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多年星移斗转，那个一度令我惆怅令我惋惜的本子，以为在某次搬家时弄丢了。其实没有，好像一个潜伏很深的老牌特务，只是躲避得好不容易发现而已。隐藏了四十多年的这一日，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在前不久的一次不经意的清理中重见。
　　 不清理出来想不起来。自打不见，渐渐淡忘，以至于后来脑壳里完全抹去印象。一下呈现，才记起确实有这样一个本子，一个少年同学赠送我的本子。
　　 原来，我积累了一些宝物，部分购自新华书店，部分从收购部称斤得来，以物易物交换到一些，卖书的时候存了一些，退休前后从地摊上收罗来一些。这一些，那一些，积少成多了不得。这宝物是普普通通的书，孤本没有，社会上可能多如牛毛。你没有，他有；他没有，另外的人有。没有一个人，把世界上的书收罗得全。随着越来越多将一钱不值。数量大了不仅看不了，还占去很多角落。鱼龙混杂就要清理，一年、数年便来一次扫荡。看过的，重复的，不中用的，踢出局。要的，留存。但是优柔寡断难以割舍，丢的很少，展现着狗吃牛屎凑数多的现象。没有瘦身，还来两辈子也看不完。那些玩意儿，衔在嘴里是块骨头，吐出去又是坨肉，就让其抢占采光面积的半壁河山。自我告诫不能像贪官有了用不完的钱还不能缩手，要把半数扫地出门，就是这整理中发现那个日记本。多次无果而这次翻到。
　　 日记本是烟色的，朴素的塑料封面现淮海二字。
　　 本子肯定是跟着人走的，随我上山下乡，到三阳时，在；并开始使用，上面有在三阳时抄写的东西为证。转到李家岗，不在了；没有在这个地方写下的只言片语。参加工作到了盘塘，没有露面；调到八字路，没有露面；转到理公港，仍然不见踪影。大量空白，没有一个字进入。这么多地方转动，从此深藏不露。下岗回家多年，每两年至少要毛毛糙糙清理一次，还是秘不示人。多次转动，数次搬家，脑壳里已经将其彻底丢到爪哇国去了。六十六岁的某一天，无意之间翻书，就像李靖有意挥剑斩向肉球蹦出哪吒一样，日记本夹在一堆破书中露出尊容。
　　 平时没有记日记的习惯，缺少毅力坚持，总是不以为然。也是认识糊涂，觉得寻常事情不值一记，那显得多么婆婆妈妈麻里麻烦。一生没有买几次日记本，于我，总觉得用不着那么好的东西。写点子什么，有十行纸方格纸或者角把钱一个的笔记本足矣。有了日记本往往一放数年不用，弟妹们就拿去用了，他们才不理会配不配写好日记本的问题。并没有规定哪个写得哪个写不得。
　　 为数不多的日记本，是赠送的纪念品或奖品。这个失而复得的本子是当年几个同学赠送的。
　　 翻开封面，前面是题字。扉页后面是几个剪去的残留痕。什么时候剪掉，记不清楚，剪去的是什么内容，也记不起来。可以肯定与我无关，不会写反动话在上面，也绝对写不出私密的肉麻的话在上面。当时毛主席的十七八岁的红卫兵，心地纯洁，反修防修，视毛泽东思想为最高指示，岂是卿卿我我之辈。能够排日记本前面几页、后来又不能见阳光的，只有这种可能，是毛主席和林彪在一起的照片，是林秃子题词一类。那时候的日记本，语录本，很多就是这样。每个单位、个人紧跟上层，头上都好像插了敏感的政治风向标，身上挂着政治寒暑表。然而，忽而云端，忽而地面，忽而红得发紫，忽而臭不可闻。林秃子一翻船，就忙不迭掀掉林秃子。我们不得不谨小慎微，剪去那前面几页不宜保留的。现在当然不会为某个人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时候如果不伺机而动，保留这个可是不得了的事情。轻则上纲上线批斗，重则塞进牢眼思过。不剪掉有胆量保存的，现在就成了一件小小的文物了。
　　 这个四十多年前几个同学少年朋友赠送见证友谊的本子，本当好好保存。然而什么宝贵的东西一旦拥有，也就出现随意了。没有妥善的地方，就和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块放。以至于后来连在不在都不清楚，在，还以为不在。客观上是多次搬家，主观上是性格上的马大哈，并不是不注重友谊。这次象河里的鱼冒头，甚为奇怪，很多东西在一次次搬家、一次次风云变幻中失去，这个本子居然没有丢。只是也和人一样形体变老了。可惜我没有一支生花妙笔把经过完美写出来，不然，能凑成一篇好文章。
　　 翻开封皮进入眼帘的字是
　　 赠给：战友张新泉
　　 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屈一明黎益元
　　 罗凤均文新华
　　 舒伯高周起中
　　 陈建仁袁立仁
　　 1967、5、
　　 这些人名耳熟能详，舒伯高是同班同学，罗凤均、周起中、陈建仁同年级不同班，黎益元、文新华、袁立仁年级也不同，低一年级。都是十几岁的初中生，都是同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人。在毛主席发动的文化革命中，六六年十二月，成立全县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参加批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六七年五月，有半年时间的共同经历，不称学友而称战友，结下友谊，于是送我本子一个。
　　 本子上的这些人，实际上是充满怜悯心的人。在那种大环境下，没有施以武力，真正的走资派也罢，非走资派的当权派也罢，都没有挨过我们的拳头耳光。与后来广播报纸宣传的什么响当当硬邦邦的打砸抢角色不是一回事，我们顶多是进行了一些舆论监督（大字报、大批判）。没有广大群众的舆论监督会有什么恶果，现在还看不出来吗？而社会喜欢简单划线，参加造反派的统统是那样的。后来当权派一刀切解放，重新上台，我们是吃过苦头的。参加工作都受到过或多或少的阻碍，体现一种新的窝里斗。都出以公心，才是人民之幸、国家之幸。参加的人都有罪吗？后来，当权派没有发的工资都补发了。打倒靠边，没有为党工作，不工作怎能拿工资，你的日子又不是没有过出来。吃了一点小亏占了大便宜，一下子成为富户。（只有极少的人拿这个钱交了党费或部分交党费，那才是真正的无私无畏的共产党员。）这也体现了一种特权。特权为以后大量产生贪污犯埋下隐患。而我们这样受了不公正待遇的，只能一时自叹命中注定了。
　　 看到这个本子，误认为六八年下放前送的。是知青下放留的纪念。我容易忽视细节，看了上面的正文，就没有看日子凭想当然。因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样的句子，就像分别留念的话。实际上是六七年，写的人不会错，那么多同学当时都没有提出异议，可见准确不容置疑。认为六八年只是我的幻觉而已。不过，那天的大致情景还是记忆犹新的。我从桃三中学校出来，到了林源商店，他们呼啦一下从商店出来把我围住，比我低一年级的屈一明是送本子的主角，这种事情他往往义气在前。大概他问了这样的话：送你一件东西，想要什么？大家望着我。
　　 我很干脆说，什么也不要。
　　 屈一明什么不说，转身进店，马上买了一个日记本出来。“送个日记本，哪个写句话？”
　　 大家平时到一起打球，干事，个个活跃如快乐王子。此时如木雕菩萨默然无语，都是比较注重精神不太注重物质的人。一反往常之主动，题字没有争着来，有半分钟沉默。不奇怪，这正是中国人含蓄内敛的性格使然。不是字不好，与字也关系不大，分明陈建仁、舒伯高周起中及那几个的字都过得去；那就是平时讲话一套一套下笔千言的人，一时也会为想不出什么惊人句子难住。
　　 正在这时，文新华、黎一元眼尖，看见了前面走来的红小兵小老虎的负责人，不怕跌眼镜，就委托低了两个年级的高小生写。小老虎是高小学生红小兵战斗队负责人，见是这几位仁兄，便快步走来。不等小老虎问，屈一明说明原委，小老虎不来斯文，坦然接过本子，抽出水笔，略加思索，刷刷写了这两句唐诗、并写下他们的名字。事到如此，我就接受了日记本，再推辞就不像话了，欣然收下装入衣袋。那时候的衣，上面一个袋，插钢笔；下面两个袋，装书本和别的。
　　 第二年（68年10月）知青下放，我把日记本随同他们的友谊带到农村。日记本是用来写的，却泯灭了它的效用。繁忙的劳动缺少写日记时间，脑壳里有惊弓之鸟，活怕心怀不轨的人揪住只言片语分析出名堂来。也不愿意写这么好的纸料。农村要一双精通劳动的手甚于写字的手，日记本一放三年没有动。后来还是写了，写的不是日记，却是这个：
　　 拜惟好汉，听祷原因：
　　 念我弟子，东土唐人。
　　 奉太宗皇帝旨意，
　　 上西天求取经文，
　　 适来此地，缝尔多人，
　　 不知是何府、何州、何县，
　　 都在此山内结党成群。
　　 我以好话，哀告殷勤。
　　 尔等不听，返善生嗔。
　　 却遭行者，棒下伤身。
　　 切念尸骸暴露，
　　 吾随掩土盘坟。
　　 折青竹为香烛，
　　 无光彩，有心勤；
　　 取顽石作施食，
　　 无滋味，有诚真。
　　 你到森罗殿下兴词，
　　 他姓孙，我姓陈，
　　 各居异姓。
　　 冤有头，债有主，
　　 切莫告我取经僧人。
　　 唐僧的一篇悼词
　　 71、12、
　　 记不得乡下怎么会断断续续看了《西游记》，抄了上面文字。“唐僧的一篇悼词”，是我拟定的题目，71、12、，是抄写的年月，没有具体日子。没有读多少书的我，喜欢这些浅显诗句，唐僧的这段内心独白，就把人物慈善怕事的性格特征刻画出来了。后面另外几页，都是抄的这样的诗文，如孙悟空冒充医生的一段是：
　　 医门理法至微玄，
　　 大要心中有转旋。
　　 望闻问切四般事，
　　 缺一之时不备全；
　　 第一望他神气色，
　　 润枯肥瘦起和眠；
　　 第二闻声清与浊，
　　 听他真语及狂言；
　　 三问疾病经几日，
　　 然后饮食怎生便；
　　 四才切脉明经络，
　　 沉浮表里是何般。
　　 我不望闻并问切，
　　 今生莫想得安然。
　　 72、1、12、抄
　　 《西游记》里这样的文字抄写了六段，日期分别为七二年一月十二日、十五日、二月五日、二月十日、二月十三日，就没有继续抄了。后面抄的是鲁迅语录、高尔基语录、斯大林语录（毛主席语录没有抄，有专门的语录本），王济平《漫话学语文》段落，还陆陆续续抄了当时报纸上的十几首新寺，写了二十多页，日记内页大部分空着，没有写。本子倒数第二页写的是72年购书登记表，列为四项：书名、作者、定价、编号。那时候虽然是文化荒漠，新华书店还是有少量书卖，登记表上这一年我买了10本书如下：《鲁迅书信杂文选》（0、6元）、《飞雪迎春》（0、6元）、《海岛女民兵》（0、6元）、《渔岛怒潮》（0、9元）、《金光大道》（1、06元）、《高玉宝》（0、42元）、《红松村的故事》（0、34元）、《天、地、人的起源》（0、14元）、《江畔朝阳》（1、13元）《列宁回忆录》（0、95元）。《天、地、人的起源》、《江畔朝阳》没有看，那些都看了。那是极端缺钱的日子，举家劳动一年，年终分配扣除粮油等食物支出后，所得不过百元，就拿了接近七元陆续买书，这是很多人一元钱也不开支的项目。现在，这些书只剩下《鲁迅书信杂文选》、《海岛女民兵》、《金光大道》三本。
　　 几十年过去，这些送本子的人都是老年。偶尔会想起他们。比较经常见面的是舒伯高，隔得不远，在乡下插了十亩田，还打豆腐卖。如果不参加文化革命，或许和许多农村人一样外去了，读初中目的，也正是为了多些文化去外面。如果知道外去不了，就和他人一样初小、高小文化插田也算有文化了。这个吃苦耐劳的人，去工厂，去部队，都能成为积极分子的。阴差阳错不能遂愿，好在当一个草根百姓看得开，没有好大的患得患失。我把他发展为县里诗词协会会员后，每年开几次会。田里劳作之余，丰富一下夕阳晚景的精神生活，我和部分诗友偶尔到那里采风，他偶尔到我这里来。
　　 文化革命的原因，怕背黑锅，动不动就是黑串联，难得听这个话。让我们几十年没有什么往来。时过境迁，现在各有各的生活圈子。大部分不容易看到，罗凤均是后来得了肺癌回家看见的，头毛由于化疗脱落殆尽，除脸壳子接近原来，肌肉丰满粗壮的腿子只有柴棍大了。没有多久，他去了西方极乐世界，不能继续享用做包头得到的大把钱财。
　　 陈建仁住桃源，见过数次，当过公司经理，因为一点内部不和下台。现在看淡，生活泰然有滋有味。文新华住常德，重型机器厂的工程师，听说还在效力。那个屈一明，住长沙，在所在大学负过一定责任。见过几次，身体很好，风采依旧，风度依旧，热情好客，仁义大方。我在长沙清水塘地摊卖字时，特意看我，请我全家在长沙常德肠子馆吃饭。黎益元很少看见，还是我结婚时来过。据我所知以前读书他哪里写诗，不仅他，都没有写诗。有的话，几首十几首了不起了。从盐矿来，他带来了一个日记本以七律写成的诗。不由我汗颜，这时哪里写一首七绝七律。他好像一个练气功的人一下打开天眼那么神奇，里里外外都是诗。这个热情幽默的人，和屈一明文新华一样，没有开言先有笑容。不知现在怎么样，已经多年没有见面了。周起中见面很少，好像做什么生意，不知道现在外面干什么。袁立仁相当机灵活泼，当时能给某个首长当警卫员，却是再好不过了。对他的印象，就定格在学生时代，我后来没有见到、失去联系……
　　 爱屋及鸟，这些少年同学在心中有份量，那个老日记本就有份量。本子的空白，决定以现状留着……日记本自然不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