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阳台上闲置着一台牡丹牌缝纫机。它虽然是在今天看起来微不足道的物件，却是我心中的一朵永远华贵的“牡丹”。
　　 那台缝纫机，它是在1971年出现在我家窄小的平房里，曾经还引起了一阵轰动。它是富裕铁路局宅院里的第一台缝纫机。棕红色的木质机箱泛着深沉而流韵的光泽，黑色的铁质机身前方画着两朵金边绿叶的红牡丹，两朵牡丹的中间是金色红线的“牡丹”二字。机身顶端写着“天津缝纫机制造厂”。机身后面还有两朵牡丹依偎在金色流线“mudan”的怀中。机箱呈半圆形，上面一个带合页的木盖在不使用时把机身严实地保护了起来。
　　 这台缝纫机进了我家门，就像一个辛勤的主妇，劳作的时候多，休息的时间少。做单衣、棉衣、鞋面等等，都能用得着它。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更是一个热心肠的人，邻居们找她做衣服，没有被拒绝的。所以，在我看来，它就是一朵盛开的牡丹，也是马不停蹄的战士。母亲做活的时候，把要缝的布料放在针板下，用手转一下机身的轮子，脚再按照一定的节拍，开始踩动着踏板，缝纫机就“哒哒哒”地唱着歌儿地忙碌起来。
　　 我深深地被它吸引着，母亲不在它身边的时候，我就坐在它的身边。看着看着，就手痒。缝纫机两侧分别有两个两层小小的抽屉，里面装着缝纫机针、线团、线梭子、扣以及一些小块儿的边角布料。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把线团放在机身顶端右侧的小铁柱上，把线固定在机身侧面，开始纫针。我侧着头，眯着眼，看着针眼，小心翼翼往里纫线。起初不知是线调皮，还是针眼小，就是穿不过去。时间一长，手酸了，眼花了，决定放弃。母亲过来，用手捻了捻线，也没见她怎么瞄准，一下子就把线穿进了针眼儿里。
　　 母亲说，你想学使用缝纫机，先从扎直线开始。于是，缝被单的活就由我承担下来。我用脚踩动踏板，双手小心翼翼地扶着被单，听着缝纫机的一路欢歌而行，我当时的心里可美极了。可没多长时间，上下针脚就不一致了，不是上松下紧，就是上紧下松。母亲说，这是跳线了。原因是上线和下线一紧一松。母亲从机箱底部伸进手去，把线梭子拿出来，把线头动了动，重新固定好线梭子。这回我试了试，缝纫机又运行如常了。
　　 牡丹缝纫机板上，画了一条一尺二寸的尺子，方便缝纫的人量衣长。我就是运用这条尺子，做出了第一件成品——一件衣服领子。过去棉衣不方便拆洗，女孩子就在棉袄上缝上夹领子，在棉衣袖口上绷上一块布。当我自制的带绦子边的夹领子出现在闺蜜的视线时，她们的惊奇、艳羡让我心悦的同时，我也深深感激我的“牡丹”。
　　 我对“牡丹”很爱护，剪子、锥子尽量不放在它的身上，万一需要坐在它身边剪布料，也要在它身上放一块布，不让剪子、锥子弄疼了它。我家邻居大婶是个急性子，衣服做不好，就拿工具撒气。她经母亲同意使用我家缝纫机，谁成想，她一走神，把棉袄的领子开错了方向，她在缝纫的时候发现了，就发疯一样扯断了线，把缝纫机针拽歪了，又把一把剪刀“啪”的一声摔在缝纫机的台面上。我的心随着也“啪”的一声。以后，我就怕了这位大婶，她要用我家“牡丹”，我就会找出很多理由拒绝。
　　 结婚以后，我在裁剪学校学了一个月裁剪，用我的“牡丹”做了一件浅粉泡泡纱连衣裙。我家邻居是个裁缝，她指导我做了一件玫红套裙。大约那个时候，我还做着青春的梦儿，我的“牡丹”也开得正好。
　　 有了孩子的时候，母亲得了重病，“牡丹”也就成了我的专有。我对“牡丹”的情感丝毫没有改变，不同的是，我不再把它当做装饰自己的工具，而是像母亲一样为了全家人忙碌。拆洗翻新一家五口人的棉衣、被褥，裁剪缝制儿子的小衣服、围嘴儿。如果没有“牡丹”，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些家务活儿。
　　 母亲的意识不再清醒，总是重复着一个动作，拆衣服撕被子。大概在她的潜意识中还残存着劳作的记忆。我为全家人做棉衣不算劳累，我为母亲缝补颇费心思。她往往把刚穿在身上的衣服撕坏，把盖在身上的被子拆开。这时，我的“牡丹”就要辛苦，直到我把母亲撕坏的衣服被子缝补好，它才能歇一歇。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不用“牡丹”已经好多年，可它一直陪在我身边。看到它就仿佛看到母亲的身影，看到我懵懂的青春岁月和奔波的壮年生涯。缝纫机像一匹退役的战马，伏在槽间，偶尔也会梦回往昔，露出牡丹一样灿烂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