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里是谁的城，谁是该城的真正拥有者，谁是该城的主人。
　　 “元芳，你怎么看？”
　　 “大人，我觉得此事有蹊跷。”我倒是看到或者听说有不少在这里打工的外来者，动不动就被收容，或者遭到其它的不幸；却很少见到或听到他们在这里被受欢迎，或者扮演这里的主人！
　　 【二】
　　 多年前，我也在“谁的城”走过，蜗居在黄花岗对面一处偏僻的小房间里，8人一间，分上下两层，想挪动一下身子还得侧着挤过。当时，在“谁的城”辛勤地耕耘着，奋斗过、努力过、拼搏过，寻寻觅觅了二十几年。待到岁月遇上了秋风，青春已经不再，绿叶变成了枯黄色，始终也无法找到一处栖息之地，更遑论能被它接纳。这让我想起了安微考生的100分作文上所说的：“XX提起裤子，冷冷的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把青春和金钱留下。”或者说，它“如同残忍的继母，直把骨骼未成的儿女推进命运的悲风。”
　　 在万般悲伤和无奈中，我投奔了故乡，终于在那里的城，找到了一处安放身躯和寄托灵魂的地方，打发着人生余下的日子。
　　 还有她，一个广西苍梧女人，“三十多岁到这里打工，没有管过两边的老人和孩子”，一直干到“马上要办退休手续了，一辈子就这么完了”。辛辛苦苦劳作了几十年，就因为没有这里的户口，社保办不下来。这让她突发脑溢血，一头栽倒在地下，昏迷了几天，最终“被这个城市无情抛弃”。
　　 老贺和小贺，“他们是父子，事隔二十年，两代人相似的遭遇”：“二十年前它就吞下了我的老婆，二十年后又吞下我儿子的老婆。这是一个专门吃老婆的地方。”
　　 老贺的老婆被这里的老板吃了。小贺的老婆阿英，“一个开着宝马的男人在车上等她，不知去了哪里”，也被吃了。
　　 一对卖鱼的夫妻，在一栋楼房二楼的悬梁下，搭起了一具悬棺。每天晚上，他们就靠一把摇摇晃晃的竹梯，颤颤巍巍地爬到那里面去睡觉。可见其生存之艰难。
　　 一个拾荒货的女人，与丈夫睡在桥墩下，多年来风雨无阻，每天背着一个蛇皮袋走东串西，带着自己的女儿在垃圾桶里扒捡别人丢弃的废品。
　　 一个在社区收拾垃圾的男孩，从车厢的垃圾上掉下来时，带下了钉耙，右耳下方被钉耙齿扎了个洞，血流如注。
　　 几天了，那个男孩吉凶未卜。“在这个人口流动的都市，一个人离去的影响，比一朵小花落到海里溅起的水花大不了多少，而且转眼即逝。”
　　 孙志刚，据《南方都市报》披露，他来自湖北省黄冈市，大学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工作。20多天前，他被“谁的城”的一家服装公司聘为平面设计师。
　　 他于2003年2月24日来到这个城市，由于时间短，来不及办妥暂住证。2003年3月17日22时，他出门上街，被黄村街派出所的警察无缘无故地抓获收容。到3月20日，不到三天的时间，他就被活活打死。人死灰灭，让死因细节成了千古之谜。
　　 在被收容期间，他让朋友给派出所送去了具有法律效力的身份证，朋友也为他说明了有固定住所，有正当工作。即使是这三样俱全，就是缺了一张暂住证，让一个年轻而鲜活的生命被打死。
　　 此事发生之后，很多人都在问：为什么要在自己的祖国暂住，到哪里去才不暂住呢？还有多少人像孙志刚一样，享受着同等的待遇？
　　 他死后的处理也匪夷所思，有收容权的人处理得很轻，这些人把活人抓进去，人被打死了还一直隐瞒真相。正如有人说的那样：“一旦事迹败露，那些背后指使他们的人迅速销声匿迹，只留下他们做了替死鬼。”将没有收容权的人重重地处罚。
　　 ……
　　 【三】
　　 “谁的城”，制定了有关规定，给外来打工者设置了无法穿越的铜墙铁壁。例如，“按照以前的积分入户制，几乎把底层打工者完全排开了。”打工人要想入该城的户口，比到月球上去向吴刚乞讨桂花酒还难。按照新政策的规定，每年也只有不足3千人才可以符合该城的入户条件。截止2012年，该城公布的外来人数超过了476万，而且一直是有增无减。所以要等到符合条件并排队入户，那也是一千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这就意味着还有四五百万人仍然入不了该城的户口，他们如果不将暂住证随时随地带在身上，就有可能存在着被收容的危险。
　　 只要是正常的中国人，有多少人一年365天，天天都把证件揣在身上。我那年曾被文友邀约到成都开笔会，因为要托文友帮着办理返程车票，结果将带在身上的身份证给弄丢了。
　　 我在未拿到补办的身份证的日子里，有关人员在突击检查证件时，什么法子都用上了，例如，我说，这条内裤是我穿过的，这双鞋是我穿破的，这支笔是我用旧的……最终，无论如何也证明不了“我确实就是我自己！”我绝望地哀叹：“我真的是我！”
　　 好就好在“其它地方的城”，不会动辄就去收容别人。有身份证、有正当工作、有固定住所的三有中国人，有人就被这个城市收容过。它刷新了收容史上的记录，创造出了“谁的城”式的收容模式。
　　 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的中国人，在自己祖国的土地上行走时，还要享受被收容的待遇，那么，你让他们到哪里去安生？这真的是搞不懂，恐怕连那位“真乃神人也的大人”，也给不了一个正解。
　　 【四】
　　 按照物有所归的属性，谁对“谁的城”才具备拥有的资格呢？读了作家李德南博士的《遍地伤花》一书之后，得到了一些启发。例如，周克大学毕业后，已经很久了，一直找不到工作。
　　 好不容易等到了一个教师职位的空缺。他笔试合格后进入到面试阶段，人事局的一男二女负责对他考核。他们说：“以下的问题是面试的重点，希望你能认真回答。假如你是一位中学老师，你妈和你的学生同时掉进了河里，又都不会游泳，你会选择先救谁？”
　　 “我选择先救妈妈。”周克毫不迟疑地回答。因为他当时想，要是妈妈真的掉进了河里，他会毅然决然地去救妈妈，哪怕是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负责对他面试考核的人事局的一男二女当场下结论地说：“你不适合做一名老师。”
　　 一个伪命题，就判定了周克不能当老师。这在周克的整个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给他的心灵抹上了一缕浓厚的阴影。
　　 诗人顾长风在不少重要的诗歌刊物上发表过很多作品，希望能凭这个在文化馆找份工作。他三番五次地找过在文化馆工作的好朋友赵宇文，想请赵帮助他通融一下。
　　 赵宇文说：“兄弟，你以为现在还是80年代，还能像余华那样，凭几篇文章就能成为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光凭本事，没有钱没有权的话，我们这儿你是进不来了。”
　　 赵宇文明确地告诉顾长风，他真的是帮不上忙：“别说我，就是文化局局长都没有办法安排人进来，只有市委书记和分管文化工作的市长才有这个权力。”
　　 学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周克，另外还参加了一次当地报刊的招聘考试，那里招记者和编辑。他各种项目都通过了，报刊也认为他符合录用条件，“最后却被一个有后台的人挤掉了。”
　　 周克在应聘教师和报刊工作失败后，只好到私人承包的汽车运输公司去打工。
　　 老板每次在喝过酒之后，都要有意或貌似无意地雄谈一阵：“操！现在的大学生算个鸟，还不是替我这个小学生打工！”
　　 同样是为老板打工只是偶尔受到老板青睐的员工小黑，口气也与老板如出一辙。只要是有两杯啤酒下到肚子之后，准会牛皮哄哄地吐露出真言：
　　 “操！现在的大学生算个鸟……还不是，还不是替我……替我老板这个小学生打工！克哥你说是不是？”
　　 有权的，有钱的，只有他们，才对这个城市握有话语权、决策权、决定权、操控权。他们一言九鼎，说话谁敢不听。他们在这个城市有位子、有票子、有房子、有车子……能有什么理由说他们不拥有这个城市，不是这个城市的主人？
　　 【五】
　　 “谁的城”，地处华南沿海，气候温和，舒适宜人。长年温差不大，夏天的气温很少有超过35℃和冬天的气温很少有低于0℃的时候。它，得天独厚，拥有地域优势。
　　 它，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之一，拥有资源、经济、设备、人才等优势，一跃成为了国家的经济明星。与其它地域相比，巨大的经济差异持续的吸引着上千万经济较为落后地域的人汇聚到这里，为它创造和聚积了海量的财富，让这个城市高楼林立，富丽堂皇，气势雄伟。
　　 它，本应怀着感恩的心，感谢那些外来的打工者，回报那些为它作出贡献的人。它做了没有？
　　 它的决策者，是否认为先有形而下，后才有形而上的东西，或者先有物质，后才有意识。也许是感恩一直在迟到，或者是还没有意识到。
　　 不断的发展和变化，是事物的内在规律。16世纪世界上的强国是西班牙，19世纪是英国，20世纪也许是美国。国家之间尚且如此，更何况地域之间，地球上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连恐龙都变得见不到了。
　　 人心向，速兴旺；人心离，诸事息。牢记这一条，对谁都会有好处。
　　 【六】
　　 “谁的城”，有幸邂逅到一个白说废话先生。他，读万卷书，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熟三界，涉九流，阅人无数，历事无数。他，什么都懂，什么都能写。他手上拿着文笔“手术刀”，见到这个城市有病灶的地方就下手，而且是入木三分。
　　 我一直都以为散文只是书写世界中的我，由于理解不够深、不够透彻，致使我的写作面越来越狭窄。在白说废话先生的笔下，凡是见到的、听到的、经历过的，只要是“有我在场”，皆可入文。这样一来，就将散文的书写范围拓展开了，创造出了一个十分广阔的空间、时间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