文字：
　　 那天晚上，偎在被子里读那本从锦江区图书馆借来的《十月》杂志，却不曾想，为了书里的那篇《忘川之花》而一口气读到半夜2点，阅毕不尽兴还上网查半夏是个什么样的作家，原来，可亲的方言可见的故乡可闻的遗痕正是一个云南籍作家所为。这是我读到的第一部我们云南人用云南话讲云南故事的长篇小说，原来，那故事也可以这么宛转动听，这么曲折悲凉。写作其实是给很多人讲故事，优秀的作者，就是给那部分愿意倾听并从中参悟到内心深处最柔软部分的人讲故事，从中辨识到自己。云南少数民族众多，而汉人在云南，其实也沾染了不少少数民族的性情和气息，作者的语言随性自然，脱口而出。小说里，仆人麻三爷暗恋着阿奶，但接近无望，于是麻三唱起伤心小调来：“杨梅结子暗开花（呐），哥是一只离家雀，飞到那边心管落，有着枝丫只管站，你去那头过你的活，芭蕉开花一条心（呐），妹是一只蹲窝燕，守死院门望瞎眼，瞧枯阶前青苔痕。”这些自由，舒展，形象，奔放的唱腔使整篇小说拥有了独特的语言魅力，使文风的构图极像剧本的一个个场景，充满质感和形象感。以及个人风格感及地域特征。而这些风格正是文学语言的魅力之所在。
　　 作为一个作者，我欣喜地得知我的作品因为一种说话的腔调牵扯了一个读者的内心情感，这实在弥足珍贵。
　　 《忘川之花》写远征军缅北滇西抗战背景下非常时空里的日常生活，爱恨情仇纠结。以一个男人与两个女人的情爱揪扯为故事的内核，辅以的是人生所能遇见的各种细部，酸甜苦辣咸涩。滇地的赶马调子、哭唱调子、玉文化、白仙文化、施蛊术等多有描写。
　　 在南方口齿的滇西腔调下，我把人生积累的干货都掏出来了，这个小说的皮肉骨胳间还蕴含有丰厚的奇风异俗，可以咀嚼。
　　 滇西腔调让《忘川之花》水到渠成。
　　 感谢云南这方水土的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