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本家的叔爷。年约五十岁，长得高大，身板硬朗笔直，胡须稀疏发黄，红脸庞上总是挂着一副略显卑恭的笑容，身上的穿着是地道的六十年代胶东农民的打扮，最显眼的是他的脚下穿着一双带着猪毛的鞋子。这鞋，实在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皮鞋，它几乎没有鞋的形状，只是很粗糙地用麻绳捆绑着，黑色的猪毛扎拉着，看着很大，又很扎眼。我便称呼他叫做“猪皮鞋爷爷”。
　　 孩童时，刚能记事儿，就知道我的爷爷是牺牲在抗日时的烈士，是一个能摆弄石头地雷的石匠，老实忠厚，脾气倔强，不善言语，没见过他老人家的容貌，也没留下照片，不知道他的长相是个怎样的。至于爷爷家的状况，依稀仿佛地知道他是有一些兄弟的。但我只知道我能常见到的四叔的父亲这一个叔爷，至于别的叔爷就不清楚了。
　　 童年时回老家，是胶东最东端海边的小渔村。时间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海边人们的日子过得窘迫，村里各家养猪和鸡鸭是有数量限制的，即便如此，同族很多亲戚还是将家养仅有的鸡或鸭杀上一只，请我奶奶和我来吃饭。在石头墙壁苫着海草房顶的屋子里，在一通占据了几乎整个房间三分之二面积的热炕上，众人围坐在炕桌旁，桌上有一些海洪、海蛎子之类的海味，最显眼的就是平日里难得在桌上看到的鸡或鸭。老人们喝着劣等的地瓜烧，谈论着海上或是田地里的事情。欢声笑语中总是见到这位大猪皮鞋爷爷。他盘腿而坐，笑得慈祥，说话慢声细语，即便听到旁人为些琐事争论，也从不说说自己的见解，就这么笑呵呵地吸着烟袋。那双令我好奇的，满是黑乎乎猪毛的大猪皮鞋就撂在炕下靠近门的地方。
　　 很快我就和他混得熟悉起来。老人没儿没女，孤身一人，自然对我这个同族的小孩子很是亲切。见他并不反感我的实在是闹出格的淘气举止，也未见到在我时常闹出花样的恶作剧之后，所遭到像其他大人所表现出来的呵斥，我对他的好感自然也就比对其他大人的印象好得多了。于是他的那一个狭小的海草房就成了我经常去玩耍的地方。
　　 看得出，他的房间平日里是没有人去的，他又不防我这个小孩。一天，我跑到他的房间里，见他不在，便胡乱地翻起他的抽屉。本来在沈阳自己的家里的时候，就能将自己的家翻个底朝天，没有找不到的东西。现在，这本事在这儿用到了。我将他的抽屉里的东西一件一件地翻出来，其中有一些瓶子盖大小模样的，金属质地的东西。用一条花花绿绿的布带拴着。“瓶盖”漂亮极了，有天蓝色、红色、金黄色，看着极其地耀眼。觉得很中意，得嘞，就是它了！我一手拎着两块，跑出他家，在街上挥舞着，拉着一群村里的小孩子，在炫耀自己手中这些漂亮的“瓶盖”。这几件东西在小孩的手中传递着，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说这玩意好看，可谁也不认识这东西是什么？
　　 玩耍在痛快之中的小孩子，根本就不明白自己手中拿的是何物？也不知道这种花花绿绿的玩意究竟意味着什么？
　　 手里挥舞着这些用彩带拴起来的“瓶盖”，和那些光着脚甚至光着腚的小孩子们在村子连跑带叫地玩得不亦乐乎之际，老远就见猪皮鞋爷爷向我跑来。老人家动作快速，呼吸急促，跑得满头是汗。到了我跟前，能看清楚他脸色惨白，神情紧张。他从我手中夺过那些“瓶盖”，不由分说地拉着我就往家走。进了院子，他将门栓拉上；再进屋，又将屋门的门栓拉上。然后他瘫坐在桌旁的椅子上。低头不语，两眼呆呆地盯着地面，挺长的时间里就这样沉默着。我不知所措，感觉到自己可能又是“惹祸”，但实在不知道错在哪儿了。好久，他把我拉到他面前，对我嘱咐道：“记住，你从来也没见到过这些东西，也没有从我的房间拿到过这些东西！你记住了吗？”见到他的眼睛闪着惶恐不安的神色，知道他说的一定是很重要，我不敢马虎，使劲地点头。
　　 回到自家的屋子里，我正为这事儿感到莫名其妙，我奶奶赶回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这小兔崽子，你当是在沈阳自己家里么？……”我知道她从来不打我，也不怕她，便要顶嘴。不料，她手中的扫把疙瘩真的落在我的屁股上，痛是不痛，但足叫我惊讶，若不是犯大错，她是不会如此恼怒的。但是我仍不知自己到底是犯了什么错，以至于猪皮鞋叔爷如此惊慌失措，我奶奶竟也会这样对我。
　　 这件事儿很快就平静下去，没人提及，猪皮鞋爷爷对我依旧如故，我奶奶在每天数落我的淘气所犯下的诸多恶劣过错中，能将我所有的“罪行”都能抖搂出来，唯独这件事儿，她是绝口不提。我能看得出，大家都在回避说这件事儿。很快，这事儿在表面上是被人们忘记了。但是，在我心中却是留下了一个“结”，虽然我百般好奇，总想解开它，终了是不果而终。过不久，我离开这个海边的小村子回到沈阳，这件事儿也就不再去想它了。
　　 多年以后我知道了一些有关大猪皮鞋叔爷的一些往事。
　　 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人。可能是念过几天私塾，有文化，他曾专门给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高官开过汽车。抗日时，这位叔爷干的不错，多有战功在身，几经升擢成了军官。那些我儿时偷拿着他抽屉里的五颜六色的“瓶盖”，就是他当年因战功得到的勋章。虽然我不知道他在战场上的事情，凭着这些勋章，我想至少在战场上，他的表现一定是英勇。胶东人的倔脾气，一旦惹怒了他，发起威来，是谁都挡不住的。这是胶东人的秉性。后来，在解放战争时，他没跟着国民党军，可能是舍不得故土，他回到了已经是解放区的家乡。刚回来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军人的标准姿态和作风，甚至所表现的行为是很不合时宜。我听说最让村里人曾经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就是他去县政府报到时的举动。他仍然穿着一身国军的制服到了县里。这在当时都是穿着土布，着装简洁的人民政府里的工作人员中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县里的工作人员向他问话，他便将长筒皮靴的后跟“啪”地一碰，身体笔直地站立，大声回道，“国军少校某某，前来报到！”
　　 我想象不出，当时他的内心世界里是有怎样的想法。或许，他自持在抗日中有功或是没有参加内战，无愧面对故里乡亲……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刻他内心里一定是极为复杂或者是感慨万千的。
　　 抗日时期，我爷爷当年参加了共产党地方武装县大队，这位叔爷却是参加了国民党的军队，而且是精锐部队。同样是抗日，不同的是我爷爷这拨人是在山沟里，以土枪石雷和日本鬼子周旋；打的是一场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争。我这个叔爷在国民党军里，一路抵抗日寇的进犯，打得是边打边撤的正面战场。我知道我爷爷是最后在老家旁边一个叫做“竹子”的村子受了重伤而牺牲，被政府认定为烈士的。我爷爷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死在自己家乡的故土上；这位叔爷是殊途同归，他恋着故土，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故土。落叶归根，中国人的本性就这样。
　　 后来，他在家乡里有过一段舒心的日子。囿于自己以往曾在国军的经历，他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大概默然不语的习惯就是这样养成的。再后来，他在多年的务农生活中，已经变成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们也忘记了他曾经有过的经历。随着年岁的衰老加上疾病缠身，他开始弓身驼背，变得老朽，在生活里全然没了当年的军人的气质。脚下铮亮的皮靴已经被带着猪毛的皮捆绑成的猪皮鞋所替代。再后来，我听说他的生活极其痛苦。他患有胃病，在六七十年代里，那个小村子或者说胶东的农村里的医疗卫生条件是极差的，他实在是不堪忍受胃痛疾病的折磨，最后，他还是以他自己的极端手段结束了自己的痛苦。
　　 实际上，我还依稀仿佛地记得他。每想起他的模样，心里总是会产生一种说不清的莫名其妙伤感。这种思绪很复杂，连自己都说不清楚。
　　 今年，九月三日在北京举行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听说也安排了一些国民党军队的抗战老兵参加受阅，心里豁然开朗。我想这位猪皮鞋爷爷要是在九泉之下有知今天国家和家乡的新面貌，他一定是会欣慰的。
　　 写下这些字，送给这位猪皮鞋爷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