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4月10日，在外漂泊数年的胡适回到了台湾，接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
　　 蒋介石携陈诚、张群、李济等一大批政界和学界的大佬级人物在机场迎接独自归来的胡适，并且随后在“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上，蒋本人致辞。在台湾学界，得此尊宠的人几乎无二。
　　 然而，事情随着蒋的演讲而悄然发生变化，蒋在演讲中自然而然讲学术与政治联系起来，对于五四运动的评价也是有功有过，对胡适提倡的自由主义暗含讥讽，坐在下面的一帮知识分子显得异常别扭，期待着他的发言尽快结束。
　　 谁都没有料到，胡适发话了。一开始就是五个字：总统你错了！
　　 胡适的意思是政治归政治，学说归学说，你蒋介石这样联系是错误的。当然，这时候没有人深究谁的理论更为正确，人们在意的是事件的本身。一向温和的胡适先生竟然敢当面指责“总统”的不是，捍卫了学术的尊严，体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应该是胡适晚年惊艳的一笔。
　　 蒋介石接下来的表现尚可，只是略显尴尬，事情也就结束。包括后来蒋介石违宪连任，胡适公开反对，蒋也没有怎么样，倒是小蒋先生当时可能动了杀机，但毕竟没有下手。
　　 蒋对胡适的宽容未必就显示出蒋的大度，不是每个人都会有胡适这样的好运气的，孙立人白崇禧运气就很差。其实蒋心里清楚，胡适只是一个书生，说的也是书生之见，他是不会和书生置气的，而且他能把胡适拉到台湾，本身就是来装点门面的，怎么会自己砸自己的招牌呢？
　　 而生活中的胡适应该是个很温和的人，在《四十自述》中，他算是交了自己的老底，幼年丧父，母亲监管很严，年轻时就那么一次酒喝多了让警察关了一夜竟然能让他反复自责，絮叨了半辈子。《四十自述》中没有提及的是他的婚姻，他早年经父母做主，娶了江冬秀，后来恋上了曹诚英，江冬秀一把剪子就让他吓得立马抛弃了表妹的爱情，回到麻将高手江夫人跟前。不过老两口后来日子过得不错，牌桌坐不齐的时候胡适有时还给江冬秀换个手，他还联络过人到他家陪夫人，就是让夫人图个乐呵。要是瞅胡适年轻时的照片，温文尔雅，老年的时候也还是儒雅的本色，就这么一个连老婆都怕的人竟然当面敢顶撞“总统”，真是出人意料。
　　 不过真要是探寻一下胡适的步伐，我们会发现，生活中他温和，儒雅、乐善好施，人缘特好，顺带着还有点绯闻什么，但是，在学术上，路数就不一样了，二十几岁在美国的时候，一心一意地推进白话文，引起众多批判和指责。他寸步不让，甚至与同学之间关系都弄得比较紧张，他依然坚持下去，并得到陈独秀等一批有识之士人的鼎力支持，终于形成气候。他自己也在非常年轻的岁数回北大任教，白话文运动完美收官。
　　 在白话文运动过程中，他更是身体力行，自己还作了不少白话诗歌，比如《尝试集》就是他的实践。这与他毕生推崇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是有关的，他的儿子取名都是“思杜”，可见膜拜之至。他逐渐被人们淡忘乃至误解，多半是他被曲解的的实用主义理论被提炼成一句话“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与主流的不太合拍，因为那个年代总体上是激进的，热血沸腾的，温度降不下来的。
　　 胡适加上荣誉博士在一起一共有三十几个学位，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影响很大，美国人当时想让他辞去图书馆馆长的职务都是伤了很多脑筋。他学术的范围也很广，历史、哲学是主业，文学只是偶尔的爱好，佛学禅宗也涉及。在考证考据方面投入的精力不少，对于《红楼梦》、《水经注》等等考证有着开风气的作用。他不看好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点拨过吴晗，我早年也读过他的《疑古与开新》，算是折服的。不过，由于牵涉面太广，加上他还有不少行政事务，比如他当过北大校长，当过外交部长，有很多人怀疑他的学术真伪乃至能力，沈从文好像就说过，他有时演讲就是随手翻几本书，翻到那儿讲那儿等等似乎也不是空穴来风，吴晗也评论过他老师的学术是非。这些以后自然会有定论，因为不排除当时政治气候的干扰，他们的话是否出自本心很难说，更不会在我们这些草根所驾驭的范围之内。
　　 胡适虽然担任过行政职务，但算不上政客，玩过一次政治才发现自己“很傻很天真”，抽身的很快。蒋后期希望他再次当个外交部长和美国人套近乎，他依然婉拒，答应以私人关系出去走走。
　　 即便到了临终的时候，还是在一次学术演讲之际，他突发心脏病，倒在讲台上，还是因学术而亡的。
　　 早他一步先去的傅斯年也是以几乎相同的方式告别尘世的。
　　 蒋介石给胡适的挽联写得很精当：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他竟然是胡适的知音。
　　 五十年代批胡运动最为高潮的时候，胡思杜离奇死亡，大陆高端知识分子纷纷批斗，连带整个胡姓可能都受点波及，比如汉奸叫胡汉三、土匪叫胡彪、草包叫胡船魁等等。但毛泽东还是对胡适有过公允的评价，还笑言：二十一世纪会给他平反的。事实上，没有到二十一世纪，胡适已经成了文化大师。更有甚者，有人说：中国错过了胡适，也就错过了整整一百年。
　　 这可能出自他的学生之口，感情色彩太浓了。
　　 至少，他坚持学术独立，威武不屈这点倒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应该继承的精神财富。
　　 他很看重自己学者的身份，所以，他潜意识里很爱惜学者的羽毛，况且，他还是一批人的偶像，他得有个样子站在那儿。
　　 其实，胡适这样的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尚从来就不乏其人。
　　 汉代司马迁敢于批判当朝的皇帝，何等气概，没有那样的气量，也就不会有划时代的《史记》，编历史都讲瞎话的话还叫个什么“信史”呢？
　　 明代邹元标为反对张居正夺情，主动讨打——廷杖！同时挨打的一个叫赵用贤的人，他老婆更是奇葩，她把赵用贤被打掉的肉捡起来制成腊肉，在家挂着，表示对丈夫挨打的纪念，这又是一种不屈服的另类体现。
　　 国学大师陈寅恪在王国维的墓志铭上写道，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为一代学人自勉，他自己也是亲自践行者。
　　 你可能会说，这是在作秀；也可能说，这是沽名钓誉。这是你说话的自由，但我说，绝大多数的情况是他们依然在坚持自己，他们依然在恪守纯粹！
　　 就这么简单：纯粹！
　　 然而，不知何时，这些可贵的品质正悄然远离。一堆看起来读过不少书的人把自己给丢了。见到领导习惯性地说：领导您吩咐！至于面对部下，就立马换了颜色：你不要问为什么，照办就是，一、二、三、四、五……
　　 看起来快捷高效，场面也是一团和气，实际上心口不一。
　　 读书读到最后读糊涂了，或者说，我们读得越来远远离纯粹。
　　 几乎没有人会说“你错了！”，有的是不敢说，有的是不愿说，有的是说了也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