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镇上空的白乌鸦》，是山东省泰安市作家王宗坤老师（江山文学网ID为泰山眺望）多年前的旧作。
　　 在这篇三万余字的中篇小说中，王老师写了一个残疾人的故事。故事主人公名叫白方腊，村里人称他为“白蜡条”，是个软骨症患者，半岁时即失去父亲，与母亲、哥哥相依为命。后来母亲也离开人世，只剩下当镇长的哥哥“大熊”。因为这个镇长哥哥，他住着村里最好的房子，田地有人种有人收，可是他却不知道自己是谁，觉得自己只不过是被哥哥圈养的一只没有思想的动物，是被哥哥利用来伪饰面子的工具。长期被逼压在心底的无声的抗争，终于在又一次证实哥哥与情人偷情后爆发了，他拒绝巴结哥哥的村长给他安排的替换老革命四窝窝大爷给村里烧水的工作，拒绝以“伤天害理”来换取另一份劳保，结果被恼羞成怒的哥哥打了耳光，他愤而离家出走寻找尊严和自我的存在。后来在外地意外捡到哥哥寻他的启事，启事情真意切，他似乎看到了一丝温暖和可能，高兴地回到了墨镇，却因为面子问题，想了种种办法指望能体面地回到白塔村。皆不能如愿，他发现，无论是生人还是熟人，都当他不存在，仿佛他根本没有离家出走过。这一发现让他更加悲哀和绝望，再次走上出走、寻找的道路。
　　 众所周知，小说的叙述，常见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分叙等方式。作家柏青老师在指点我写小说时曾特意强调这个问题，大意是讲：一般来说，平铺直叙的小说最没有意思，从故事中间或者稍靠后的部分讲述，是最佳的切入点。
　　 王老师是写小说的行家里手，本篇小说故事的切入点选择得就很好，从白方腊返回墨镇时讲起，相当于整个故事的中间位置，然后以此为节点，一方面在白方腊的回忆中向过往扎根：白方腊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哥哥大熊为什么要打他？村民们为什么叫他“白蜡条”？……一个个问题摆在那里，又一个个解决，犹如剥笋般层层展开，引人入胜；另一方面顺着向前延伸：白方腊想体体面面地回到白塔村，故而想尽办法引起人们注意，却是一波三折，有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遭遇。而在这倒叙与顺叙的两大块里，又有许多个小节点，由每个节点再生发开去，如此悠来绕去，环环相扣，衔接自如，最后整篇小说形成一个饱满的圆，一张密织的网。
　　 在故事的叙述视角上，王老师采用了第一人称限制型叙述，也即自由视角。整个故事都在“我”也即白方腊的叙述中展开，巧借“我”的心里所想串联起整个故事，推动其发展、达到高潮直至结局。第一人称的叙述有它的局限性，但也有其他人称所达不到的好处，即第一人称作者可以直抒胸臆，行文自由流畅，同时它带入性强，读者的情感体验更真切，更能激起共鸣和反思。
　　 纵观本篇小说，主人公是个善良、有爱和良知的人，却因为残疾得不到爱情，得不到人们最起码的尊重和关注，其内心的凄凉和酸楚、悲哀和愤恨等诸多感受，唯有第一人称“我”的口吻才能更好地模拟、再现，也才能更好地把读者带进故事，设身处地地体察那种欲哭无泪、无法言说的痛楚。
　　 况且，本篇小说的主题是寻找，由草芥般的白方腊寻找尊严、寻找自我，推而广知到我们读者、大众，对迷失掉的另一个“自我”的寻找，对真、善、美等美好人性的寻找，如此，第一人称的“我”，代表的不仅仅是白方腊，也不仅仅是作家本人，更是我们每一个人，“我”即“我”。
　　 说到主题，个人以为本篇小说最妙的地方在于白方腊复印大熊找他的寻人启事，企图凭借再次张贴启事达到体面地回到白塔村的目的这一情节的设置。
　　 我们先来看白方腊的处境：他在村里时，村民们都称他“白蜡条”，白蜡条是什么？白蜡条是一种长在田野里的野棵子，人们利用它的柔韧来编捡粪的粪筐之类的器物。“他们怎么可以用这种东西来称呼一个堂堂正正的人呢！”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侮辱性的称呼，却像胎记一样不可磨灭地黏在他身上，怎么抖也抖不掉。
　　 好吧，别人对他这样我们不去追究，那么大熊，他的亲哥哥，他在世间唯一的亲人，又是怎么对待他、看待他的呢？大熊打了他一个大耳光，并且指着他鼻子痛骂道：“你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你以为你是谁！没有我你连一条狗都不如，连一只蚂蚁都不是，吃屁都捞不着热乎的。”
　　 多么残忍又恶毒的话语！但也真实地再现了白方腊的生存现实，直接戳痛也戳醒了他，“我只是大熊沽名钓誉的一个饵料，是树立大熊伟大形象的一粒石子，是被大熊圈养着的一条寄生虫”，“我要去找一个没有人叫我白蜡条的地方，去找一个不需要看大熊脸色的地方，哪怕在这个地方我活得不如狗和蚂蚁，哪怕在这个地方吃屁都捞不着热乎的”，他选择了逃离，也即选择了寻找！
　　 故事便顺势发生了。可是这种故事情节，哪怕是借了残疾人的光更能打动人，还是没有令人眼前一亮、心中一动的东西。王老师独具匠心，便设置了白方腊复印寻人启事“自己找自己”的桥段。“小姑娘的眼睛很毒，只扫了一眼就看出了端倪，盯着我问，你怎么在自己寻找自己？”——好一个“怎么在自己寻找自己”的发问，当时读到这里时，我不禁暗自叫好。
　　 作家刘庆邦老师曾说过短篇小说都有它的“种子”，即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因素。个人觉得这个观点用到中篇小说身上也是适用的，按这个来套解，王老师安排在小说中后部的“怎么在自己寻找自己”这一句话就是此小说的“种子”，所有的故事都围绕它而起始、发展并向它靠拢：寻找的前提是对象丢失或者是隐匿不见——小说中是双层的，既有人们忽略、瞧不起白方腊，他的尊严隐匿不见，又有由此导致的他的离家出走；寻找的对象，小说中也是双层的，既有明里的哥哥大熊做给外人看的对弟弟白方腊的寻找，又有暗里的白方腊对自身尊严的寻找。所不同的是，哥哥大熊的寻找不过是做样子，不明真相的弟弟白方腊返回镇上时，尝试种种方法，依然寻找不到他要的面子和尊严，最后便归结到他想了一个法子，利用哥哥的寻他启事导一出“自己寻找自己”的戏。
　　 就是这出戏，也不是他所期望的好戏。王老师在随后的安排中，借一个耍猴人的嘴道出了无情的本质。耍猴人说：“你有病啊，自己寻找自己。”重点落在一个“病”字上。白方腊的确有病，是身体上的先天性残疾；白方腊又没有病，他像正常的成年男人一样渴望爱情的滋润，他对大嫂始终怀着感恩的情愫，他有着自己最为朴素的认知，对镇长大熊和村支书来福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他善良，不愿抢四窝窝大爷的饭碗让老革命老无所依；白方腊还是有病，哥哥大熊是镇长，有镇长罩着，住在村里第一所外墙用瓷瓦贴起来的风光无限的房子里，种的几分麦田由种到收都由村里派人帮忙着，又有残疾人证是村里的重点扶贫对象按月领劳保，就连按庄乡关系该叫来福叔的村支书也巴结地按亲戚关系称他二舅，这日子要多滋润有多滋润，他偏偏要去计较什么个人的存在感，计较什么尊严，这不是有病是啥？
　　 于是，一场有“病”的寻找，注定以失败告终。费尽心思，兜兜转转，尝尽心酸，白方腊也没能如愿以偿地体面地回到白塔村，别说体面，就连他离家出走三个月的事实，也在村民们的直接无视中，在大熊和来福的刻意掩饰与忽略中，被抹杀得无影无踪，似乎根本就是一场梦，根本没有发生过。悲愤到极点的他发出了如雷般的怒吼：“为什么你们非要抹杀我的这次小小的抗争，难道我就不能有自己的尊严与想法吗！难道我非要在你们划定的圈子里生活一辈子吗！难道我非得活成没有思想的猪狗你们才舒服吗！”
　　 这是一个无声无息、可有可无、凄惶无助的小人物，从心底里发出的呐喊，对道德和人性等的诘问，可是，就像他那软塌塌的肢体一样，他的呐喊和诘问也是软塌塌的，发出来的那一个瞬间，就随着声音的消逝消逝了，并没有激起大熊、来福式的人物心头的涟漪。无足轻重地活着，透明人一样地活着，机械地活着，似乎这就是他的宿命，他又回到了他挣扎、反抗的原点，成了墨镇上空的一只白乌鸦。
　　 白乌鸦，数量很少，传说中是乌鸦中的贵族，从不会呱呱滥叫，不会见人世间有什么悲哀的事情就幸灾乐祸，受到众鸟的尊敬，不像黑乌鸦那样晦气、讨人嫌；同时，白乌鸦因为羽毛的白，与黑黢黢的黑乌鸦形成鲜明对比，理应有很好的辨识度容易被人发现。王老师采用了这样一个意象与白方腊相关联，一方面白方腊还保留着人性的真、善、美，保留着最初的本真，另一方面却被人们冷漠地忽视，被生活无情地抛弃。象征手法的应用达到无声的讽刺效果，同时也增添了人物的悲剧感，故事的悲情感——想想，一只孤独的白乌鸦在墨镇上空以另类的姿态盘旋，却始终没人抬头看一眼……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是否是喉头发紧、泪往心里流的悲凉和疼痛，以及胸中憋屈、无法发声的压抑和沉重？
　　 好在，王老师在文末给了我们一点希望和安慰，让故事有了一点暖意。寻找无果、依然被忽视摆脱不了屈辱的白方腊决定再次逃离，再次踏上寻找的路。他去向母亲告别，在他母亲的坟茔上发现了一朵微小的盛开的名叫蒲扇的野花，“据说这种花的恢复能力极强，被人踩过之后很快就能恢复原状，我试着用双手拍了一下，再张开手的时候那原本飘摇的白花扁了，但过了一会它果然就舒展开来，而且比原先开得更加的蓬勃。”
　　 在白方腊的生命中，唯一无怨无悔、心甘情愿给予他温暖和爱护的人，是母亲。死去母亲坟茔上的蒲扇，哪怕只是一朵野花，也能再次给他无声的“母爱”、心理的暗示和疏导，以及好好活下去的勇气与力量。卑微的蒲扇即是卑微的白方腊，卑微的蒲扇被踩过后很快恢复原状，同样卑微的白方腊也当如此——即便是卑微到尘埃里，也要自尊自爱自强，坚韧不屈，从尘埃里开出灿烂的人生之花来。
　　 白方腊当是顿悟了这样一个道理，所以欣喜不已，继而流出不可遏制的泪水。作为读者，我随之也多少吁了口气，多少安心了些，可是眼里照样蓄满泪水，心里照样蓄满疼惜。这个叫蒲扇的小花，让我想起一只蝴蝶，一只随风狂舞的蝴蝶——那个瘦小的龅牙，作家寒郁老师中篇小说《风吹不灭蝴蝶》里塑造的一个小人物。里面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人很瘦小，一走路，很容易让人想到落叶在飘。我从后面摸着他枯干的腰，说，龅牙哥哥哎，你可要多点吃肉呵，你这么瘦……
　　 他看我是对他的心疼，转过身笑笑，用他一贯吹口琴的声调，说，没事呢，你见大风来时，都能吹走小石头，可不一定吹得走蝴蝶呢，虽然它也这么瘦小。他笑，我就是呢。
　　 我却停下来，问，为什么吹不走蝴蝶呢？
　　 他说，呵呵，它小，可它有命，不顺从风。
　　 蝴蝶-龅牙，叫蒲扇的草-白蜡条，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导引我们明白再弱小的生命，都不能自我放弃，不能随波逐流，不能自轻自贱，而是要把自己的内心武装得强大起来，向逆境、向磨难、向命运勇敢宣战，在永不屈服中获得高贵的生命质感。
　　 慨叹过后，继而陷入关于寻找的发散性思考。
　　 小说中，王老师借寻人启事交待白方腊1979年出生，现年31岁，把故事发生的时间放到了离我们不远的2010年。此时段的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金钱、物质、利益、权势等的盲目追逐，超快的工作生活节奏，超负荷的压力，让很多人在生活的旋涡中迷失了自我，社会整体的浮躁也让很多传统的、美好的东西丧失殆尽。寻找，不论是个体的寻找，还是集体的寻找，不论是有形的寻找，还是无形的寻找，都显得尤为重要。
　　 作家梁晓声老师说“作家要有悲悯情怀”，作家毕飞宇老师说“悲悯与同情的前提是尊严”。王老师怀着一颗悲悯的心，洞察到了当下最具有价值、最根本的寻找——对生命尊严的寻找，从而把故事嫁接到了一个屈辱地活着的残疾人身上，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人、打动人的力量。
　　 但王老师关注的寻找不单单在这一个层面，他借白方腊的眼睛看，耳朵听，心里想，嘴里说，恰当地插入了很多种社会现象，描述了除尊严以外的很多种丢失，自然也就对应着寻找尊严以外的很多种寻找：哥哥大熊作为一镇之长，溜须拍马，中饱私囊，丧失党性和原则，作为有妇之夫，与人偷情苟且，丧失羞耻心和道德心；村支书来福跟大熊比起来是半斤八两、一丘之貉；至于那些围在政务公开栏寻人启事前的人，只顾自家赚钱的村民，还有绑架白方腊的耍猴人，驱赶耍猴人的政府办主任小刘和两个警察，也都各自有各自丢失的东西。
　　 这种插入和补充，使得小说更饱满，更能承载社会意义。但社会是复杂的，人心、人性也是复杂的，中篇小说的容量毕竟有限，人物也不能够繁多，王老师在相对有限的文本里，通过种种有心的设置，基本上让每个人物都代表着一类人、一群人，耐心地呈现了世间百态和人物真实的内心世界。世界就是这样冷酷无情，人生就是这样五味杂陈。由此及彼，由虚构的小说及真实的生活，不免想，实际上，社会是有“病”的社会，我们是有“病”的我们，都有丢失的东西，都要执着无畏地寻找回来。
　　 总得来说，王老师利用成熟的小说语言和架构设置，一环套一环、曲折起伏的情节细节，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沉到社会底层的视角和悲天悯地的情怀，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打动人心、发人深省的故事，给人一种人性指引，值得反复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