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环山，只有北侧一条沟通向山外，山体巍峨高大、连绵不断，山的阴面生长着些油松、刺槐、和不知名的树木，更多的地方则是愣青愣青的大石头，突兀而险峻。沟里的杨树高大而粗壮，山坡的低缓处，有着零星的小面积耕地梯田式地往下走，沟在山脚处狭窄而急促，干枯的溪水沟，杨树依沟而长，有大小石头铺成的小路坑坑凹凹，然后是院落、人家。最窄的地方也只能容纳一户人家，沟继续往北延长，东南侧的山体开始变缓，西侧越发峭立成岭、成峰，溪水沟在这里开阔成河套，二百米的距离内形成了一个小小的盆地，坐落着三十多户人家，这就是父亲出生的地方，辽西一个叫做石场村——上石场村民组的地方，偏僻而蔽塞，我们习惯地称之为老家。
　　 石场村分上下石场，下石场村民组再往北千余米处，大约有五六十户人家，也同样淳朴而贫穷着。我县实现村村通公路后，公路也只能修到下石场的村口，时至今日石场村里也没有通上公路。
　　 打我记事起，祖父、祖母均已去世，老家最亲近的人就是大伯父。大伯父对父亲有着浓厚的感情，这感情接连呢也世袭着我。
　　 小学三年级前的寒暑假和学前的那段时光基本都是在上石场度过的。当时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小城镇里的生活刚刚好转，农村虽然穷，但还不是很明显，每个家里都是好几个孩子，多的七八个，少的也三四个，石场村的农民仅仅凭着种地，也能解决温饱，不在乎家里多一两个吃饭的。童年和学生假期让我难忘的是石场那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翻天地覆、热火朝天的肆意玩耍。大伯父家里兄弟三个，姐妹两个，大哥、二哥、大姐、二姐都长我很多，每次去长我三岁的三哥就成我的贴身保镖和专职玩伴，上石场里同我们年龄相仿的就有十多个，下石场村民组孩子更多，翻过山还有村落，十里八村的人有都亲连着亲，大伯父当时是乡里有名的石匠，经他手打造的石碑、石碾子、石磨盘乡里遍村都是。大伯母勤劳宽厚、大伯父豪爽好酒，石活儿换钱的少，换酒的多，也换来了一定的威望和名声，所以我和三哥走到哪里都颇受欢迎。每天早晨吃完饭，我和三哥就上下石场的窜缀着孩子们玩耍。那时溪水沟常年流水，即使冬天，上层冻住了，下层仍有活水流动。夏天我们在河套里憋鱼，在大水泡子里练游泳，冬天砸冰窟窿摸鱼，在河套里滑冰，什么掏鸟蛋、捅马蜂窝的家常便饭了。人多时，特别是有大孩子带头时，我们就敢往大山里去，翻石头抓蝎子、捉蛇，爬到最险的悬崖偷鹰蛋，借着猎枪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追野兔，打野鸡，围攻袍子，听说山里有狼，放羊的丢了羊，十多个孩子埋伏在羊群吃草的山里四五天，追踪狼的踪迹，狼倒是没碰上，但大袍子真的成功猎守过，根本不用担心午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或者离谁家近就在谁家吃，没有村民在乎吃喝，也没有孩子意识过危险。夜晚降临了，哪里有年轻人的牌局，哪里有人摆象棋摊，我和三哥就往哪里钻，观战时间太晚了，就在那里住下了，无所顾忌。现在想想，那是最美好的时光，最美好的童年，最美好的老家。
　　 再大一点就没有哪些大把的时间了，只在快过春季前，随父亲回家探亲。石场人百余年来以跳出石场的人为荣，以跳出石场为梦，父亲十八岁那年当兵走出了石场，复原后也只是矿山救护队的一名普通工人，但回到家里，仍然很受尊重。后来父亲升到中队长，乡亲们更是刮目相看，好像父亲在外面做了多大官似的。每次父亲先是在大伯父家摆上几桌酒宴，招待村里的亲戚朋友，多时竟达五六桌之多，最少时也都两桌，常来的有我的老爷爷（祖父的亲弟弟）及其家的我的几个叔伯，我的老姑父，大姐、二姐家的公爹，二哥家的岳父，父亲的发小（结义兄弟），族里有名望爷爷辈分、叔伯辈分的几个人，后来的有村支书，村长等人，接下来的多则十来天、少则四五天父亲和大伯父每天至少两顿酒排着号的有人请，我们家族遗传都是大酒漏子，父亲和大伯父更是家族里的佼佼者，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大伯父最高兴、最惬意的时候。
　　 父亲和大伯父整整相差十六岁，其感情是长兄为父，但还不仅仅是这些。懂事后据我的母亲唠叨，父亲共弟兄三个，二伯父很小的时候就过继到外省的家族了。家里就兄弟二人，祖父去世时只有兄弟二人在身边，祖父口头留下遗嘱，留下的五间房产和些许田地你们兄弟二人就平分吧！祖父之所以留下这样的遗嘱还另有缘由，缘由就是父母结婚时祖父家里没有钱，也没有出钱，，以至于多年后母亲仍然揶揄父亲。父亲是矿山的工人自然不能要这些遗产，但这个遗嘱却大山一样压在了大伯父的心头，这还是大伯父一次酒后和母亲诉说的，父亲此前一字未提。
　　 喝酒是东北人的爱好，有时也是工作中的一项内容。酒成全了父亲，也殃祸了父亲。由于常年喝大酒，父亲五十岁那年就得了脑血栓，工作从生产一线退了下来，也无法再下客车徒步两三个小时去看大伯父了。大伯父每年在腊月小年之大年之间来我家与父亲一叙兄弟之情。我的三个哥哥轮流陪同，有时大伯父也单独来，每次都是年豆包、血肠、蘑菇、猪肉、小米等等农村特产应有尽有，那时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农村不是盛产这些，只是在最好地节日把最好的礼物送给了最亲近的人。
　　 九五年我结婚，大伯父率领老家一行人来参加婚礼，随的是最重的礼。次年我儿子出生，大伯父又派大姐、二姐、二嫂子送来鸡蛋和钱。当时的情况是我所属的煤矿破产在即，连续半年以上不开支，我的经济状况十分不好，虽知道大伯父好酒但仍没有挤出钱来给大伯父带回酒去。年底，大伯父仍然带着农货来家里，还特地分出了我的那份，我舔着脸敬酒，大伯父看出我的尴尬道：“阳子（阳子是老家长辈或哥哥姐姐们对我的特称），没事，企业不景气，大伯理解你，你有心就行，日子会好起来的”。我羞愧的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只好以酒盖脸。
　　 九十年代后期，一些农村经济已经开始好转，但石场村的半山坡地依然靠天吃饭，也没有像样的农副业，依然很贫穷。伯父家大哥只比父亲小了四岁，天生就是小儿麻痹，干不了农活，打我记事起就给村里放羊，最大的快乐就是喝点小酒、耍点小钱，大伯父的石活儿很少有人要了，大姐、二姐就嫁到了本乡，条件比石场还是要好些的，三哥就常年在乡上、外地打工。条件最好的、最出息的就数二哥了，二哥高中毕业先是在农村当民办老师、后又转正当了小学的校长，最好时也做到乡的总校（乡上所有小学和在一起管理的学校）校长，一双儿女学习都非常好，所以大伯父家的所有事基本都有二哥挡着。三哥性格木讷，只知道干活，三十大几了也讨不上媳妇，很是愁人。大伯母一生操劳辛苦，可以说没享过福，她的去世，使原本贫穷的家更是立马没有了家的样子。
　　 在二哥的努力下，大伯父举债为三哥娶了亲，谁知新媳妇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分家，一定要和大伯父、大哥分开过。其实也能理解，一个新媳妇如何面对三个大男人的家呢？三嫂子我见过，并不是什么峥嵘之人，贫穷是家里最大的障碍。这样家里就剩下大伯父和大哥两个人。
　　 2000年后，我调到了林场工作，所工作的工区离大伯父家仅仅四十分钟的摩托车程。我的个人经济状况也好转起来，一有时间我就请求有摩托的同事或护林员帮忙带着我去看望大伯父。
　　 第一次去时正值初冬，大伯父穿了一双高帮黄胶鞋，腰上扎了一条黑宽棉布腰带，一身旧的黑色老式棉衣棉裤，既没有内衣，也没有外衣，这一形象多年前如此，若干年后还如此。我的印象中大伯父从来就没穿过新衣服，到我家来，从内到外，从头上到脚上都是父亲给的。大伯父很惊讶，把我和同事让到屋里，屋里空空如也，我放下酒就要走，大伯父坚决挽留，随后就去小卖铺赊烟赊挂面赊小菜，又招呼恰巧在家的二嫂给我们煮面。前后到我们走，大伯父既激动又惶恐，激动我来看他惶恐着怕怠慢了我。为了免除尴尬，我又一次去时就带着酒菜，自己亲自下厨，也不用招呼别人，就大伯父、大哥、同事我们四个喝酒，我别的不敢说继承家族的什么，倒是能喝点子酒，所以每次大伯父都很高兴，酒是我们爷们之间最好的交流。这种交流一直持续到2005年，我调到了别的工区才逐渐减少。
　　 大伯父家徒四壁，但有一样始终有着“存货”，那就是他一生最爱的“酒”，所有的开销都为这个让路。父亲和我除了给大伯父拿衣物外最多的心意也就是酒。大伯父的子女更是如此。2008年，年近八十的大伯父在一次酒后摔断了腿，所有的人都劝他别喝了或者少喝点，但他高兴、郁闷、烦躁、疼痛时都要喝酒，所以出现了二次骨折、三次骨折，最后终于瘫在炕上下不地了，缠绵数月终大去了。因为父亲也在病中，老家没敢在第一时间告诉父亲，我当时在外地施工，等我赶到时，大伯父依然入土了，这也成为我心中抹不去的痛。
　　 大伯父去世后，老家便逐渐疏远了些，我知道老家再也没有那么在意我眷念着我的人了。最热闹的那一次就是二哥家的“小老虎”结婚。
　　 小老虎是石场村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是石场村最有出息的孩子。他考的航空学院，是国家重点大学，毕业后应聘到机场工作，高薪高职。2013年春天，他迎娶了她的大学同学，一个漂亮的上海女孩。上海来的新亲高傲而矜持，明显的不适应石场的偏僻和贫穷，为了表达我们家族的淳朴和敬意，负责陪新亲的大哥、三哥、二姐夫和我敬酒必干，在我的高歌猛进、灯笼火把中尴尬、沉闷的气氛一时也被炒得很热。新亲还是在客气、匆忙中结束了酒宴。
　　 送走新亲后，刚刚被钓上酒瘾的我竟一时不知所以。突然有人提议，都说你们家族能喝酒，既然今天你们哥几个碰的这样齐，干脆乐呵乐呵、较量较量呗！这个提议居然受到大家热烈欢迎，我们哥几个也没有反对，于是刚刚陪完新亲的我和大哥、三哥、二姐夫和主婚人二哥我们哥五个重新做到了一起。
　　 那是一次东北人真正的喝酒，之前喝的酒不算，我们五个又整整豪喝了六瓶子白酒，期间还有人单独到我们这桌敬酒，敬酒的、被敬的都逢酒必干，之后还不过瘾，我们五个人又畅饮了两箱四十八瓶子啤酒，震惊了所有参加婚礼的诸位宾朋。那次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在老家喝多，但我觉得值，觉得高兴，心下感觉那是大伯父去世后，我与众兄弟们最坦诚的一次交流。
　　 今年清明，儿子学校放假，父亲命我带儿子回老家给祖宗上坟。我带了七份礼物，除了大伯父家的五位哥姐外，一份是老姑的、一份是父亲发小遗孀的。我对儿子说，酒你就别喝了，可我一个人喝，估计这酒少喝不了，你就好好把车开回就行。
　　 到了老家，情况与想象的甚远。大哥超过六十了又是单身残疾，已到了乡敬老院养老；大姐在其儿子乡上开的店里看店来不了；二姐夫年前打工时残废了一条胳膊此时和二姐在养鸡场养鸡也出不来；三哥一家三口在外地打工不能回来；老姑正在陪老姑父在乡上住院。
　　 本应最幸福的二哥家中更是一团糟糕。小老虎在机场新进的体检中，查出了严重的“肝病”，此刻小三口就在二哥家养病，二哥本身就有严重的腰脱，在随后的检查中也被查出了肝炎，二嫂子几年前就被确诊为乳腺癌，一家人在悲戚的氛围中相互温暖。
　　 上完坟后，我先去敬老院看望了大哥，又去乡医院看望了老姑父。随后准备回城，但二哥说二嫂子在家做好饭了非得让吃一口饭再走。
　　 饭就是在二哥家吃的。只有二哥请来的刘大（父亲发小家的老大）象征性的陪我喝了一杯酒。席间，我们简单的交谈中我了解到，那个我幼时去他家做客时身裹被单的小女孩嫁到了外地，几年鲜有回来。那个幼时我去他家做客时光着身子的小男孩此刻重刑狱中，不久快回来了，而他只比我大两岁却是满头白发年像六十，守着父亲留下的几亩薄田和他的母亲一起过活。
　　 我沉默不语。我匆匆离开。
　　 回来的路上，广播里一个低沉而极具感染力的女子在朗诵舒婷的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
　　 这些年来，农村的政策越来越好，农村养老、粮食补贴、绿色通道、蔬菜大棚、鸡场、养殖基地等等，从质上发生着根本的改变，但老家还是很穷，人们从一种挣扎变换成另一种挣扎，虽艰难着，但依然前行着。
　　 这就是老家，我疼痛并热爱着，离开并牵挂着。