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都是母亲，都被岁月的风霜反复漂洗出陈旧的面孔，却依旧善良着。苍茫人海，也许，她们仅仅是一片干枯的槐叶，碧绿灿烂的生活只属于过去，抑或，就从未拥有过哪怕一天的明媚。其实，她们素面朝天，她们也背负三尺黄土。
　　 她们，都是好人，都是我曾因为其他事情采访过的普通人，普通得好似谁都可以忽略。只是，我看到了她们巨大的苦。像阴云，挥之不去；像乱麻，毫无头绪；像日子，薄如一纸，却举手难揭。贫苦，更像泥浆，淹没了她们织满血丝的眼睛。
　　 我要说的是，三个女人，或者三个母亲。
　　
　　 一、活在屋檐下
　　 两千零八年，阳光灿烂得让人绝望。地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撕开了湛蓝如洗的天幕，摇毁了花开正浓的家园。去麦积区甘泉镇一个村庄采访，我已经忘了那个村的名字。只记得，土路两侧的白杨像傻孩子，搓着油亮的手掌，用树枝编织的网，筛出满地阳光。
　　 那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二十余户，偏僻，穷！进村的路还是震后为了救灾，新修的。村庄深陷在浓密的树林里，像藏着，躲着。你不会相信，这样大树林还有村庄。也许只有冬天树叶落尽，村里人才能在树梢的缝隙中清晰地瞅瞅干硬的天空。村里似乎没有砖房，清一色老土房，清一色被地震摇塌，清一色蹲着被烟熏火燎的乌黑的四面墙。一切，触目惊心，满目疮痍。
　　 我们随便进了一户人家的院子，院中间搭着天蓝色的救灾帐篷，后面是一堆焦黑的土，和四面单薄得快要奄奄一息的墙，依旧被柴火熏得一塌糊涂。一个女人，在没有屋顶的四面墙里做饭，泥砌的灶头，落满了尘土和油污，一边压塌。看我们进来，她很热情地招呼，但是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倒水，还是找凳子，两只沾着洗碗水的手揪着衣角。其实，杂乱而拥挤的院子仅仅能落个脚。她五十多岁，应该是母亲。过分的劳苦已经让她伸不直腰，加之地震带来的灾难让她变得如同一件破旧的衣服，倒像被光阴洗刷成七十多岁的老母亲。
　　 她指着不成样子的家，说，都倒了，成了这样子，饭都没地方做。眼泪已经从她干瘪的脸上流了下来，她叹了口气，用手背摸了比脸色还黑的眼泪。继续说，帐篷里现在还能住，冬天就熬不过去了，一家三口人，靠我，我也动弹不了了。新房子是没指望，地里的麦子也黄了，都没空去割……她说了很多，像把心里的话全掏了出来，眼泪也流了好几茬。她说苦，她说心里乱哄哄，她说天塌了自己一把散架的骨头不知道能撑多久。我们只有安慰的本事，同情也是那样苍白无力，我们说有政府，会帮助困难人的。后来，进来了一个穿黑蓝布衫的男人，朝我们点点头，就到帐篷边砍柴了。似乎对一根柴他已经束手无策，没有力气，斧头迟钝。拍摄完毕，我们准备出门时，女人走进了西面一间摇摇欲坠的土房子，很小，比茅草房强不了多少。门上挂着半截门帘，破旧，沾满泥土，绣着一朵掉色的花。门帘后面是一片凝重的漆黑，安静，有苍蝇掉进去。一会，女人从屋里掺扶着另一位瘦弱得像半张黄纸的老人，顶着一头白雪颤巍巍地挪出了黑暗。我忘了问，孩子怎么不照顾你们，一家三口都是谁？不过后来才知道，幸亏没问，否则又会给她增添悲伤。
　　 离开村庄时，才听村里人说，她有两个丈夫。我们也纳闷，细问才知道，第一个，是年轻时招的上门女婿，两人靠几亩薄田，日子过得简单、平淡，但没有生育一个子女。后来，男人得了大病，便一直卧床不起，连基本的生活自理也难。家务、农活，全摊在她一人身上，靠黄土扒食，日子越过越穷，债务越欠越深，身体也越压越垮。后来，村里来了一个过路的乞丐，到她家乞讨时，便留下了。这里的细节无人知晓，总之是留下了。这个男人也勤快、老实，有一身蛮劲，帮着女人耕地割麦，替着女人锄草养鸡。他们一起还债，共同照顾那个卧床多年无法动弹的男人。而女人也需要一个男劳力，确实需要，否则，她的穷光阴再也没有办法推前了。那个男人没有反对后面来的男人，一家三口，就这样组成了。她们有时候三个人挤一个炕，有时候一起商量农事庄稼。日子依然穷，但能揭过去。现在，过去了十多年，他们都老了，老得经不起任何风吹雨打，经不起任何灾难折腾。但，地震还是没有放过一个苦命的家庭。
　　 很久了，不知道三位老人现在还是否健在？新房子有没有盖起，穷日子有没有起色，一家三口在女人的支撑下，还是不是依旧平平淡淡地过着槐树叶下，鸡犬人家的生活？
　　
　　 二、带血的母亲
　　 去秦州区中梁乡一个偏僻的村庄，名字我也忘了。来自浅山半干旱山区的黄风，沿着陡峭的山坡磕磕碰碰地奔跑。一些藤蔓状植物攀附而上，开着细细的花，卑微、无辜。一些瘦弱的苹果挂在枝头，扯着树叶，遮挡刚刚涂上脸蛋的红色，害羞、忸怩，一看就是乡下的水果。那一天，阳光明净，被棉花般的云朵刚擦洗过。村庄坐落在半面山坡上，正面是一道深沟，像瘦老头的刀背般的脊梁。
　　 就这样一个村庄，百十户人，光棍却有五十条，几乎两家就能摊上一个。穷、偏僻、缺水或许还有很多原因，让这个本该鲜活的村庄死气沉沉。没有年轻人的村庄，似乎断了气息；没有女人的村庄，一定断了人脉。没有姑娘会嫁到这里来，即使村里人用借债、打工凑的钱，勉强承担起昂贵的彩礼。但，依然没有姑娘肯来，她们宁可进城洗碗。年轻的光棍打工去了，像离乡的鸟，年迈的老光棍掉进了庄稼的陷阱，像秋天的蚂蚱。
　　 我们来到村子的一户人家，采访结婚难、高彩礼的事。这样的采访，其实更像是媒体在作秀，现实很多时候是不会因为镜头而改变，倒是镜头会被现实所阉割。院子没有大门，只是在墙上挖了洞，安着几根木头绑成的散架的笆篱门。房主是四十多岁的女人，穿碎花布衫、黑裤，衣服上沾着土屑和淡绿色的草汁。刚种地回来，黄铜色的脸上被汗水冲出一道道沟壑。头发散乱，夹着半片苍耳的叶子，眼睛里布满了细密的血丝，像一团红线，没有头绪。
　　 我们让她说说自己家里的情况，她摇头，躲得远远的。或许是害怕，或许是难为情，更可能是心里难过，说不出口。又或许，她不希望别人看见自己隐藏在蒿草下面七零八落的苦难。她站在院子的另一头，几棵瘦高的椿树把粗糙的阴影泼洒到她脸上，身后是低矮的装满黑暗的牛圈。她说，算了吧，到别人家去吧，我没啥可说的。家道就是这样的家道，你们也看见了。站了会儿，她边说，你们要不进屋喝口水？边从背篓里掏出了嫩得滴水的灰灰菜，放在旁边的一块板上，用生锈的菜刀往碎剁。不时抬起黝黑的胳膊擦一下脸，没有汗，也许她仅仅觉得不自然。
　　 院子有围观的村民，他们帮腔，就说几句吧，人家大老远跑来，也没害人之心。也有人说，就说说你家里的情况，说不准一上电视，立马就能给儿子找下媳妇了。她笑了笑。灰灰菜成了细碎的粉末，菜刀上涂满了带有苦涩味的绿汁。我们说，简单几句，就说说你们家的事，和别人无关。她有些为难，犹豫了一下，便说，等会儿，我给鸡把食拌上，都饿了一天了，连个蛋也不下，可还得喂。她把剁碎的菜装到一个盆子里，倒上水，撒了麦麸，搅匀，放在另一个墙角，叫了几声，黄毛鸡扑打着翅膀笨拙地冲了过来。争抢着、推搡着、喊叫着，点着头笃笃笃啄了起来。她说，你看，都是饿死鬼，能吃，就是一个鸡蛋渣也不下。
　　 她有两个儿子，老大二十七八，老二二十三四，两条光棍，都到外面去打工了。丈夫已经去世了好多年，什么病，她没说。家里就留下了她孤零零一人，看家、种地，全靠她。她说，这几年身体越来越不行，胃疼，头疼，尤其睡不着觉，眼睛闭上，心里亮清，整夜醒着。第二天眼睛就疼得像针扎，已经好几年了，可舍不得花一分钱，平时只买袋盐，一个月连菜也买不了一次。一想起家里的穷，就像掉进了黑窟窿，地里的活，已经干不动了，割麦、种玉米、挖洋芋，她一个当两个男人使，早上踏着露水去，晚上顶着月亮回，可一年的收入微薄的还没有一张纸厚，庄稼用她的话说，只能养活她的命。两个孩子都在外面的饭馆里干，挣的钱自己就花完了，给家里一年也就给个三五百元。也不争气，快三十的人了，还混日子，她也管不到那里去，爱咋就咋去吧。她说着，红眼圈里漂起了灰暗的泪花。
　　 她说，出去打工，家就荒了。再说，也没有人要她一个老婆子。让她最揪心的还是儿子的婚事，家里两条光棍，面对高得能捅破天的彩礼，她无能为力，一分钱也掏不出。即使有钱，也没有姑娘愿意到这里来，即使有，也没有钱盖房让他们住。她真的无能为力，无能为力。说着说着，眼泪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像泉水，不断地涌了出来，滑过古铜色的脸庞，泪水映着血丝像一汪鲜红的血在颤抖，在破碎，在融化。
　　 她说，当家长的一辈子给孩子操的两件事，盖房和攀媳妇，她一件也没有干成。丈夫死得早，把什么难心事都留给了她，撒手不管了，她也想死了，啥心也不操了，可死了又能怎么样？又能怎么样？她哭着，已经说不成话了，沾满草汁的裂开的手不停地擦着眼泪。
　　 离开之前，她让我们进屋坐坐，喝点水。屋子摆设简单，有台17英寸的电视，她说坏了。黑黄的梨木桌子，她说是丈夫做的，他是木匠，一对染了黄漆雕着锦鸡的木板箱，她说是她结婚时的嫁妆。那时候结婚真便宜，男方家给她家赶去了一头刚生下两个月的黑驴娃，就是彩礼了。你看现在，都能吓死人。她叹了口气，给我们指两个儿子的照片看，都是精干秀气的小伙子。她说，就看娃的命了，有本事就在外面哄一个，没本事就打光棍。离开时，她要去耕麦茬地，和我们一起出了门，打过招呼。她一手牵着瘦黄牛，一手扶着扛在肩上的犁，走了，留下了一副模糊的满是辛酸的剪影。她就是母亲。一个穷母亲。
　　 事情已经过去快两年了，也不知道现在，两个儿子是否在外面领上了媳妇，但愿都有了。操碎了心的母亲是否晚上能睡着了，但愿每夜能有个踏实觉。那群母鸡是否生蛋了，瘦黄牛是否长膘了？但愿，日子会过得好一点，但愿母亲的眼睛里流的不再是血。
　　
　　 三、哭泣的蔬菜
　　 通货膨胀如同洪水猛兽般，吞噬而来，受伤的还是穷人。物价的普遍上涨，让百姓先是半信半疑，随后确信无疑，最后就是唉声叹气。可人活着，就需要物品，没有真空生活，虽然昂贵的价格揪得人心疼，但油盐酱醋、蔬菜水电依然要割肉去买。当然，有钱人，出手阔绰是不会存在这种揪心之痛的。
　　 到秦州区环西社区采访，高物价下底层百姓生活现状，虽不能用水深火热形容，但水涨船高的悲惨土壤依然让大家水土不服。那是一个老小区，靠近双桥，流淌着骚动的车辆和滚烫的红尘。红砖头堆砌的筒子楼见证着七八十年代的燃情岁月，是那么直白、炽热、坚实，是没有楼脆脆、楼倒倒、楼歪歪的。小区不大，分两边，八栋楼，清一色红砖。院子里用木桩围成了栅栏，栽了腊梅、玉兰这些不懂矫情的花。院子打扫得干净，也没有嘈杂之声。一看，这就是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区，富人都住在什么公馆、什么名府、什么花苑中，享受着和谐社会的从容与淡定。
　　 采访对象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大娘，姓毋，我一直记着这个特别的姓氏。陕西人，一说话就可以听出外地口音。头发花白，身体硬朗，穿一件灰白色对襟毛衣，一笑，脸上的皱纹会均匀地展开，一片和蔼。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老伴去世了近十年，一个儿子，在外省的一家企业上班。
　　 进了屋，收拾得干净整洁，虽然没有装修，还是旧家具，但纤尘不染。阳光细细地洒在玻璃茶几上，轻轻弹起来，又落到了水泥地上。简单地说明了来意，了解了大娘的基本情况，因为是跟踪拍摄她的生活，需要她去一趟菜市场买一些蔬菜，然后给我们算算菜价上涨后她一天的开销。她给我们倒水，玻璃杯洗涮了好几次，说，早上我已经买来了，再不去了。我们说，再去一趟，等于给明天买吧。她推辞不过，便答应了。
　　 下楼时，她说其实她早上没去买菜，昨天还剩了一个西红柿、半个菜瓜。中午和晚上弄点面条，一将就，就过了，还能省点钱。我的心里突然一凉，是难过，还是过意不去，或许都有。到楼下，她到一个晒太阳的人跟前拿了十元钱，我们没有在意。进了人流攒动，菜叶子、蒜皮子、葱胡子撒了一地的菜市场，像掉进了一锅饺子里，询问、争吵、讨价还价的声音滚动着，冒着热气，蒸发着。
　　 西红柿多少钱？哎，又涨了三毛。茄子呢，一斤多少钱？前两天不是还没有这么贵嘛。辣椒呢？也涨了，哦，看来又涨了。大娘转了半圈。只问了问价钱，没有买一棵菜。我们说，那你就买一点吧？她说，太贵了，等快中午时，剩下的没人要的烂菜便宜，她经常来买。我说我们需要拍摄一些你买菜的镜头，你就真买一些。她在西红柿和大白菜的菜摊前，询问了半天，都嫌贵，最后讨了半天价，才买了三个西红柿、一棵白菜。手里头那张攥得发皱的十元钱，最后剩下了几张毛票。她说，这些就够了，多了也是浪费。在一个卖红辣椒的摊前，看着好几个人在翻看、挑拣。她站住了，凑到跟前，自言自语地说，要是买一些串起来挂在窗台晒下，冬天吃，多好啊！她往摊贩的秤盘上放了一些，让称，摊贩说太少了，不够称，再多放些。大娘说，好了，够啦，吃不完了。我们知道，不是吃不完，而是她手头的钱不够了。我们往秤上又放了一大把，八元钱的辣椒，我抢着把钱付了。大娘竭力推挡，不让我掏，看起来很过意不去的样子，但我们知道她的难处和苦楚。
　　 回去的路上，她说，手头没一分钱了，等这个月的低保呢。那十元钱，是借的，说这些话时，她一直没有抬头，拎着装菜的布袋。有一根红嫩的辣椒把头探出了袋口，上面有一滴水，我一直不明白，那是露珠，还是辣椒的眼泪？
　　 到家后，我们要回单位，大娘执意不让走，要留着吃饭。我们想着她买点菜也不容易，怎么能给她添负担。但她拉着我们说，你们要走了，就看不起我这个老太婆，我经常一个人，挺孤单的，你们也算陪陪我。我们只好留了下来，她找了两个苹果洗干净让我们吃。帮她做饭，她不让动，说自己就可以了。她说，自己每个月的收入就是低保、抚恤金两样，也就五百元左右。由于住的是公房，掏过房费、水电费，也就余下二百元，还要吃药，留下买米面油和蔬菜的钱也就不足百元了。她一个人，吃饭特别简单，买一次菜，要吃好几天。有时候馋了也就想想而已，菜价涨了，为了省钱，她几乎天天吃面。儿子家境也不好，只有过年时才回来一趟，寄钱，她也不要。一个人就这么过了十余年。
　　 那一顿饭，大娘特别开心，做的米饭，西红柿炒鸡蛋和土豆片，很香。她老嫌自己做得不好，老嫌我们没有吃饱。她说有我们在，她今天吃得是最多的一次。那一刻，莫名其妙的难过突然在我心里翻腾。吃过饭离开时，她把我们送到了楼梯口，一直摇着手说再见，让我们有空了去她家玩，我们答应了。楼道里她一个人孤零零的身影，像棵落满了霜的白菜。那一瞬间，我听见了哭泣的蔬菜，把碧绿的眼泪流在了一位孤单的贫苦的母亲的手指上。
　　 一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知道毋大娘的身体是不是还依旧硬朗，也不知道继续上涨的菜价让她的日子又过得有多紧巴，一直没有去看她，很愧疚。真的希望，物价能便宜一点，让朴素的、贫穷的、善良的母亲，能多吃一顿菜，真的不希望，哭泣的蔬菜，流着母亲贫血的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