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在经过，我亲爱的，很快就没人知道你我知道的是什么。——纳博科夫
　　
　　 （一）丑乃
　　 初春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给房屋增添几分温暖，也使宾主之间增多了几分和谐。陪同谭佩瑾来我家找我的还有县委统战部的陆部长和台办的江秘书。
　　 宾主入座以后，陆部长向我介绍说：“王部长，谭先生这次是专程从台湾回来为亲人扫墓的。我们昨天去了龙坪镇，听说件意料不到的事情，镇政府的同志告诉我们，说谭先生的生母不是谭黄氏，而是在他家当丫头的一个女人。”
　　 陆部长讲到这里，看了我一下，又继续往下讲：“谭先生不相信，我们也感到奇怪。后来经过打探，听说这件事是土改的时候您亲手处理的。所以，今天特意来找您……”
　　 从土改到现在的六十年时间，那件闹鬼的事情再没有提供给我任何新的内容。我也无意去过问它。岁月像涟水河一样流逝，人却一天天地老去。命运注定我是一个平平淡淡的人，我也就听凭命运的安排平平淡淡的活着。这其间，既没有大起大落也没有生死搏斗，所以直到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我这年近六旬的老头才从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台办主任的岗位上光荣退休。
　　 退休在家里其实并不坏，闲时就在公园里边、涟水河边的堤岸上散散步，或者呆在家里看看电视、读读报纸……
　　 虽然我很悠闲，我也绝对无意把前面的故事捡起来扯下去。我之所要把那件闹鬼的事情写一下，是因为有人找上门来了。这个人又是我非向读者朋友介绍不可的。他就是小说中的汪洗婆的细伢子丑乃，或者说是小说中谭黄氏的儿子谭佩瑾，也或者就是小说中被赖毛扮鬼抢走的那个小孩。
　　 其时，他已经不是小孩，而是一个身材高大、仪表庄重、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方正的国字脸、浓眉、高鼻梁，我一看就想起四十年前的那张照片。没错，就是他。
　　 “这么说，谭先生这次是专程为亲人扫墓而来哟。”我故意地把话题岔回去。
　　 “是的。”谭佩瑾点点头。
　　 “难得，难得，清明节快到了嘛。难得谭先生如此孝心，亡父母若有知，肯定欣慰于九泉之下。”
　　 我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谭佩谨显得有些焦急。
　　 据台办的江秘书告知，谭佩瑾前放前夕随姐夫一家飞赴台湾，其后又到美国留学，一九五九年返台后在台北一家化工公司任职，现任该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这次回老家省亲扫墓，为避免台湾当局的阻挠，是借口谈生意取道日本，再绕经美国、加拿大，转了半个地球才回到大陆的。
　　 我听后感叹道：“想不到谭先生此行如此艰难。大陆与台湾一水之隔，却要绕半个地球才能回……”
　　 “艰难岂至于此。到了故乡，连生母亲都变为他人了。王先生，这样的事怕不可能吧？”谭佩瑾话中含着明显的疑惑和困扰。
　　 我说：“当然，这样的事情谁碰上了，一时间也接受不了的。”
　　 谭佩瑾说：“听当地政府人丈说士介绍，我母亲的事是王先生您一手调查经办的。不知王先生有何根据。”
　　 我想起谭佩瑾的三姐谭佩琼。当时，审问赖毛，我们是让她参加旁听的。于是答道：“谭先生有位三姐还在龙坪。这件事我想让她告诉你会恰当些。”
　　 陆部长接过话来说：“老王呀，谭佩琼两年前就病故了。他没有结婚，连个亲近的人也没有。”
　　 记得几年前我还见过谭佩琼。那是一个赶场天，她拎了些鸡蛋来卖。我只知道她母亲死后，她便单身独户过日子。在那个年代，一个女人，特别是一个家庭出生不好的女人，在这种压力下熬过几十年，实在是不容易的。
　　 “唉，谭先生的家姐是位很老实又坚强的女人。那件事情的调查处理情况她是知道的，可惜她不能先告诉谭先生了。不过，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我们土改工作队有详细的记录，且记录的材料都归了档。我想，现在要到县档案馆去查，是可以找到那份原始材料的。”
　　 我终于没有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因为，这件事本身就极富传奇色彩。用语言来表叙，几乎等于编了一则聊斋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不仅连谭佩瑾，恐怕连在座的陆部长和江秘书都不大可能相信的。所以，我想在谭佩瑾没有亲眼看到赖毛交代的那份材料之前，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份材料提供给他。当他看了这份材料以后，一定会向我提出许多疑问。到时候，我就会向他摆汪洗婆的故事，告诉他我为什么要费尽心力去调查这件事情了。
　　 一切都很顺利。下午三点，县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根据我提供的线索，很快就从龙坪镇土改时的档案卷宗里翻出那份材料。初步一看，那几张泛白的十行纸公文笺，还有我亲手写上去的毛笔小楷。
　　 我心里非常感慨。我想，倘若没有这几张纸写下的历史真相，在当事人都相继作古的情况下，这场人生的误会也许将无声无息地跟着死人被带进坟墓了。
　　 以下是当时记录的原文：
　　 约莫民国二十五年，桐木冲汪炳恒欠谭世杰八斗米的债。那年干旱，汪家夫妇相继去世，留下一个女儿叫汪八妹。汪八妹无力偿还父亲欠下的粮食，就到谭家帮工抵债。汪八妹到谭家不久，被谭世杰强奸怀孕。谭黄氏晓得后怕败坏门风，就派我悄悄把汪八妹送回桐木冲。事隔两年，有一天谭黄氏叫我去厢房，摆了一桌好菜请我喝酒。待我喝到半醉后，谭黄氏就给我说了实话。她说她生了三个女儿，没得儿子，怕断了谭家香火。那几年身体犯病，不敢再生，就算能生也把不准生男生女，所以决定不生了。接下来她又说汪八妹在桐木冲生了个细伢子，快满两岁了。他们夫妻很想把细伢子要回来，又不能叫外人知道。最后想了个办法，叫我扮鬼去桐木冲，半夜把细伢子抢走。第二天我就去了桐木冲，那天晚上正好赶上刮风下雨，汪八妹和细伢子在屋里睡觉，我扮鬼闯进她家，当时就把汪八妹吓昏了。我把细伢子抱出来在岩洞躲了一夜，第二天天麻麻亮，我用箩筐把细伢子装好，背到谭家。当天谭黄氏又请我喝酒，还偿了我三块大洋。后来这个细伢子取名叫谭佩瑾，解放前一直跟着他大姐在省城读书。
　　 这件事除了谭家夫妇和我外，再没有人晓得。土改时工作队去找谭黄氏了解，她心里害怕，当晚就到我家对我说，叫我死也不要讲出来。没有想到，过了两天她就自己服了毒。
　　 后来我还听说汪八妹疯了，四处去找她的细伢子。
　　 ……
　　 这份材料上除了赖毛留下的手印外，还有当时的工作队长、农会主席的签名，还盖了农会的大公章。这样手续俱全的证据，对于谭佩瑾来说，应该是不必多疑了。
　　 谭佩瑾在阅读这份材料时，脸上毫无表情。他反复看了三遍，末了问道：“我可以拍照吗？”
　　 “当然可以，这不是秘密。”我说。
　　 谭佩瑾取出相机，一页页把那份材料全部拍照了。
　　 从县档案馆出来，在走回县招待所的路上，谭佩瑾始终保持着沉默。我本来以为，他会向我提出许多问题。我也有许多材料上的事还没有告诉他。可他没有问，我又怎么好说呢？
　　 在县招待所门口告别的时候，谭佩瑾首先向我伸出了手。在握手的那刻间，我发觉他眼里闪着一种奇特而神秘的光。那神情是捉摸不透的。
　　 晚上，时间大约是九点，我听见几下很轻的敲门生。小孙子去开门，走进来的竟然是谭佩瑾。
　　 老伴外出参加老年文娱表演还没有回来，儿子媳妇又上夜班，小孙子见来了客人也趁机溜之乎也。这样一来，我与客人倒显得很清静。
　　 我给谭佩瑾冲了一杯毛尖茶。毛尖是我们家乡的名贵特产，产量极少，而且过去是贡品、现在是专供出口的。今年新茶刚上市，我好不容易才买到半斤，平常时候我也舍不得喝的。谭佩瑾接过茶杯，打开盖子闻了闻，赞道：“好茶，好茶，是毛尖吧？”我点点头。谭佩瑾接着说：“记得以前家父在世时，除了毛尖外，别的茶他老人家是绝对不喝的。”
　　 我含笑道：“看来，令尊是很会品茶的。旧社会家乡许多人不知道毛尖的名贵。解放后毛尖在参加全国几次茶叶评比中，都名列榜首。我们县茶场一年仅能采几百斤，而且几乎都被外贸部门包下供出口了……”
　　 谭佩瑾年幼时也在县城上过小学。从茶叶谈到家乡，谈到家乡的旧貌新颜。我们之间的距离，一下似乎也缩短了许多，谈话也渐渐融洽起来。当我们彼此间竟像老朋友那样推心置腹，以诚相待的时候，谭佩瑾突然取过身边的一个小皮箱。说实在的，我居然没注意他进门时还带来了东西。
　　 “王先生，我们是同乡，又是同龄人，现在可算知己了罢。我远道而来，这几样小东西不成敬意，望王先生笑纳……”他拉开链，先掏出一架照相机，接下来是一个装首饰的极其精致的小盒。
　　 我万没想到，谭佩瑾会来这一手，忙推却道：“谭先生，俗话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些东西，我是绝不能收的。”
　　 “王先生不收，就是看不起我。就算有事相商，我又怎么好启齿呢？”
　　 无奈，我只好顺手把那架照相机拿过来看了看。我既不说收，也不能说不收，只笑着对谭佩瑾问道：“谭先生大概是为了今天看的那份材料吧？”
　　 谭佩瑾点点头：“王先生，赖毛的那份状，我看未必是真的。”
　　 原来，谭佩瑾是不相信那份材料的。他今晚来找我，而且带来这么多贵重礼物，其目的不是已经明白了吗？说穿了，就是要我这个当事人否定当年所作的调查。
　　 我反问道：“谭先生，你说赖毛的供状不是真的。那么，你认为有哪些地方值得怀疑呢？”
　　 “唉，怎么说呢？”
　　 谭佩瑾心事重重地站了起来，在我屋里有限的空间踱了两步：
　　 “这样的事怎么可能呢？提起我的母亲，我从小就记得她那么爱我，喜欢我。我长到七、八岁了，她还舍不得让我单独睡，每晚总是像守护神一般让我睡在她身边，亲自给我脱衣鞋。每天早上当我睁开眼睛时，她已经为我煮好两个熟鸡蛋，当我津津有味地嚼着鸡蛋时，她总是慈爱地站在一旁看着我。记得我到县城读书的时候，每到逢场天她总是派人给我送来许多好吃的。那时，同学们都羡慕我有这样一位好母亲。后来我要远离她身边到省城中学读书，临走时他老人家哭得那么伤心，还为我准备了许多我喜欢吃的干豆腐、泡酸菜……”
　　 谭佩瑾说到这里，竟然渗出莹莹的泪花。他从衣袋子里掏出手帕揩了几下，又继续往下讲：
　　 “这些事都过去了几十年了，如今想起来还历历在目，尤如隔日。在台湾的四十年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她老人家。这次冒那么大的风险返回大陆，正是思恩图报、尽一番为儿的孝道。殊不知回到家乡就听说这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说我母亲不是亲生之母，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故而我是不会相信的……”
　　 谭佩瑾越说越激动，两眼已经是泪流满面。我听着，再也没有打断他的话。他接着又说：
　　 “再说，赖毛一直在我家帮工，我知道那家伙是个酒鬼，是个无赖之徒。他的话，政府岂能以为真？王先生，在这个问题上，你是最关键的人。今晚冒然造访，就是想请王先生主持公道，重新作一个符合事实的结论。只有这样，才可以免谬语流传，遗害子孙。”
　　 谭佩瑾终于说完了。他用那双充满希望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似乎在等待我的回答。
　　 “哦，原来谭先生是不相信赖毛向政府交待的那份材料。”
　　 “一个酒鬼、无赖，我不可能相信他！”
　　 “那么，谭先生总能相信我吧。我不喝酒，自信不是无赖。”
　　 “当然，正因为相信王先生的为人，我才敢登门求教。”
　　 “承蒙谭先生如此信赖，王某人深感荣幸。不过对于这件事，我恐怕很难令你满意。因为我只能告诉谭先生，赖毛提供的情况不仅是真实的，除此之外，我还有责任把你生身母亲在失去你以后的悲惨遭遇告诉你。”
　　 “你是指材料上的那个汪八妹？”谭佩瑾显然有点不屑地问。
　　 “对，就是她。如果谭先生愿意听的话。”
　　 停了一会儿，谭佩瑾有些不耐烦地回答：“你说吧。”
　　 我呷了一口茶，抬起头来望着天花板，好久好久，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说不清，此刻我是在回忆我的童年呢，还是在搜索汪八妹的那令人辛酸的往事。
　　 “我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记得小时候，我家隔壁是赵老板的客栈。客栈里专门有个帮他家洗衣裳的妇女，人们都叫她汪洗婆。每天晚上，我们街上的一群孩子就围在汪洗婆的身边，听她摆鬼的故事……”
　　 我的声音很低，低得象从遥远的地方传来的哀呤。我说汪洗婆每摆完一个鬼的故事，就盯嘱我们别忘了帮她找细伢子。
　　 “她总是千百遍地反复着那句话：‘我细伢子叫丑乃，是两岁那时被鬼抢去的。’起初，我们从不相信汪洗婆的话，街上的大人们都说她是个疯子。有一天晚上，汪洗婆终于把他细伢子是如何被鬼抢走的经过告诉我们，说得害怕极了。她一直相信她的细伢子还活着，有一天会来找她的。她甚至担心如果死了，细伢子回来找不到他的坟。就求赵老板把她终年在上面搓洗衣裳的石板送给她做一块碑，刻上她的名字。那晚，我们才晓得她的名字叫汪八妹……”
　　 谭佩瑾原先仰坐在沙发上，显出并不怎么关心我说的话。渐渐地，我看见他终于立起身子，睁着一双充满惊异的眼睛，细心地听我说的每一句话。最后，当我说到那块石板时，他已忍不住问道：“那么，她死了以后，赵老板真的用石板给她立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