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长假在家一口气看完了老鬼的《我的母亲杨沫》。如同之前读他的《血色黄昏》、《血与铁》一样被深深震撼。众所周知，他的震撼力来自于他的真实——对“文革”历史和自身成长经历赤裸裸、残酷的真实写照。
　　 但组成这“真实”二字的要素又是什么呢？直到读完这本书，我才从震荡中冷静下来做了些认真的思考。
　　 这种真实的力量首先来源于他特殊的出身和生活经历。
　　 他是老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杨沫的小儿子，但千万别以为他因此从小在知识分子的书香门第中熏陶成长。他出生之后就被扔在河北老家由姑姑养到四岁才“进城”，由于从小在农村，一身农民习气根深蒂固，更由于他的父母是只懂革命，不近亲情的“超人”，所以他始终无法融入这个家庭。在冷漠、僵硬的亲情中他长大为一名高中生，1966年高三那年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疯狂的政治运动与长期的孤独压抑以及青春期的荷尔蒙相撞，老鬼压抑的情感似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随大流卷入各种校内校外的运动，曾亲自押解着胡耀邦参加批斗大会。“大串联”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受同学煽动组建的“毛泽东抗美铁血团”为了筹措赴越南支持抗美援越活动经费和表明决心，他率领团员对自己的家进行了抢劫。在广西中越边界穿越热带丛林，经历毒蛇蟒兽和越南民兵追捕的九死一生被遣返回北京后又去西藏。长途跋涉不仅险象环生，而且从一个同学亲戚家里偷到梦寐以求的真枪。返回北京不久因为“枪案”案发被送进海淀区看守所，和老贫农强奸犯、三建坏头头、贪污犯关押在一起，亲自经历了饥饿中犯人怎样小心翼翼分食死掉同号饭碗里留下来的窝窝头。获释后不久随上山下乡的洪流与几个“死党”同学一起赴内蒙古锡林浩特大草原插队。在那里因为打架和在“开门整党”中给指导员提意见被打为“现行反革命”，游斗、关土牢、隔离在深山里劳改，像野人一样生活。一直到1975年内蒙古兵团解散，知青们各奔前程，他才在父母的帮助下摘掉“反革命”的帽子赴山西大同成为一名煤矿工人，但1978年恢复高考后，在学校里成绩并不好的他却神奇地考入北大中文系，华丽转身成为一名北大学生！
　　 历尽磨难，痛定思痛，从1975年他便开始奋笔疾书，实录自己经历过的那段特殊岁月。1987年《血色黄昏》横空出世，如同“炸了一颗原子弹”（老作家王蒙语）。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历史的洪流继续奔涌而出，1995年的《血与铁》是《血色黄昏》的前传，详细追述了自他出生后经历的“新中国”的整个历史，2005年他又推出了《母亲杨沫》，将自己的高干家史，生活中真实的杨沫更详细、更真实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他就是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山狼海贼，他又是一个被困荒岛挑战生存极限的鲁滨逊，他又像大闹天宫的孙猴子一样顽劣之中孕育着慧根并终成正果。他那特殊的身份和经历把那个疯狂、畸形的年代映照得最为清晰、透彻，所以只有他能写出如此震撼人心的东西。这种特殊的遭遇实录下来就是传奇的（纪实）小说，没有虚构，胜似虚构，不用技巧，却让同时代许多作家的文学技巧显得苍白而多余！
　　 这种真实的力量更来自他彻底的思想解放和灵魂超脱。
　　 仅仅有真实、传奇的经历本身并不等同于成功。以怎样的态度，怎样的勇气去“起底”那个时代和自己的灵魂才是最要紧的问题。
　　 “文革”不仅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更是人类历史上关于“共产主义”神话实验与反思的活样本，这种反思的结论如何，都需要首先还原和呈现真实的历史面貌，老鬼作品的价值也就在这里。他并未从政治反思的高度去推理分析，去大发宏论，他只是诚实地做了最基本的工作。他自己也说的明白——“我的经历，是一代中国人的经历。那种社会氛围，那种生存环境，那种人与人的关系，还有我的内疚，我的忏悔，我都必须原原本本告诉世人，否则，我就没良心。”“我想，人活一世，应该明明白白，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留下一条真实的生命轨迹。”
　　 与他这种赤裸裸的真诚相比，官方文学史中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以及巴金一类的什么“真话集”不过是些遭遇侮辱后向隅而泣的可怜虫的不敢出大气的怨艾，不过是些被打进冷宫又蒙皇恩浩荡特赦的白头宫女的怯生生小哭泣罢了。最典型莫过于那位被誉为“大墙文学之父”的从维熙——遭遇“右派”和“文革”双重摧残，几乎历尽九死一生之后仍能始终站在“维护党的尊严”的前提下，去“反思”那个时代和那段历史，那副糊涂、麻木而愚忠的嘴脸实在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从二者的分野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老鬼的作品为什么可以震撼我们的灵魂——这才叫“伤痕”，这才叫“反思”！
　　 历尽劫难之后，不如此揭露伤痕，不这样彻底地反思，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仍然没有希望，我们迟早还会重蹈“文革”的覆辙！我们一直愤慨日本右翼不敢正视其侵略的历史，我们自己做到正视、反思自己的历史了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经济是高速发展了，可一党专制、个人独裁的“人治”方式何曾改变？以这种方式发展经济的恶果、苦果我们难道不是正在品尝？这种经济的发展方式和种种虚假空洞的考核指标与当年的“大跃进”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我们机关里现在仍然运行如常的一场场旷日持久、劳民伤财的“学习”“教育”活动，种种超越宪法、法律的纪检、“维稳”组织，和种种幕后操作却决定一切的“领导小组”，那种唯领导意图是从的政治文化与当年文革中的情形究竟有多大区别？
　　 我们需要反思的太多。我们根本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反思。
　　 但老鬼不是抽象地书写历史，而是通过揭露真实的人性来再现真实的历史，因为他知道所谓历史是人的历史。这更需要超人的勇气，因为写人不仅要写别人，更要写自己，写自己的家人。这好比为艺术而做人体模特，要有勇气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站在聚光灯下。直接看两段他的文字吧。
　　 文革中有些斗争的真实动机是这样的——
　　 现在学校里的牛鬼蛇神完全掌握在学生手里，对老师有仇的学生，开始了无情的报复。凡考试不及格的；被老师批评、处分过的；毁坏学校公物被罚款的；想当干部、三好生，想入团入党未能如愿的，全拿打老师出气。初中的几个男老师孙宝诚、大徐等班主任挨得最惨，被打得好几天都走不了道儿。不少女生也抡着皮带猛抽，像神经病一样，一会儿说这老师流氓，一会儿说那老师流氓，反正所有的男老师都是流氓。孙宝诚老师的脑袋开始秃顶，四周有几根毛被精心保护，盖在头顶上。某女生一剪子就把这几根毛儿剪了。
　　 插队时被流放进大山里独自劳改的情形是这样的——
　　 闲散，没有目标的生活最难熬。山上最大的刺激就是什么刺激也没有，没有人看，没有人知，没有人关心……什么也没有。时间一长，生活就是一片空白，极难忍受。独自生活在石头山上，才明白了浩瀚的静也是那么难以忍受，那么不舒服。一点儿也不夸大，石头山上没有风的时候，那无边无际的寂静，像月球一样的静，静得能听见自己脑袋血液的流动声，能听到老鼠奔跑。如同死亡世界，令人发毛，好像一切生命都统统灭绝了，非歇斯底里吼叫一番，才觉得这世界还有活物。一个人独自生活，天长日久，丧失了羞耻感。在人迹罕至的荒山上，整个社会就由自己一人组成，我即宇宙，宇宙即我。偌大石头山跟间小屋一样，可以脱得赤裸裸，可以恣意妄为。我常常站在山顶，解开裤子，朝着血红的太阳撒尿，或者蹲在最高的石头上，将屁股对着团部的方向哗啦啦开炮。
　　 他笔下的母亲、革命作家、《青春之歌》作者杨沫是这样的——
　　 芥川龙之介的感伤小说让她流了不知多少泪。小林多喜二的左倾作品则激发了她对革命，对动荡生活的向往。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他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她以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为荣。这些是她北平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更有怕死的一面。堡垒户王寿云的孩子说：当村里一有狗叫时，杨沫就很紧张，我母亲就安慰杨沫：不要怕，有我就有你，敌人来了咱能对付。
　　 观察母亲的所作所为就会明白，世界上真有对家人冷淡对外人热情的人。如同她的母亲整天醉心于打牌看戏，我的母亲整天醉心于写作，都同样不管孩子，儿女情很淡。
　　 父母整天上班，把我交给一个做饭的小脚老太太照顾。我与老太太住在饭厅，父母出门很少带我。我的天地就是：厨房、饭厅以及那养着一群鸡的、光秃秃、脏兮兮的东院。我和父母待在一起拘束又拘束，没话说，还总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无论谁来了，要吃饭就得提前通知她，给她粮票，否则没你的饭吃。垃圾箱里，我常常看见父母吃过的饼干包装、高级糖纸、鸡蛋壳……为了保命，他们经常买高价点心吃。父母和孩子之间被粮票划出了深深的界限让我终生难忘，起码我们家是这样的。在饥饿面前，彼此斤斤计较着粮票不给饭吃，哪怕是亲儿亲女，亲兄亲妹也不给。
　　 最后，这样真实的力量还需要文学慧根的支撑。
　　 无论记录如何的真实，灵魂如何的超脱，毕竟还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老鬼的文字虽然如同石头一样不加雕琢，却流畅、清晰、生动，沉重结实，落地砸坑。他没有经过“文学青年”式的探索和训练，开笔就能浑然天成、大气磅礴，除了从小耳濡目染读书多之外，只能用天赋二字解释。所以，单就这一点讲，如同大仲马最好的“作品”是小仲马一样，杨沫最好的作品也是她的儿子老鬼，而不是那部《青春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