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全国各地的国学馆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形势蔚为壮观，其实国学馆就是仿旧时私塾来办的，有的国学馆的名称就带“私塾”字样，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几个月前，《中国教育报》上，还用专版讨论现代私塾教育的利弊。我也有几句心里话，不妨谈一谈，说得不一定对。我想拿人们的饮食作类比：过去人们吃的是粗茶淡饭，诸如窝头小米粥就咸菜。那时候，人们渴望吃精米精面，大鱼大肉。今天的人们大米白面、鸡鸭鱼肉成了主食，倒吃出了糖尿病、高脂血症。于是想到了粗茶淡饭的好处，想回归，但事实上几乎是做不到的，其实也没有回归的必要。偶尔调剂一下可以，让每家每户都完全回到顿顿吃窝头喝小米粥就咸菜的状态，理论上可以，事实上行不通，也没有那个必要。经过了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新式学校教育虽然还依然存在不少弊端，但就整体而言，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基本能够满足这个时代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需要。私塾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一个补充，是有利的，但不能取而代之。节假日上上国学班，读读中华传世经典，丰富一下学养，调剂一下文化生活是好事情。但如果把孩子一生的前途命运都系于此，则大可不必。
　　 我看咱们中国人一百年（1919——2019）中对待国学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到1949年的30年，是准备不读书的阶段；第二阶段，从1949年到1999年的50年，是真正不读书的阶段；第三阶段，从1999年到2009年的10年，是准备读书的阶段；第四阶段，从2009年到2019年的10年，是逐渐实现真正读书的阶段。这四个阶段，既有后望也有前瞻。我得出这个结论，是有依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1919）主张打倒“孔家店”，一大批文化名人一齐呐喊，主张废除读经，提倡白话文，提倡学习西方。但什么东西也不是说废就废得掉，说反就反得了的。特别是文化，根深蒂固，想要革命，怎么也得有个过程。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时才基本没人读旧书了。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就坚决地“反封建”，古籍经典当然首先在被反之列。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践踏愈演愈烈，那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践踏了五十年，出问题了，出来一个“法.轮.大.法”，一亿人受蛊惑。1999年取缔了法.轮.功后，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得很好，一亿人信了邪教，是中国人的信仰危机造成的。信仰危机是缘何产生的？那位作者没有进一步做出回答。其实道理很显然，中国人中信仰宗教的不多，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没有信仰。自古以来，中国就是有信仰的民族。中国人的信仰在哪里？在四书五经里，在楚辞汉赋里，在唐诗宋词里，在从古到今讲也讲不完的传奇故事里……一句话，中国人的信仰全在国学经典里。信仰危机是读书危机造成的！进入新世纪的最初十年，人们逐渐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了，也知道不读书的危害了，真是下决心要读书了。但并不能算真正的读书阶段的开始，只是一个过渡期、准备阶段，不过这个准备是万分重要的。这两年，中国人真正读书的时期应该说已经开始了。不过是刚刚开始。“国学热”产生在第三阶段，所以被一些人称为“假国学”，我奉劝这样说的人，不必过于激烈，这是过渡时期历史的必然。2010年我提出“绿色国学”，也就是“真国学”，正是在第四阶段的开端，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不提，别人也要提，不管用一个什么名词，总而言之，意思应该是一样的。请大家继续关注未来“国学”在中国的命运，验证一下，是否如我所说已经由假而走向真了。
　　 2010年3月10日，我在自己所在的中学办了第一期“绿色国学补习课堂”。我当初想到对我的国学观点冠以“绿色”之名，是受了潘长江、赵本山等人倡导“绿色二人转”的启发。我所倡导的“绿色国学”究竟是怎样一种内涵呢？换句话说，我主张什么？反对什么？理由何在？下面给您做出详细的回答。
　　 第一，我所说的绿色国学，就是本色国学，也就是主张攻读中华传世经典原著。这是针对时下“新解”（曲解？）泛滥成灾的现状提出来的。
　　 不要太轻信那些“大师”们的话。最好亲自去看一看原著，看看圣贤究竟是怎么说的。慵懒和畏难往往导致轻信。许多“国学贩子”恰是抓住了多数人的这个弱点，便信口雌黄，“代圣人立言”了！只需稍稍勤奋些，看一看便知。当然，也有不那么容易看懂的原著原文，这怎么办？多看几家经过历史检验的学者的注解，通过比较思考，就会得出确义。举个例子吧：我的意见，今天的人要读懂“四书”，就不能不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四书章句集注》是朱熹用了毕生心血写出的对儒家经典“四书”的注解，据说朱熹逝世前一天还在修订。融注音、训诂、考据、义理于一体。这不是一家之言，里边称引的诸如“周氏、程氏、胡氏、范氏、马氏、……多到十几家之言。是万分难得的资料汇编。
　　 大家都喜欢看于.丹教授讲的《论语心得》、《论语感悟》，喜欢看易.中.天教授讲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遗憾的是，这二位大概都没有读过《四书章句集注》。
　　 于.丹教授《论语感悟》第一集《孝敬之道》中所称引的第一句《论语》原文是《论语?为政》的第七则：“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向来，对这则《论语》有三种理解：
　　 A:子游向老师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所说的孝，只说能够养活父母就行了。即使狗和马，都能得到人的饲养；如果对父母没有孝敬之心，那么供养父母与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B:子游向老师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一般人对于孝的理解只是能够伺候父母亲，其实，像狗和马也能伺候人，如果没有尊敬之心，那跟狗和马伺候人有什么差别呢？注：为什么讲犬马呢？我们一再提到效犬马之劳，因为狗能替人看门，马能替人拉车，都能为人服务，但是狗跟马不会尊敬人。孔子把子女比喻为犬和马，如果只是单纯的伺候父母亲，而不懂得敬爱父母亲，那就和狗马没有什么两样了。
　　 C:子游向老师问什么是孝。孔子说：现在一般人对于孝的理解只是能够供养父母，其实，像狗和马这样的动物也能够供养它们的父母，但它们的行为只是出于一种本能，并没有敬爱之心，如果只是供养父母，而没有敬爱之心的话，那跟动物供养它们的双亲有什么区别呢？
　　 以上ABC三种解释中，最普遍的是A种，朱熹《论语集注》中也是取A种（朱熹集注：养，去声。别，彼列反。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养，谓饮食供奉也。犬马待人而食，亦若养然。言人畜犬马，皆能有以养之，若能养其亲而敬不至，则与养犬马者何异。甚言不敬之罪，所以深警之也。胡氏曰：“世俗事亲，能养足矣。狎恩恃爱，而不知其渐流于不敬，则非小失也。子游圣门高弟，未必至此，圣人直恐其爱踰于敬，故以是深警发之也。），这也是最合逻辑的一种解释。但有人说这样解，虽合逻辑，但不合人伦，孔夫子无论如何激愤也不会拿犬马来作比父母。这样说，B种解释似乎也很有道理。最无理的是C种解释，因为，谁都知道，动物反哺它们父母的现象并不普遍，至于犬和马，根本就没有“反哺”的行为。而我们的于.丹教授，恰恰采用的就是这C种解释。她担心这样解释太过牵强，还拿来“羊羔是跪乳的，乌鸦是反哺的”来作佐证。下面是我按照于.丹教授当时讲课的录像整理的她的原话：
　　 “子游去问老师，什么叫孝啊？老师说是谓能养，有很多人说能养着自己的老人，我们今天经常说赡养自己的老人，这是孝吗？孔子接着反问：至于犬马，你看动物皆有本心，我们知道羊羔是跪乳的，乌鸦是反哺的，也就是说，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心，犬马也知道养它的长者，那这就叫做孝吗？所以孔子提出一个很深刻的命题，他说，不敬何以别乎？如果你只是让父母做到衣食无忧了，你如果心中对他没有那种深刻的尊敬，没有你的心在里面，这能叫做孝吗？所以中国人一说起来叫孝敬孝敬，孝为行，敬为心。关键是我们的心中对父母有这份深深的敬吗？”
　　 您看看这段话乱不乱？她把“哺bǔ”读作pǔ，引述原文时丢掉了很关键的“今之孝者”四个字，极易使人发生误解，将本来是孔子要批判的“时人”的通病，错会为孔子本人的意见。这样的小错不究也罢，最要命的是这段话逻辑混乱。强调半天的意思无非是人的真正的“孝”，要强调一个“敬”，没有敬爱之心，光能养他的长者，就和动物没有区别了。也就是说人和动物的不同在于人有孝敬之心，动物没有。替她的含糊措辞辩理的话，可以将她所用的“动物皆有本心”“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心”理解为所有的动物都有这样的本能。可是，即便这样，仍然矛盾，我们知道，羊羔跪乳和乌鸦反哺这两个典故，在我们民族的意识里恰恰是被认作“敬爱感恩之心”的，她用这个典故不正是给自己的论点拆台吗？
　　 大概是节目播出后，有能跟于.丹教授直接对话的方家给她指出了这个问题，所以在随后出的书里，她对这一部分讲稿做了修改，改为符合A种解释了，引她书中的话如下：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子游去问老师，什么叫做孝啊？老师说，现在的所谓孝，就是说能养活自己的老人就行了。但是，这真的就是孝吗？孔子接着反问，你看狗马这些动物都能够得到饲养，如果你只是做到让父母衣食无忧了，但你对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尊敬，那么这跟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
　　 举完了于.丹的例子，我再来举易.中.天的例子。
　　 易.中.天教授所讲的《先秦诸子百家争鸣》富有学理深度，很成体系，将他的满腹学问和满脑聪明发挥地淋漓尽致。据说是先有的完整书稿，后录的节目。为完成书稿，易先生参考了许多别人的论著。他以孔子和儒家开头，并以儒家作为主线贯穿全部讲座。按说应该很好地读一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起码要读一读其中的《论语集注》吧。但是，看得出来，并没有。虽然他在讲座中也对朱熹的观点偶有提到，但那是间接所得，也许是李泽厚的《论语今译》或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引过的部分。
　　 我怎么觉出易先生没有重视对《论语集注》的研读呢？
　　 记不起是他讲座的哪一集了（要查还很不好查），总之，讲的内容是记得清楚的。是在讲《学而篇》倒数第二则的时候，这一则的原文是——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易.中.天先生在对这一则进行今文翻译之后，苦笑着说，真是太奇怪了！子贡怎么会由上面的对话想到了这样两句《诗经》里的句子呢？孔子还夸他，这样才算可以与他探讨《诗经》了。莫名其妙！（这不是易教授的原话，是这个意思。原话待查。）
　　 现场的观众也发出了共鸣的笑声。电视机前的我当时也心领神会地笑了笑。因为，我每读到这里，也总是觉得匪夷所思，不知道这爷儿俩在打什么哑谜。但最近我用心读了朱熹的《论语集注》，这个困惑迎刃而解。请看一看《论语集注》中怎么说：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乐，音洛。好，去声。谄，卑屈也。骄，矜肆也。常人溺于贫富之中，而不知所以自守，故必有二者之病。无谄无骄，则知自守矣，而未能超乎贫富之外也。凡曰可者，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好礼则安处善，乐循理，亦不自知其富矣。子贡货殖，盖先贫后富，而尝用力于自守者，故以此为问。而夫子答之如此，盖许其所已能，而勉其所未至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磋，七多反。与，平声。诗卫风淇澳之篇，言治骨角者，既切之而复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复磨之；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子贡自以无谄无骄为至矣，闻夫子之言，又知义理之无穷，虽有得焉，而未可遽自足也，故引是诗以明之。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往者，其所已言者。来者，其所未言者。愚按：此章问答，其浅深高下，固不待辨说而明矣。然不切则磋无所施，不琢则磨无所措。故学者虽不可安于小成，而不求造道之极致；亦不可骛于虚远，而不察切己之实病也。
　　 朱子这里讲得再明白不过了：“治之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合起来就是今天常用的成语：精益求精。能够做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已经不错了，更高一层的境界是：“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不就是要求精益求精吗？！子贡为什么由这段谈话联想到《诗经》中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呢？因为这两句诗也是在讲精益求精的道理——加工骨角的，“切”完了还不够，因为还很粗糙，还要进一步做精细处理，还要“磋”；同理，加工玉石的，“琢”完了还不够，因为还很粗糙，还要进一步做精细处理，还要“磨”。孔子一听子贡的悟性这样高，很高兴，认为子贡是读《诗经》能联系生活实际，这很难得，于是表扬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