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当代写自传出版，已屡见不怪。但写自己四十六年前见义勇为的报告文学，纠正重量级电视网络名嘴、文学名作家（包括海外禁书作者）宣扬的谬误历史事实，且带有不平情绪，难免被认为不合主流意识，癫狂之举。
　　 我愿意做癫狂事，成癫狂之举。
　　 时间回到四十六年前。那年冬天特别冷，十月份下了一场大雪，雪水在电线上结成沉重的长串冰溜子，明晃晃的，把电线杆压得东倒西歪，全镇停电。1969年5月22日毛主席批示照发的中共中央停止挖“内人党”的（1969）24号文件发表，是自治区挖肃运动最残酷、逼供信最严重、揪出所谓的“新内人党徒”死残最多的六个月。据审判“四人帮”起诉书公布的数字，挖肃运动死16222人，伤残34万多人。至于挖肃运动中怎么开始挖“新内人党”的，谁是始作俑者，逼供信多少种手段，到底死了多少人（2万、3万……说法不一）。
　　 1969年2月4日，“四人帮”还肯定鼓励内蒙把“新内人党”组织搞垮搞臭，说部队也有“内人党”；4月，四届人大开会时，挖出来的“新内人党”党旗、组织领导、党棍、党徒人员名单都还在展览，不少被打出来的党棍、党徒圈在隔离反省室还忍受折磨、伤痛，翘首以待灾难过去，在死亡边沿挣扎时，周恩来总理开始批评腾海清们，请示毛泽东主席批示，五月二十二日使挖“内人党”运动戛然而止。周总理说，二月份有个天津青年给他写信，说挖内人党挖到生产队蒙古包去了，一个二十多户生产队，只有两户不是“内人党”，哪有那麽多，显然扩大化了嘛。
　　 其实，给总理的这封信就我写的。我当时是乌兰浩特四中教员，是文化大革命前分配到四中五个大学生中唯一对逼供信提出异议、怀疑学校领导的“内人党徒”是被逼出来的、是亲赴北京给周总理写信反映挖内人党真实情况的人，所以对传达24号文件极为关心。当听到传达文件中周总理批评滕海清的讲话提到是天津青年给他写信时，我就知道这个天津青年是我。
　　 1、我给周总理信的第一句话就是：敬爱的周总理，我是一九六五年天津河北大学毕业的青年支边到科尔沁右翼前旗工作的，现在向你老人家反映有关内蒙局势的重大问题……
　　 2、反映的内容吻合。我在例举逼供信后写到：我搞四清的生产队居力很公社前进三队22户，全贫下中农，只有两户不是内人党……
　　 3、反映的时间月份对。我是1969年二月二十日（大年初四），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国务院接待站当着接待员面写的信，即时交的，署的真名真姓真地址真工作单位和真大学毕业证号。
　　 4、我本身和所谓的“内人党”毫无瓜葛，可信度大。
　　 5、原来只想口头反映一下，尽到义务，并没想写信，但接待员非常热情和认真，重新拿出来格式接待笔录让我写，这么重大的事情，他们不能不向周总理反映。
　　 回来到单位后，着实提心吊胆了三个月，“五·二二”批示下来后，心中一块石头才落地。那时是学雷锋、一心向党时代，再加上很快因领学生勤工俭学拓大坯盖教室，我把学生分组竞赛被认为是执行刘少奇的包产到户路线，受到批判，下放农村等等意外经历，很快把这事忘到了脑后。
　　 日月如梭，光阴速转。转眼我从青年到了老年，退休在家。2006年66岁时，闹一场重病：乙肝，肝硬化，肝腹水，胸腔积液,两次病危通知书，几近死亡。或许因一辈子做好事，感动了上帝，佛祖垂怜，三年后竟然好起来，孩子们兴高采烈，给我买了电脑，我查着字典敲字，写了篇《到底谁给周总理写了那封信》文章：
　　 “到底谁给周总理写了导致文革中内蒙挖‘内人党’运动停止，拯救了成千上万各族干部群众生命的信的？光阴似箭，转眼之间过去了整整四十年，当时热血青年已成古稀老翁，时常回忆共和国一起经历的坎坷岁月，怀旧情绪油然而生。大病之后（医生下了两次病危通知书），觉得是该把四十年前我给周总理写信那件事写出来的时侯了，避免把这件事带进坟墓，而且对民族团结有利，证明蒙汉血肉相连，同甘苦共命运；也不会有人认为一个年近古稀之人在沽名钓誉、想升官发财。我不想伤害任何人，只想说明那段历史，为写内蒙现代史的严肃作家提供材料。历史是真实的；真实才有力量，才令人信服。另外，在即将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时，也应该对在困难时刻伸出援手帮助过我和内蒙百姓的人表示一下感谢，使他们知道内蒙人没忘记他们。”
　　
　　 一
　　
　　 1969年2月20日，我在高中同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世界语组的刘俊芳陪同下，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共中央国务院（华北局）接待站当着接待员的面给周总理写的信。当时我不满28岁，亲自经历了学校和教育界的挖“内人党”运动，目睹了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等被打成反革命“内人党棍（徒）”隔离反省；非党的农机校年近花甲的赵宇清校长，进反省室八天就被打死；乌一中是全国重点学校，支部书记郭荣祥也被折磨致死；二中的忠耐老师无法忍受拷打熬煎，爬上十多米高的烟筒，高呼清白，在围观群众同情目光下，纵身一跳离开了这个世界……农村牧区也不时传来逼供信和死人消息，我和几个老师心中不服，觉得这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讲了几句要重证据的话，便被认为替“内人党”翻案，是右倾。我更不服。看到广大干部，党员，贫下中农遭到严刑逼供，军地关系受到严重破坏无法纠正的状况下，大家都心急如焚。我决定秘密搜集材料，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以制止强加给内蒙各族人民的罪孽。
　　 信的开头是这么写的：敬爱的周总理，我是1965年天津河北大学毕业的青年，支援边疆到内蒙科尔沁右翼前旗工作的，现在向你老人家反映有关内蒙局势的重大问题：即挖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问题。我例举了严重逼供信情况（如赵校长八天即被打死）后写道，居力很公社前进大队213户，194户内人党。前进三队是有名的贫下中农队，全汉族，21户，19户内人党，只有陈国芹（64岁）、杨二舌子（外号，62岁）不是内人党外，连十八岁女共产党员杨淑兰都被迫登记为内人党徒……总理，如果内人党发展到如此程度，内蒙不早就叛变了？不早就被发现了？现在，军民关系已遭到严重破坏，一旦苏修发动侵略战争，祖国北部边疆的红色长城将不复存在。请赶紧派人调查。以上如有虚假，愿受国法制裁。最后具上真实地址和姓名，写上了大学毕业证号和探家证明信号，接待人进行了核对。谈话和写信约两个半小时，把外边等我的刘俊芳急坏了，说：“还以为把你扣起来了呢……”
　　
　　 二
　　
　　 以上是我写信内容和上访情况。那么，为什么我能上访和为什么上访呢？这要感谢我姐夫吴瑞文（他1941年抗日入党）。他很同情内蒙人民，我在给他的信中说了上访的愿望，让他给打个母亲病重假电报，好回家路过北京上访。他打来了“母病危”的假电报，才请了假，才有机会年三十登上了南去北京的火车。现在写此稿时我心里充瞒了对他的尊重和感谢。
　　 我不是“内人党”，再挖也挖不到自己身上，为什么偏要替“内人党”上访呢？只能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来解释了。当时一腔热血，视支援边疆建设为己任，自愿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见到人们苦难，能不挺身而出吗？有几句诗，能表达一下当时心情：一腔热血击狂澜，何惜身躯遭凶险。为民请命寻常事，问心无愧度余年。
　　 我再次言明，我只想还原那段历史的真实性，并在博文中表达对同情、帮助过内蒙百姓的我的姐夫和老同学的感激，以慰良心。有许多人那时帮助过内蒙人民，但周总理讲话所指的“天津青年”有严格的排他性。我对博文每一句话都自负全责。
　　 这件事的真实性，我在新浪博客的博文发表后，得到成千网友支持，鼓励我为历史的正义和真实继续坦言。许多活着的“内人党”和死去的“内人党”家属及后人，对我表示敬意，使我感动，也使我感到世界上好人还是多数，有良心的人还是多数，秉承正义的人还是多数。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内蒙文革中的残酷挖肃运动给内蒙各族人民带来的灾难，以及灾难如何过去的，任何文史专家学者都回避不了。周总理讲到给他写信的“天津青年”谁也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内蒙人是有良心的，他们特别感激这个热血青年，媒体人也说她使灾难运动戛然而止，报效了内蒙人民，给了她很高荣誉。可惜，错了，给历史开了个玩笑。像我在俄罗斯留学进修时，到东正教堂，买了蜡烛，本来想拜平安神，结果在爱情神的前点亮了蜡烛。拜错了！
　　 说实话，我打了一辈子抱不平，而不见别人替我打抱不平，心有不平。正当我无奈，逐渐忘记时，从台湾旅游回来，爱人告诉我，呼和浩特一个女的打电话，让我回来立即给她回话，可热情呢，问我认识不？为打消妻子玩笑中的疑虑，急忙拨了电话。原来是内蒙政府史志办的侯丽娟女士，为查清应当查清的使挖肃运动突然刹车重要原因之一的那封信到底是谁给周总理写的，在互联网上看到了我的文章，和内蒙高级法院朋友那找到了我家电话，要来乌兰浩特市采访我。
　　 我感慨无限。四十多年了，终于有人提起了此事，我流泪了。我爱人也激动地说不出话来。要知道，1969年2月16日，大年三十，我带着借来的皮帽，大口罩，离开分娩身体还未复原的妻子，40天的二女儿，15个月的大女儿，一跺脚登上去北京的火车，她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担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啊。“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阴影，想起来至今仍挥之不去。
　　 一个月后，侯丽娟和呼伦贝尔市史志局的苏勇来了，采访了我，录了音像。采访了唯一健在的知道我去北京为内人党上访的女社员（丈夫姓赵，都是土改时入党的共产党员），她证实一伙解放军曾来调查她和丈夫不是内人党为何承认的经过，侯丽娟又找了我在四中时的同事李先生。我去北京前告诉他接到我空白信后到他父亲商店看信（担心信被截获）。
　　 离开乌兰浩特后，侯女士不辞辛苦又到北京国际广播电台找带我去劳动人民文化宫国务院接待站反映情况的高中同学刘俊芳先生。（大年初四那天阴冷，他在千年柏树下等我，冻了两个多小时！）
　　 侯女士寻求历史真相的坚韧不拔的精神令人佩服，离开北京又到石家庄找我姐夫吴瑞文，证实为我好请假到北京上访，给我打“母亲病危”假电报的事。（姐夫是抗日离休干部，今年四月去世，享年92岁。呜呼，未赶上抗日胜利70周年。）
　　 侯丽娟女士非常正义、专业。她说：“历史来不得半点虚假。”她退休了，还在为此事努力。她的观点我十分赞成：此事并不复杂，找到我写信的原件，真相大白。或者找到总理讲话原文，即便传达的铅印材料也好，都能证明信是我写的，因为讲话中的“天津青年”和“一个二十多户生产队只有两人不是内人党”有特定范围，也足以证明是我写的。但是文革档案很难允许查！侯丽娟女士努力还无最后结果。无论将来如何，我都感激侯女士的执着、公平、正义。谢谢了！
　　
　　 三
　　
　　 我的一生中总有意外惊喜。1965年和我一起在信中提到的那个生产队搞四清的内蒙著名作家夏桂楣，去年偶然相遇，知此事无结果，便写了一篇稿子《给周总理写信的草莽之人》，在自治区政府内部刊物《内蒙古史志》2014年第五期登载，介绍了我给周总理写信的过程，并称我为内蒙古人民立了大功。感谢夏桂楣，感谢《内蒙古史志》编辑部！是您们让一个走向奈何桥的垂暮老人可以微笑着告别人生！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是“草莽之人”，仔细回忆，作家的观察力确实厉害。当时我才27岁，小学没入队，中学没入团，大学没入党，“内人党”和自己毫无瓜葛，却去打抱不平，告御状，也真“草莽”了。谢谢夏桂楣给了我这么个美称。
　　 但是，作家文章毕竟是一家之言。《内蒙古史志》是政府刊物，但毕竟不是政府的肯定。而且，我已是立过二等功、公派出国留学、党籍28年的老共产党员了，不再草莽。在一些名人还以挖肃运动散布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实言论时，我必须将报告文学写下去，用实例证实：文革挖肃运动是内蒙各族人民共同和灾难，是蒙族作家发难，汉族的天津青年（不是天津知青，更不是北京知青）的信为挖“内人党”运动戛然而止起了重要作用，证明蒙汉一家，荣辱与共，谁也离不开谁。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得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这是伟大领袖的教导。共产党员应当襟怀坦白，是党章对党员的要求。只要活着，我就要努力去做。我个人没有政治经济荣誉上的任何要求。我对每一句话都负完全法律责任。谨以此作为我的报告文学的结束语。
　　 我相信，对重大历史的谬误和不实，都会过去，内蒙自治区的天更蓝，山更青，水更甜，草更丰美，民族团结的歌声会更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